第一章 童少年的遭遇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六年）
　　我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旧历九月初十日出生于一个下中农家庭。家有茅房数间，荒土山地八九亩。山地种棕、茶、杉和毛竹，荒土种红薯、棉花。伯祖父、祖母、父母亲并我兄弟四人，八口之家，勤劳节俭，勉强维持最低生活。
　　我六岁读私塾，读过《三字经》、《论语》、《大学》、《幼学琼林》、《孟子》，余读杂字——《百家姓》、《增广》。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即废学。伯祖父八十开外，祖母年过七十，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家中无以为生，先卖山林树木，后典押荒土，最后留下不到三分地。家中一切用具，床板门户，一概卖光。几间茅草房亦做抵押，留下两间栖身，晴天可遮太阳，下雨时室内外一样。铁锅漏水，用棉絮扎紧，才能烧水。衣着破烂不堪，严冬时节人着棉衣鞋袜，我们兄弟还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和原始人同。
　　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老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彭金华）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 两升米，我已饿昏了，进门就倒在地下。我二弟说，哥哥 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祖母煮了一点青菜汤给我喝了。
　　正月初一日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讨米。”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 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棍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柘树蔸上一大堆寒菌，拣回来煮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以后，我就砍柴，捉鱼，挑煤卖，不再讨米了。严冬寒风刺骨，无衣着和鞋袜，脚穿草鞋，身着破旧和蓑衣，日难半饱，饥寒交迫，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真。
　　在这段幼年生活的时间内，思想上受伯祖父（名五十老倌）的影响较深。他是从太平军逃回家的，经常同我讲些太平军〔1〕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啦，平田土啦等等，我便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
　　我十岁到十二岁时，替富农刘六十家看牛，头年五文钱一天，第二年十文钱一天。大小两条水牛，每天要割三十来斤草，还要做其他活。夜深才能睡觉，破晓以前就起床，每日睡眠不足六小时。
　　十三到十四岁时，在离家不远的黄碛岭土煤窑做童工，拉孔明车（竹筒做的），抽煤洞里的水，每天十二三小时，工资三十文。为了多赚几文钱，每天还到煤洞里去挑一两次煤。这都是笨重劳动。背煤时，头顶油灯。巷道通风不良，卫生极差，经常发生事故——塌方、冒水等，一死就是十几人或几十人。
　　第二年冬，时近年关，煤矿亏本倒闭了，厂主跑了。在两年劳动中，我仅领得一年工资，其余算是白费了。我的背也压弯了，到现在还有些驼。在这四年中，我知道了富农和资本家对雇工的残酷剥削。
　　从煤矿回家已是年关，祖母、父亲、弟弟等见着高兴极了。小弟说，大哥还不穿鞋子，脚都冻裂了。我说没有钱买，煤矿老板逃跑了，散伙时工人每人只分了四升米。我的父亲听了这话就哭了。父亲说：“你现在又黑又黄，简直不像人的样子了！白替这些狗东西干了两年。”他把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又哭了。
　　十五岁这一年，在家打短工、推脚车、砍柴、捉鱼卖。当年大旱，饥馑严重，地主富商囤积居奇，饥民自发闹粜〔2〕，吃排饭（北方叫吃大户），我也参加了，被团总丁六胡子告发，罪名是“聚众闹粜，扰乱乡曲”。团防局〔3〕派人来捉，我有穷堂叔彭五爷，要我立即逃走。我说：“一文没有，逃往哪里去呢？”五叔说：“今天卖掉了一只小猪崽子，还有一串钱（一千文），你拿去做路费，逃湖里处做堤工吧。”我听了五叔的话，逃到湘阴县属的西林围，做了两年堤工，使我懂得了堤工局对堤工的剥削。
　　在这两年中，雨雪天气不能出工时，即到工棚附近地区民间去谈天。开始是无目的的。大概两至三个月，做完一段工程时，工棚要搬移他处。转移数处后，我与农民接触的范围也就大了，得出一个认识：即在湖南最富地区，贫富悬殊特别大，家无隔宿之粮者到处皆是。即像我家那样的赤贫户，也不是个别的。高利贷的剥削方式之多，达数十种，年息几达百分之百。
　　洞庭湖的稻田，主要是筑堤围坝而成的，堤工工资是包工加计件的形式。纵横各一丈、一尺厚为一积方，每方按取土远近和难易给以不等的工资；纵横各一丈、一尺深为一井方，工价略高于积方。各土方工价一角至五角者不等，工具、住棚和伙食，均需自备。收土方的尺子叫弓尺，比现在的市尺约大三分之一。其劳动组织形式：堤工局下设若干包头，包头下设若干棚头。工人编组最小单位是棚，每棚十五人至二十五人不等。合数棚至十数棚设包头。包头与棚头各抽工人收入的百分之五。对堤工局的监工和验收员，过年节、遇婚丧喜庆还须送礼。这些剥削都是很重的。
　　棚有记账员，不另开工资。每月或做完一段工程时，结账尾数如一百零一元，这一元即酬劳记账员。每棚有炊事员一人十五人以下者炊事员算三分工，即三分时间煮饭，七分时间参加挑土；十六人以上者，算四至五分工，与上例同；下雨雪不能出工时，炊事员亦按上述工分。我是挑土兼炊事员，所得工分最多。我做了两年半工，至一九一六年春离开时，仅得三担半米的工资。不兼炊事员的和害病缺工者，往往负债累累，即在湖区做长工，终生不能还乡。所谓洞庭湖区是湖南米仓，就是这些堤工的血汗和骨肉累积起来的。
　　有时，堤工也停工（即罢工），反对剥削和要求土方加价。我也参加过。但没有较好的组织领导，很少得到应有成功。堤工局那些董事等，无一不是剥削堤工来发财的。
　　童、少年时期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对幼年的生活经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注　释

　　〔1〕太平军，是洪秀全等为了组织太平天国起义于一八五○年七月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太平军余部继续奋战了两年多。
　　〔2〕旧社会灾荒之年，官府、地主、商人常囤积粮食，抬高市价。饥民被迫起来斗争，强迫他们平价粜粮，叫闹粜。
　　〔3〕团防局，是当时湖南等省都、团（相当于区和乡）的武装，是地主阶级镇压和统治农民的工具
　
　
第二章 湘军当兵
（一九一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一年）

　　　　　　　　　　入湘军当兵

　　一九一六年，湖南的督军〔4〕是北洋军阀〔5〕汤芗铭。汤镇压革命、屠杀人民，人民恨北军，迫切要求驱逐它。当时，反北军、反汤的秘密活动在湖南是比较普遍的，反北军的空气在民间秘密流传甚广，说孙中山和广西军队要帮助湖南人打北军。当时的国际形势，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有了一些放松，中国工业有比较快一些的发展。什么富国强兵，实业救国，这些欺骗性的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也就随之而来，这些对我也有影响。但当兵的主要动机，还是为了家庭贫困：当堤工不能养活全家。
　　我是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中旬入湘军〔6〕当兵的。当时我的年龄按生日九月初十日算，还不满十八岁（十七岁多），是勉强收录的。入伍时正值湖南驱赶汤芗铭（督军兼省长）。
　　我参军部队的番号是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师长陈复初，旅长陈嘉佑，团长鲁涤平，营长刘铏，连长胡子茂。开始当二等兵，月饷五元五角；不久为一等兵，月饷六元。当时伙食费每月一元八角至二元，每星期六吃猪肉。每月除伙食、零用，可剩三元八角，每月以三元至三元五角寄家。这时伯祖父已死，二弟当学徒去了，只有祖母、父亲和三弟三人。每月寄三元回家，勉强可以维持。
　　二师师长是反孙中山派，旅长团长是拥孙中山派。驱汤以后，谭延闿〔7〕主湘，第二师开湘西，三旅六团在七八月间开常德，第一营全部驻常德德山书院练兵。每日两操两课，共约八小时以上，营规很紧。尉级军官、军士大部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另有一部分是保定军官学校〔8〕二、三期学生，当排长和见习官等。他们有文化，多半担任学课，除军事文化外，有时也讲些爱国主义的东西，主要内容是一些富国强兵思想。他们受到行伍出身的军官的排挤。一九一七年秋，二师士兵和下级军官反对师长陈复初勾结北洋军阀傅良佐时，这些学生军官被反走了一批。
　　一九一七年夏，北洋军阀傅良佐〔9〕南来督湘，谭延闿司下台。傅部进占衡山一带时，同湘军第一师等部发生激战。二师三旅六团驻常德，五团驻桃源（余部位置不明）。下级军官和士兵反对北洋军阀，是年冬，组织兵变，我以营士兵代表参加。旅长陈嘉佑，团长鲁涤平暗中支持兵变，陈复初被迫下台。驻德山之第一营开驻常德县城西关。
　　以后，又反掉了一批保定军校出身的军官，推选了一些辛亥革命时期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加强了拥孙反北洋军阀的力量。约在秋中，独立第三旅六团（从此加上独立二字）开赴湘阴一带，会合第一师等部参加反傅战争。当时广西陆荣廷〔10〕也命桂军马济率部参加，名湘桂联军。经过岳州战役，年终进至羊楼司、通城线战月余。北军一部乘浅水舰，从长江袭占岳州。约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湘桂联军全线撤退。
　　北军张敬尧、吴佩孚、冯玉祥〔11〕等部大举入湘。张部占长沙、宝庆（邵阳）、醴陵、茶陵，吴部占衡阳、安仁，冯部占常德。桂军退邵阳，湘军主力退郴州、永兴。独立第三旅在衡阳以南、耒阳城以西地区，经过数战后（连长李泰昌阵亡，李培世接替）退守茶陵之湖口墟及酃县。六团退守浣溪圩，因绕经宝庆、衡阳、耒阳，约在四五月才到达。鲁涤平曾任旅长，后改换林修梅（林伯渠的哥哥），驻酃县之天子坟。林伯渠任旅经理处长（即现在的旅后勤部长），据林老以后说，林修梅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继组湘粤桂联军，防北军南犯，但未见具体行动。张、吴占宝庆、衡阳、茶陵、醴陵后，也未继续南进，遂成相持局势。
　　湘桂军这次退得很乱，也很急。退到湘潭时，我连驻唐仙桥，我去姑母家（谷长太十一总河街木器店自做自卖）约两三小时回队，连已向宝庆方向撤退（见六团收容部队贴的条子到宝庆集合）。我即向湘乡赶队，在途中遇着掉队的何德全，我们一路同行，一直到达浣溪圩赶到了连上。部队经过长途行军作战，兵疲体弱，疾病流行，特别是得疟疾的多。经费虽然困难，但办公、医药费还是照给。当时医药费不够，办公费有余，我对连长李培世建议，以办公费补医药费，李不同意。我说，钱有什么用？“护法拥宪”人重要，李未吭声。当时我感到李爱钱如命，其他还好。
　　过了两天，到黄公略处，恰遇袁植，他问及连中病人情况，我说很严重，有时担任警戒都成问题。袁说：“听说你要消差呀（官叫辞职士兵叫消差）！”我说是的。袁开导似的说了一番。第二天满腔爱国热情的公略来到我处〔11〕 张敬尧，北洋皖系军阀。当时任第七师师长、湖南督军。吴佩孚，北洋直系军阀。当时任第三师师长。冯玉祥，当时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说：“营长不准你消差，以免影响别人，忍耐一点吧。”我说：“上星期一个中学生李灿来当兵，现在第二班。”并把李灿介绍给他，从此，我们三人就成了亲密朋友。不久，连长李培世因病辞职，周磐接替。
　　当时敌军张敬尧一部驻茶陵城，六团向该敌轮流派出连哨（土桥）警戒，但互不侵扰。
　　六团驻浣溪圩一带近两年未移动，用护法（即拥护孙中山的临时约法）、统一中国的口号来欺骗群众。供给（粮食）就地筹，以田赋做抵。士兵平均发零用钱五角至一元，每日油、盐各四钱。这点微不足道的经费，还是靠广东接济。部队自种蔬菜，喂猪，砍柴火。训练时间每日四五个小时，管理也不如过去严格。六团部在浣溪圩办有临时训练队，课程是小教程，即典范令等。文化方面，国语内容是立志、爱惜光阴，有时也讲些列强侵略瓜分中国，我们要富国强兵等道理（名曰精神讲话）。教员是有文化的军官，学员是从连队中挑选的，每连十至十五人不等，不脱离职务，分为上午、下午两班，在原连队住宿吃饭。每日上课不超过三小时，一个月有一次至两次作文。每月除军事学科考试外，还有作文考试，连队操课照常参加。我参加了学习，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大概十五六个月），在语文学习（文言文）上也有一些收获的。军阀们开办这样的训练队，是为了培养走狗，笼络人心，巩固部队。在这里我交了约二十个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做朋友。大家主要是相互勉励，以救国爱民为宗旨，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婆），不扰民。


　　　　　　　　　　被派到北洋军阀部队侦察情况


　　大概是一九一八年七月，营长袁植对我说：“旅部叫选派一人去长沙，侦察敌军后方内情，想派你去。”我说：“内情不易侦察，我在那里没有熟人。”袁说：“主要是去长沙府正街某茶庄，找你老连长胡子茂，他会向你谈的。同时，请他前来帮忙——当军需正。去时经安仁、衡阳吴佩孚防地，返回时，经醴陵、茶陵张敬尧某部防地。问子茂军情要婉转些，不要使他察觉是来当侦探的。”我承允了这个任务。
　　这次去长沙便道经衡山，回家住了两晚。到湘潭老班长郭得云家和姑母家停留了三四天。郭告诉我北军的一般情况：相互打架、凶杀；传说张、吴不和，但不知为什么；老百姓恨北军，望南军。
　　在长沙住了两天。到府正街××茶庄（可能叫×湘茶庄，记不起了）见到胡子茂。闲谈数语后，我即告他，袁营长请他去当军需正。胡犹豫了好一会儿，说：这倒是自己的事，应该去帮忙的。现在老百姓恨北军入骨，望南军心切。我问：“北军内部不和，真假如何？”他说：“北军上下都不和，可能会有变化，但现在还不明显。”还谈的其他事项已记不起来了。知他胆小怕事，未在他家住，他也未留住。临行时，我问他何时去袁处，他说，过一些时，方便时，先去看看。
　　在胡处告别后，即去*梨市杨家公屋替振湘送信。他是我连由班长提升排长不久的，他家很贫穷，大概捎了十余元回家。在他家住了两晚，问了他哥，何德全家离此多远？他说不到十里。我去何德全家住了一晚，是朋友看望性质的，即回长沙。想搭车去醴陵经茶陵返浣溪圩，在小吴门车站，被北军军警缉查处逮捕，关禁半月余，受刑审讯数次。其中有一次实在难以忍受了，想承认是侦探，死了就算了吧！但马上又想到这样不行，我来当侦探，未完成任务，反为贼用。我不承认而死，贼奈我何！我就说是到长沙找工作。无其他口供，又无其他证据，终于取铺保释放了。铺保是我乡梁六十嫂（寡妇）集股开的织袜厂，厂名叫楚×织袜厂，已记不清。
　　获释后，经醴陵、茶陵回到浣溪圩，时约八月终。


　　　　　　　　　　驱张战役


　　一九一九年春夏之际，湖南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战役已秘密开始。当时冯玉祥、吴佩孚与张敬尧分裂，吴、冯两部北撤，张部孤立，湘军乘势进攻。独立第三旅六团大概在三月下旬由浣溪圩经耒阳、祁阳、文明司，四月中旬向宝庆之张敬尧部进攻。第一仗追至永丰和宝庆之间；第二仗追至永丰与湘乡县城之间；又追至湘阴以东之白水车站附近，打了第三仗；追至临湘以东，打了第四仗，张敬尧部绝大部分被消灭了，退入鄂境者只是极少数。但在湘阴以东之役，还残存少数敌人流散为匪（未打扫战场），第六团又乘车返归义，消灭该敌后即驻新市街。驱张战役为时延续四个月。
　　接家信，祖母病重，请假一星期回家。周磐批准十天，往返路程四天，在家六天。时值收晚稻，我在贫农胡月恒家帮助收稻两天，在周六十家收稻两天。当时周是富裕中农，听说他家到全国解放时，发展到小地主。在家砍了两天柴，即按期回队。
　　在驱张敬尧战役中进攻宝庆时，排长李润生负重伤，后不知下落，可能死了。连长周磐令我代理，后不久追张残部至湘阴境内，正式任命我为排长。我入伍三年，由二等兵到一等兵，不久当副班长、班长，在讨张战役近结束时当排长（但记不清驱张战役是一九一九年还是一九二○年）。在这三年中，十月革命对我有刺激，对于其他士兵朋友也同样有刺激，由于军队严格封锁，不易及时得到真实情况。但占领长沙、岳州后，交通便利，不像在湘南那样闭塞。


　　　　　　　　　　闹饷〔12〕风潮


　　一九一九年底或一九二○年底，外省军队全被驱逐出境。张敬尧部绝大部分在湖南被消灭，湖南军阀缴获很大，将湘军整编为四师十旅的大军，湖南全省得到表面上的统一。
　　湘军自一九一七年反傅良佐部失败后，退守湖南一隅，积欠军饷达二十三个月之久。过去以护宪护法爱国、开办训练班培养人才、反对北洋军阀、打倒张敬尧发清欠饷、统一中国等名义欺骗士兵，来维持军队统治。在张部全歼后，湘省统一，旧欠未发，新欠继增。士兵要求立即发清欠饷，以后按月发放，不准克扣。近十万军队不约而同，同时闹饷，一呼百应，向长沙开拔。各师、旅、团、营、连均设有军代会，由士兵推举代表，长沙设有军总代会。军队一切行动只听代表命令，其他任何长官命令都无效，秩序井然，表现士兵有高度自治能力。在平江、醴陵杀了两个区司令（相当现在的军分区），据说是因为他们阻拦闹饷。当时军队士兵代表权力高于一切，各级军官对本部军队均失去控制能力，全省军队在军队士兵代表指挥下向长沙集结。六团由新市街一带开到归义阳罗江畔）车站集结，准备开长沙，后因得到某种妥协办法解决欠饷，即停止在原地。团长刘铏坐着流泪，一言不发；营长袁植、连长周磐的态度是只要不扰民，对士兵代表行动表示赞成。这些闹饷因没有政治领导，遂被狡猾的赵恒惕〔13〕利用和破坏。其办法是：发欠饷证，以田赋做抵，分作三年还清，到期各在本县政府领取。这个办法很毒，基本上瓦解了军队士兵代表会。对有些代表加以利诱和威胁，如许以保送升学，实际，后均无着落。
　　我没有受到威胁和诱骗，且从这次兵变运动中得到了经验：士兵一旦觉悟组织起来，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这对我以后组织士兵会，实行士兵自治有积极指导意义。


　　　　　　　　　　关于援鄂自治之役


　　消灭张敬尧部后，一九二○年整编了部队。湖南军队大扩编之后，必然要扩大地盘。赵恒惕主湘，借口联省自治〔14〕，实行封建割据；为了扩大势力，借援鄂自治之名，图窃夺湖北地盘是实。一九二一年夏，湘军深入鄂南，打到贺胜桥时（离武昌不远），被吴佩孚和肖耀南所部击败。吴、肖部海军陆战队占领岳州，截断湘军后路。湘军一溃千里，退到长沙、湘阴一带，兵力损失过半，到处奸淫抢掠，民不聊生，民情愤怒，湘人治湘的欺骗迅速破产。
　　援鄂战争出动时，第二师是担任正面攻击，沿铁路北进。六团是从岳州及其以南某车站乘车北进的，我调到三营十一连（该连连长病了，请假离职），败退回湘，约是七月底。六团集结长沙，稍事休整，全部开南县。团长袁植命我代连长，率加强排（四个班）分驻南县之注磁口，时间大概是八月中下旬。在该地驻一月左右。该地有少数散兵湖匪骚扰。
　　由于援鄂失败，向外扩张地盘无望，湘军内部矛盾又重新尖锐化。表面上是保定系和士官系军阀联盟排除行伍系〔15〕，实际上是重新分割省内地盘。一九二四年秋季，爆发了前者排除后者的武装冲突，行伍系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等部数万人被迫逃粤。湘军分裂，削弱了湖南反动势力，增强了广东北伐势力，又促使湘军内部进一步分裂，唐生智〔16〕联粤北伐是其一例。很多士兵和少数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迫切向共产党找出路，但是找不到门路，自己又没有办法，我也是当时这类人之一。
　　 援鄂战争时，我仍在六团一连，没有受到损失，人枪还有增加，这是由本连士兵串联来的。但六团其他营连的损失均过半数，还有达三分之二者。这些减员的绝大多数是逃跑了，而不是伤亡了。为什么一连士兵不逃亡呢？当时的经验只有两条：一是经济公开，连中略有公积金（办公、杂支、医药、截旷〔17〕等开支的节余部分，积存起来），用于士兵公益事业；二是废除肉刑，即不笞责、罚跪等。对犯了军风纪的士兵代之以劝告、记过、罚站。上述两条的坚决贯彻，是旧式军队士兵最积极拥护的。此外，救贫会在连内的秘密活动，对巩固部队也有一定作用。

　　注　释

　　〔4〕督军，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管辖一省的军事首脑。督军总揽全省的军事政治大权，实行地方封建军事割据，是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
　　〔5〕北洋军阀，是袁世凯建立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丸五年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一年袁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窃据总统地位，培植党羽，形成了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一九一六年袁死后，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历时十七年的北洋军阀从此覆灭。
　　〔6〕湘军，清末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湖南建立的封建地主武装。此后到北伐战争，湖南的地方武装一直被称为湘军。
　　〔7〕谭延闿，当时是湖南省省长兼督军。　
　　〔8〕保定军官学校，即陆军军官学校。清末创办于保定，设有步、骑、工、炮、辎重等兵科。
　　〔9〕傅良佐，原任北洋政府陆军次长。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积极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八月派傅任湖南督军。
　　〔10〕陆荣廷，旧桂系军阀首领。一九一七年任两广巡阅使，同年十月，派兵援湘。一九二四年九月下台。
　　〔12〕在旧军队中，长官往往以各种名义和借口克扣士兵的饷钱，甚至长期不发饷。士兵起来同克扣饷钱的长官作斗争叫“闹饷”。
　　〔13〕赵恒惕，军阀。当时任湖南督军、省长，曾提出过“联省自治”主张。一九二六年下台。
　　〔14〕联省自治，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部分军阀为保持地方割据而提出的实行地方分权制度的主张，即以省为自治单位，联合各省组成“联省自治政府”。这一主张在北洋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二十年代前后，曾风行一时。
　　〔15〕士官系、保定系、行伍系，指湘军中不同出身的军官派系。士官系，是指由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保定系，是指由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行伍系，是指由士兵出身的军官。〔16〕唐生智，当时任湘军第四师师长。北伐时，任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总司令。〔17〕截旷，旧军队编制中的空额。按编制发放的薪饷及其他费用中属于空额的款项叫旷款。经上级同意截留旷款作为正用就叫截旷。

第三章 立志救贫
（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五年）
　　　　　　　　　　杀恶霸地主欧盛钦


　　南县注磁口是一个有三百户左右的小镇，物产甚富。稻米最多，水产丰盛，家禽家畜产量亦大，还有大量芦苇、野禽等天然副产。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地租高利贷等剥削异常严重，贫富悬殊也特别明显。我常在晚饭后往镇郊农民家闲谈。有姜子清是贫苦农民，谈到当地恶霸地主欧盛钦（他哥哥是赵恒惕督军署的高级少将参议），仗势欺人，强占他多年淤积起来的稻田苇地。姜多次要求帮忙夺回淤地。经调查，不仅此事属实，而且欧还在该地封河禁止网鱼、封苇地禁止砍伐、禁止猎野禽（主要是野鸭）；巧立名目加税收、强占良田房产、放高利贷、强迫买青苗；利用权势收买一部分比较富裕的老移民户，压迫新移民户。欧兼当地的税务局长及堤工局长，滥增百货税收（特别是鱼税），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危害群众比士匪还甚。
　　某日，我对姜说，应当组织救贫会，人多势众，才能把欧打倒。姜说，口齐心不齐。意思是，谈起欧盛钦人人都恨，做起来个个都怕。我问姜：“你也怕吗？”姜说：“不怕，但只我一个人不行。”我说：“今晚我派几个武装兵，你带路去把欧杀了。”姜高兴极了。我说：“去时都化装，事后不得有任何人泄漏。”
　　当晚，派了一班长王绍南及魏本荣等三个救贫会员。由姜子清带领，将欧盛钦秘密处决了。向他们交代清楚：只杀欧本人，不得伤及其他人。也出了一张匿名布告，宣布欧的罪状。第二天税收停止，贫民窃议称快，但第三天继续收税。这使我感到，杀一两个人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
　　以后听说，姜要求斩草除根，把欧本人和其妻儿都杀了。此事是真是假，我不清楚。过了几天，队伍即离开该地，经三仙湖，由小火轮送湘阴登岸，向平江进击沈鸿英流窜部队。我连离开注磁口时，居民对部队毫无反应。这是一九二一年秋的事。
　　六团开到金井（长沙平江县城之间）新市街向平江迫近时，沈鸿英〔18〕部经浏阳、醴陵向广西逃窜。平复后约在十一月底，六团回驻离长沙七十里之潞口畲一带。刚驻不几日，在注磁口处决欧盛钦之事，隔三四月被告发。某日，团长袁植派特务排长徐某来到我处，他说：“袁团长请你去长沙团部。”我说：“好吧！”走约五里，有一班人潜伏着将我逮捕。徐排长说：“这是袁团长奉赵督军命令，不得已来捉你的。听说你杀了欧高级参议的弟弟和全家。”我说：“杀欧盛钦有其事，但未杀全家。”徐说：“这是欧高级参议告发的。”我说：“欧是当地为富不仁的最大恶霸，仗势欺人。”数了欧盛钦一堆罪状。士兵听了表示同情，徐即假说，团长也是不得已的，到督军署后，定会设法营救等。士兵中也有出主意的，说你到督军署不要承认，他没有证据，也可能是土匪杀的，也可能是欧盛钦平日作恶太多，别人报仇杀的。
　　走了六十里，离长沙还有二十余里，我说休息一下吧！休息时，牵我走的一位青年士兵靠紧我坐着，把捆我双手的绳子偷偷地解松了，又把手重重地在我背上按了两下，示意我逃走。我领会了他的意思。
　　又走了几里，即要过捞刀河，离长沙只十五里了。想想自己的命只抵偿一个恶霸的命不合算，死在这狗财主之手实在不甘心！决心在过河时逃跑。在渡船上，我叫徐排长说：“大衣口袋里还有几十块钱，你们拿去吧！不要便宜了那些看管监狱的豺狼。”徐排长说：“幸而得救时，仍然退还给你；万一不幸就替你办后事。”我说：“用不着，你们拿走吃一顿，剩下的就分了吧！”在船离岸不远，乘徐来抄钱时，狠狠地给他一撞，他落水了。我一跃上岸，缚在手上的绳子也脱落了，便向东（梨市）飞跑。士兵向天放了几枪，无人追赶。这二十多块钱，成了我的买命钱。谢谢他们，尤其是那位沅江口音的青年士兵，永远忘不了他！
　　一气跑了二三十里，天也黑了。跑到了*梨市与长沙之间的七里巷，险是脱了。就草地坐着，将身上的湿汗衫脱下，肚饥疲乏，身无半文。躺着休息了一会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在眨眼，口里随意念着：“天地转，日月光，问君往何方？天下之大，岂无容身之处吗？”念头一转，劲就来了。
　　走啊！走啊！夜半来到易家湾湘江河岸，有薄薄的雾，望见有小船，我念着：茫茫湘江畔，渔翁扁舟有灯光。小姑在补网，老翁收行装。尊声大爷行方便，老翁笑问往何方？我说：“要过江，身上无半文钱。”老翁说：“上船来，送你过江去，不要你的钱！”问了他的姓名，叫罗六十老倌，无子仅一女，年过半百了。老者问：“先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说：“我不是先生，是穷人。”他望望我身上，又摇摇头，怀疑我不是穷人。我即详告事因。船抵西岸时，我将汗衫交给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我跳上岸，将汗衫丢在船上说：他日相逢，留作纪念吧！
　　上岸后，我向郭得云家飞跑。
　　一九三○年，红军占领长沙时，我到易家湾还找到了这位年近七十的罗六十老倌，将没收土豪的粮物送给了他一些。他不知道我的名和姓，我觉得他是恩人。


　　　　　　　　　　密议救贫会章程


　　郭得云是我当兵时的第一个老班长，他曾在四十九标（清朝末年新军的标，相当现在的团，当时湖南有四十九标和五十标）当过兵，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当排长。他很有正义感，对军阀战争甚愤恨；对社会上的狗官、军阀、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他都不满意。后弃职回家仍做皮匠。这个人倒有点穷骨气，也有一点文才，赞成组织团体灭财主，实行平产。想到此人许多优点，越想脚就越有力，也走得越快。
　　东方刚白，到了湘潭城南八总大先桥河边，叫开他的门，郭惊问：“出了什么事呀！夜晚跑来一定有事。”即闩门到楼上一间小黑房里。我将经过告诉了他和他父亲郭三老倌，郭告其父，不要使外人知道。问我：“在哪里吃饭的？”我说：“昨早在潞口畲连部吃早饭的。”郭吐舌说：“近二百里了。”三老倌说：“还有一点凉饭，先吃一点，睡醒后再吃早饭。”郭得云拿着渔网说：“你睡觉，我去湘江打鱼。运气好打条鱼做早饭菜。”我就在楼上小房里稻草上睡着了。醒时，红日当空，已八九时了，三老倌端着饭和洗脸水，郭得云拿着一大碗鱼上楼来了。饭后郭问：“谁会到这来找你呢？”我说：“他们知道我跑脱了，张荣生和李灿过两天可能来，别人不知道这里。”郭对他父亲说：“张是个小个，做裁缝出身的，李是高个，学生出身。他俩来即告彭在此，其他任何人来问，答不知道。”三老倌点头，说：“我认识他俩，来过一次。”
　　郭问我：“你想去哪里？”我答：“想去广东。”郭说：“人生地不熟，不如就在湖南。时局会变的。”我说：“现在身无半文，吃饭也成问题。”郭说：“我去军政机关打听，看有什么消息，也许下午才能回来，你们先吃午饭不要等我。”我把秋大衣交给他，请他带去典当，买几升米回来。郭说：“不急，暂时可维持。今年有手艺做，每天可得三四升米钱。今年还特别，江里鱼也上滩，早晚可搞一两斤，能买两三升米。不过，你如去广东，路费就没有办法想。”他问：“现在你当连长，总可寄点钱回家吧！”我说：“是代连长。给祖母、父亲每月各寄二元，弟弟也大了，让他自立，他们艰苦些，将来好杀财主。”郭笑：“我也艰苦了大半辈子，还未杀到一个财主。”他问：“救贫会情形怎样？”我说：“发展了几个。”我问：“你发展得怎样？”他说：“有一个对象还未正式谈，只同他讲了要救穷人，没有团体不行。过几天，你可去他家住。在乡下比较安静，同他谈谈看。”他问我，同救贫会的人通信吗？他有办法替我送去。郭下午四时许回来说，驻军、县署都没有我的消息。一连三天都是如此。
　　一天晚上，郭对我说，今晚搬到乡间去住。大概十时左右，我随郭到城外一个菜园内。有两间茅房，是他的外甥李桂生（有十六七岁）家。李母眼睛瞎了，人很和气，也清洁，一看就知道是郭得云的姊妹。第二天，郭送来《水浒》、《三国演义》、《资治通鉴》、报纸等，并说以后每天报纸由他送来，或桂生上街卖菜时带回来。
　　第四天，李灿从长沙搭早班轮来了。他一进门就说，知道你在这里。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杀恶霸事，督军署下了一道通缉令，文官衙门照转了，第二师司令部（李灿是该司令部文书）只批存案，根本未转。”我们商谈了行止，我说：“我回家种田去。”他说：“暂时不宜回家，还是谨慎点的好。”我说：“不然就去广东。”他说：“找谁呢？”我说：“找鲁广厚。”他说：“回师部我即可写信，将你的情况告鲁，如他能设法找工作，要他回信。”李灿要我到他家去住，宜章离韶关近，与鲁也易联络。李告我，周磐给你寄来二十元。他自身也带来十余元，这样，路费就勉强够用了。
　　李灿搭午班轮回长沙，走时说，过几天约张荣生、黄公略同来再商量，但先要和鲁广厚联系。
　　又过了十来天，郭得云带引李灿、张荣生和黄公略来到我处。李桂生在街上买了猪肉、鱼和一瓶米酒，准备午饭。郭、李、黄、张、我五人谈到救贫会章程，将平日交谈成熟的意见归纳为四条：1．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2．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
　　讨论这几条基本内容时，是很热烈的。特别是当李灿提出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时，爱国情绪很高的黄石（公略），高兴得跳起来，说：“这就是救国救民的纲领！”推举郭得云对这四条原则加以研究，拟成条文。大家决定，这就是救贫会章程。准备在另一次救贫会全体会员会议上正式通过，作为正式会章。并决定根据这次会议的四条原则，在救贫会员中秘密地作解说，讨论和征求意见。由张荣生回队传达。
　　现在看来，这几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但也是不完全的。救贫会是属于在共产党影响下，军队中士兵自发组织的团体。开始时，只有李灿、张荣生、王绍南、席洪全、祝昌松、魏本荣和我七人。黄公略是这次加入的。这次开会的成员，两个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两个是手工业工人，一个是贫农，都没有看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讨论后，李桂生买回了鱼、肉、酒，他母子和我们共七人，大吃了一餐分别饭。午饭后，黄、李、张搭轮回长沙去了。这时大约是十二月下旬。
　　这时我已满二十三岁，青年已过，进入成年了。


　　　　　　　　　去广东找朋友


　　鲁广厚是我在民国七年——八年时所交往的那批知识分子朋友之一。他是鲁涤平的本家，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冬进韶关讲武堂，民国九年春（一九二○年）毕业回湘当排长。在岳阳练兵时和我同连，常以不得志自居，有些狂士味，月薪不够用。李灿妻兄肖文铎是鲁涤平的参谋长。鲁广厚常有信致肖和鲁，同李灿亦有来往。李灿是宜章县人，小地主家庭（四五十亩田），要我去他家住，离韶关亦近。李灿要鲁广厚回信至宜章东门外泰昌合粮行。我们商妥，但不告诉郭得云，因他家贫好义，实在不想再烦扰他了。我也写了信给鲁广厚，告以自己处境和到粤意图。
　　在李灿、黄公略、张荣生走后，我在李桂生家又住了约一星期，缝制了单衣服等。过数天，搬到我姑母家。搭小火轮至衡阳，徒步经郴州到宜章，住东门外李灿家叔开设的泰昌合粮行。时值腊月三十日，李灿已有信给粮行为我做了准备。
　　正月初一，在粮行住了一天，初二日我随驮盐的马班去韶关。当天到乐昌，第二天到韶关，第三天到花县。鲁住东门外，鲁对我谈到他的生活近况和他所组织的军队，说，许司令（可能是许崇智〔19〕）成立独立营暂托他管，将来可能要扩大。这是许司令为孙总裁准备的，命他暂兼营长。现在一、二、三连准备已全，第四连还在搭架子，人枪还只一半，请我任四连连长职。鲁广交游，善辞令，每日来宾约会，晨夕不绝，开支亦大，营长月薪不过百二三十元，决难如此应酬。
　　在花县住到元宵节。花县元宵节很热闹，那里的妇女不裹脚，耕田种地，砍柴挑粪，推车抬轿，多是女人，很少男人做这些重活。勤务兵说，湖南这些活是男人干，广东相反。在这里，对女人放脚是解放妇女参加劳动的关键，增加了认识。
　　旧历正月二十号左右，到增城东南约二十里之乡村——独立营营部驻地，第四连是零碎收编来的，人约四十，旧枪三十支，准备买新枪换装。这里离惠州有两天行程，副营长罗××说，陈炯明〔20〕部态度还好，前面十余里就有他的部队，日常来往无甚隔阂。营、连军官不少是鲁营长的同学、同事、同乡。
　　到职约半月，某日拂晓，遭陈炯明某部突然袭击，一部被缴械，一部逃散，损失大半。在增城集合残部后，鲁广厚赶到，说，这次损失是他的大意，过于相信朋友和同学关系，他们大鱼吃小鱼，毫不讲信义。我说：“我这个朋友也没有帮好忙。”鲁说，这完全不能怪你，四连刚成立，新兵枪支破旧。副营长插话说，还剩了二十余人枪。他连自己换洗衣服都没有了，其余行李全丢。鲁说：“等两天把情况弄清楚再说。”
　　过了两三天，他约我同去惠州。说：一、二连武器是买来的新枪。叫他们把枪退还给我！到惠州，见到他妻子，穿戴甚讲究，像个贵夫人，住在朋友家，佣人不少，大概是个什么团、旅长公馆。来访者多系中级军官，称哥道弟，满口江湖话。看来，鲁和这些人似是哥老会。他开支甚大，这些钱从何而来，是否同商团〔21〕或外人有勾结？不明底细，我最好敬而远之。
　　数日后和鲁回广州，鲁营准备缩编为连，副营长改任连长。我决心离去，但又无别处可投，决定回家种田，在家乡去做些农民工作。我向鲁正式提出辞职返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