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吉庵（现代）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家乡和家庭（1）
胡适之先生是安徽省绩溪县人。
绩溪，旧属徽州府，①在安徽省南部，秀丽的黄山脚下。徽州全境多山，风景虽然秀美，但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因此，徽州人大多离乡撇井，外出做生意，以善于经商闻名全国，甚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这样的地理生活条件，造就了徽州人的三个突出特点：一、重乡党观念，以“徽州帮”为最有名。
二、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徽骆驼”、“绩溪牛”之称。
三、重文化教育，出了像朱熹以及胡仔、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胡培等许多著名学者。
这些特点，在胡适身上几乎都有体现。他一生自称徽州人，爱吃徽州锅②，喜欢攀徽州同乡关系。1953年1月，他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辞，写的便是“努力做徽骆驼”六个字。直到晚年，他为凌鸿勋编著的《詹天佑先生年谱》作序③，仍不忘以詹天佑的“徽州同乡后辈”自居。对于徽州历代的几位著名学者，更是常常念在口中，写在文章里，钦敬不已。徽州烙印可谓深矣。
胡适的老家，在绩溪城西约40公里，是胡氏聚族而居的一个大村落，名叫上庄。
④这里，襟山带水，群山环抱着一块小小的盆地。1100多米高的竹竿尖，山峰苍翠，耸立村北，像蓝天底下展开一幅巨大的绿色屏障，护卫着整个山村。清澄的常溪河，由村西向南，潺潺流淌，默默地滋润着村边的农田，然后穿过杨林石桥，蜿蜒东去。泾人吴拙庵曾经赞美说：
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
可说是传出了上庄山水风光的特点与神韵。⑤
世代聚居上庄的胡氏，据说始祖昌翼公原非胡姓，而是唐昭宗李晔的太子，因避朱温之乱，随义父胡三公逃亡南方，匿居民间，便改从胡姓，后唐同光三年(975)以明经登第，故世称“明经胡氏”，至今民间仍称之为“李改胡”。二世祖仕于宋，卒封王爵。这些既阔且贵的事迹却不见于史册，大约是胡氏后裔为神化抬高他们的祖宗而写在族谱里的一种传闻罢了。⑥胡氏虽找到了贵为帝胄的祖宗，迁居上庄以后的六百余年间，却并无仕宦显赫之人。清代中叶以汉学闻名的“绩溪三胡”，世居绩溪城内，与上庄胡氏不同宗。⑦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胡适的父亲胡传做到了“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要算是上庄胡氏族中最显赫的官儿了。⑧
胡适的家，原不是什么书本网，而是历代经商，做茶叶生意。他的高祖由小本经营，居然在上海东边的川沙镇开设了一家小小的茶叶店。他的祖父扩大营业，并在上海华界增设了一家支店。到他父亲胡传做了官，本钱充裕了，生意便越做越兴隆。胡传死后，家里还留有上海一家裕兴泰茶叶店，一家公义油栈，在汉口还有一家两仪酒栈；却也一天天萧条以致倒闭了。⑨
胡家第一个有志读书的，是胡适的伯祖父胡奎照，字星五。可怜他寒窗苦读十余载，连个秀才也没考上，只在乡里教私塾，人称星五先生。
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1895)，行名祥蛟，字铁花，号钝夫；原名珊，字守三，人称三先生，是胡家第一个真正走上读书做官道路的幸运儿。他自幼聪慧，3岁时即不喜欢吃好东西，不愿穿花色衣裳，深得伯父星五先生的赏识，说“是儿夙慧，必大吾家”，便请塾师教他专心读书。胡传24岁那年考中了秀才，全家高兴的了不得；但接连参加几次“乡试”，都没能考中举人。他于是进上海龙门书院，受业于当时著名的学者刘熙载门下。学的是词章义理及“三礼”经济一套学问。
他笃信宋儒，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是清末正统派一路的文人。后来，胡传以岁贡生候选儒学训导(管府县学教育的官员)，先后在东北、广东、河南、江苏、台湾等处充任幕僚或地方官佐，共十余年。最后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是台东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也不过三品衔而已。
胡传虽然做了官，却又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他一生经历了许多艰险。幸亏他意志颇坚强，身体又很结实健壮：
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的像包龙图一样。⑩
在东北宁古塔吴大部下时，曾奉命赴晖春，与俄国廓米萨尔会勘黑顶子边界，中途遇大雪，迷失方向，陷在原始森林中，衣服鞋子都破了，且绝粮三日，冻饿交迫而不死。在广东，奉命至海南岛考察黎峒地势，入深山，直穿黎心，抵崖州，染瘴疠重疫，也治好了。到台湾后，初任全台营务总巡，为查阅营防，走遍了台南台北，前山后山，还到澎湖列岛，在炎蒸瘴毒中奔忙了六个月，跟从的人员一个个都病死了，而胡传竟能幸免。但他从此也骨节疼痛，大约是得了风湿病，身体便一天天衰弱了。台湾割给日本后，胡传内渡，在厦门病逝时，正值55岁的壮年。
胡传生活的年代，当鸦片战后一年，迄甲午战后一年，正是中华民族频受列强侵凌，多灾多难的岁月。他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看到国家的危难，最忧虑北方帝俄的侵略，曾说“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必始东北”。那时年已四旬的胡传，亲老妇亡，官运不亨，便慨然只身北上，游历东三省，一方面希望能找到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另一方面则为考察边疆地理形势，补正旧日图志的缺误，以备不时之需。这种经世致用和爱国的精神，实在也属难能可贵的了。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家乡和家庭（2）
胡传一生曾三次娶妻。初娶冯村冯氏，结婚不久死于太平天国的乱兵。续娶旺川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后不久便死了。曹氏所生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嗣稼，行名洪骏，从小吸鸦片烟，赌博，是个败家子。次子名嗣，行名洪骓，后改名觉，字绍之。三子名嗣，与老二孪生，行名洪，字振之。这便是胡适的三位兄长，都早已谢世了。现在，胡家在上庄故乡还有一个胡思齐。他是嗣稼的次子，胡适的亲侄儿。8岁时忽成聋哑，今年已经79岁，大约是胡家最长寿的人了。
胡传第三次续娶的，是本县中屯冯氏，名顺弟，即是胡适的母亲。
〔附〕胡氏世系表① 徽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置，治所在歙县，元代升为路，明以后改为府，民国元年(1912)废。徽州府旧辖六县，相当今安徽省的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及江西省的婺源县。
② 徽州锅，又称“一品锅”，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等食品。据在胡适家吃过徽州锅的梁实秋先生回忆描述道：“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热腾腾的端上了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载台北《自由谈》第23卷第11期)
梁氏到底只是“安徽的姑爷”，不知其详。另有一位石原皋先生，绩溪人，是胡适的表亲。他介绍的非常详明：“所谓徽州锅，并不是徽州人普遍食用的，乃是我们绩溪县岭北乡的居民最常见食物。凡是遇着节日，请客，婚姻喜庆，一般都是吃锅。它的做法如下：炊具是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丰富的锅有七层：最底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为笋衣，或用萝卜，或用冬瓜，或用干豆角，视季节而易。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猪肉只切成八至十块，呈长方形。再上一层为豆腐包，系用油豆腐裹，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即用温火烧，好吃与否，专靠火候的功夫，经常将锅中的原汁汤浇淋数次，大约要三四小时，才烧得出味道来。猪肉烧得像东坡肉一样，入口即化。食时逐层吃，逐层拨开。”(石原皋：《闲话胡适》“九 胡适的生活和娱乐”，载安徽《艺谭》季刊1982年第2期)
③ 《詹天佑先生年谱》，是凌鸿勋先生为纪念詹天佑诞生一百周年而编，1961年1月台北“中国工程师学会”出版。胡适的序，作于1960年11月19日，曾载台北《作品》第1卷第12期，同年12月1日出版。
④ 上庄，又名上川，旧属绩溪县北乡八都龙井乡，今属上庄乡。在县城西39公里，现有公路可通。1985年6月20日，笔者在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同志陪同下，曾由县城驱车前往上庄，实地察看。由此证明胡适自己说的，“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溪城北约50华里”(见《胡适口述自传》)，也有两处误记：一是上庄在县城西，不是“城北”；二是“约50华里”，误差了28里，显系旧时对山乡道路极不准确的估计。台湾许多有关胡适的著述，多由此而致误。(按：是书出版后，承绩溪经传方先生致信，谓旧时公路未开通，人们所走盘山小径，大约是50华里。三版补注。)
⑤ 吴焯(拙庵)，安徽泾县人，官绩溪时，曾为上庄胡氏第二分支支祠作《重建其顺堂记》，其中说：“绩西上庄，乃胡姓聚族而居之地也。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其风俗孝友而朴诚，谦柔而好礼。”(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下“文苑”，绩溪县文化局藏)
⑥ 上庄胡氏的始祖问题，胡氏族内亦有纷争。胡适的父亲胡传曾作《溯本录》，其序有云：“吾家旧谱所记，始祖本唐昭宗太子，避朱温乱，改从胡姓；二世祖仕宋，卒封王爵，事迹不见于史册，与曾氏始祖关内侯据略同。故予作《溯本录》，悉从旧谱，亦援曾氏祖据之例焉。吾宗别派，有重修家谱削去二世封爵，且逞其胸臆，谓必无封爵之事，著论辩驳旧谱者，彼其学识未必有过于宋之曾子固今之曾文正公，亦见其不知量耳。”(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下“文苑”，绩溪县文化局藏。原文无标点。)
⑦ “绩溪三胡”，梁启超著《清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文中说，“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培)、子继(培系)。
竹与泾县胡墨庄(承珙)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竹善治《仪礼》，集慎修东原易畴檠斋次仲之成作新疏，曰《仪礼正义》。墨庄亦治《礼》，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其最有名者则《毛诗后笺》。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适)云。”据此，指胡匡衷、胡培、胡承珙三人，均清代乾嘉之际著名的汉学家。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也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第6页)梁氏这些话，把胡适与“绩溪诸胡”、“三胡”联系起来，虽未确指为同宗，却也让人发生疑问。
蔡元培先生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序中曾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后来，《答林君琴南函》又说“胡君家世汉学”。显然把胡适当作了上述“绩溪诸胡”“三胡”的同宗后辈了。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家乡和家庭（3）
胡适被误派为别人的子孙，他自己当年并未出来考证和纠正。直到40年之后，他口述自传时才“顺便更正”了。(参看《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原来，绩溪胡氏有三宗：“金紫胡”、“尚书胡”、“明经胡”。胡培等“三胡”，属世居绩溪城内的“金紫胡”；胡适一家属世居上庄的“明经胡”。他们不是同宗。(按：承绩溪颜振吾兄抄寄《金紫胡氏家谱》之《肇龄公传》有云：“城东胡氏，世传经学，如匡衷公之《仪礼释官》，秉虔公之《说文管见》、《古韵说》，培公之《仪礼正义》并显于当时。”据此，“绩溪三胡”应是胡匡衷、胡秉虔、胡培三人。此说又见胡培系编之《绩溪胡氏书目》，光绪十年甲申世泽楼刊，绩溪县文化馆藏。三版补注。)
⑧ 胡传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补授台东直隶州知州，以知府在任候补，赏加三品衔。他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也都因此得到封赠。胡氏宗谱中乃大登其“诰敕”，以为无尚的荣耀。计有因胡传作官封赠其先人的诰命五道。文字都是刻板套话，味同嚼蜡；但今日青年难以见到此种妙文，故录其一道如下：
赠通议大夫胡瑞杰同妻氏诰命一道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嘉谟奕叶，允昭世德之殊宠，锡公朝益展曾孙之秀(按，此句疑有缺误)，承新渥，用毂曩徽。尔胡瑞杰，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之曾祖父，敦修无，垂教有方，种德开先，堂构益恢于来绪；诒谋裕后，箕裘克绍于前休。懿矩攸彰，恩施遂逮，兹以覃恩，赠尔为通议大夫，锡之诰命，於戏，四世其昌，久聚星德之庆，九泉可作，永承褒命之荣，国典膺，家风益振。
制曰：绥柔佐治，宠既被于外僚，贞顺垂休，恩聿推于内德。特敷惠泽，用播徽章。尔氏乃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之曾祖母，肃雍可范，令善堪模，树慈训于后昆，爰著钟祥之德，传素风于彝叶，式彰贻谷之谋，允作母仪，频昭国典，兹以覃恩，赠尔为淑人。於戏，九重锡庆，邀丹诰之褒，四世承恩，并焕朱纶之色，勤宣令问，用阐幽光。
诰命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六日下之宝⑨ 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4页；《先母行述》，见《胡适文存》卷四第240～241页；《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9月初版，第46、67、76～77页。
⑩ 见《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版，第3页。
石原皋先生在《闲话胡适》中说：“现在我要说的是胡适的父亲死的问题，这是个百年未解之谜，即：他究竟是病死于厦门，还是血洒战场，壮烈牺牲呢?这个谜直到今天才得到解决。我在此大书特书，他是爱国英雄，是为了抗日而战死沙场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石先生的根据是，十年浩劫期间，“造反派”曾掘开胡传的坟墓，棺材里找不着头颅骨。
石先生的这种见解，与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先母行述》及《胡适口述自传》等处的说法相悖。笔者赴绩溪上庄察访时，曾以此事询问上庄乡干部群众胡匡衡、曹诚兑等多人及胡适族人胡乐丰先生。他们都说十年浩劫期间，确有“造反派”掘坟事，但“找不着头颅骨”的话，仍系传闻，并无人确见证明，因而都认为靠不住。
关于胡传的生平行状，笔者多根据张经甫(焕纶)先生代撰的《胡铁花先生家传》(胡适于1951年1月19日整理，“稍有增节，但无大改动”，刊于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的《台湾纪录两种》为“代序”；李敖《胡适评传》，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9月三版第24至30页附录全文)，胡近仁(祥木)所撰《诰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江苏候补知府前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铁花胡公家传》(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绩溪县文化局藏)。这两种家传，均谓胡传病逝于厦门，与胡适所述相合。
笔者有《关于胡适父亲的死》一篇论文，专论此事，载《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可以参看。（三版补注）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1）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
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①。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的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②。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③。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④。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奏调往台湾供职。到1893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呀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⑤。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2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⑥。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⑦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2）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不具体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⑧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6年3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⑨。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⑩，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
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6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12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① 据绩溪胡明近著《胡适传论》称，顺弟之后生的是妹妹桂芬，老三才是诚厚。想必有据，如此则前文应改为“第三胎生了个儿子，前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方才准确；而“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含意则大约还是不错的。(三版注)
② 见《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12页。
③ 据胡传日记记载：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行50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见《四十自述》第13～14页所引)
从订约到迎娶，仅20天，婚事进行得特别快。而据石原皋《闲话胡适》“胡适的母亲”一节说，“现在中屯村中，冯致远兄弟家中的老屋，就是铁花公出钱，给他的岳父母造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聘金”是相当重的，冯顺弟可以说是以身报父母了。
④ 胡适小时候的名字叫“嗣”，爱称“儿”，见于他的《四十自述》，上海亚东版，第17页，并注明“”字音门。他的哥哥分别名嗣稼、嗣、嗣，堂兄弟名嗣稷、嗣秫、嗣、嗣稻等，都从“禾”。应该是不容易弄错的。可是，近年台北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先生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印行)，“谱前”开卷就将“嗣”误作“嗣糜”，从“米”，读音也不对了。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3）
可能是手民之误，然而所有“”字都错成“糜”，就难以理解了。
⑤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16页。
⑥ 见《先母行述》，《胡适文存》卷4，第238页。⑦ 据《先母行述》列出。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里，叙述到冯顺弟寡居经历的痛苦时，说她“经历了抚孤、忍辱、耐穷、借债、分家、重病、死父亲、死母亲……”，并注明根据亚东版《胡适文存》卷四中的《先母行述》。(台北远景版第37页)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先母行述》中并未说到顺弟的母亲死了。而且，在同卷中《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里，胡适叙述他母亲的丧事说：“我起初想把祭礼一概废了，全改为‘奠’。我的外婆70多岁了，她眼见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死在她生前，心里实在悲恸，所以她听见我要把祭全废了，便叫人来说，‘什么事都可依你，两三个祭是不可少的。’我仔细一想，只好依她，但是祭礼是不能不改的。”(亚东9版卷4第132页)由此证明，顺弟的母亲不仅顺弟寡居时没有死，而且顺弟死时，这位老人家还活得健康，到了70多岁哩。
⑧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8页。
⑨ 胡适一生崇敬他的父亲，思想也颇受他父亲的影响。如儿时读的《学为人诗》，是他父亲自编手写的，胡适的母亲保藏了20多年，胡适又将它装裱成册，含泪珍藏之。又请罗尔纲帮助校编出版了他父亲胡传的著作《台湾纪录两种》。在他成名以后，又为他父亲当过地方官的台湾省台东县捐赠奖学金七千元，并亲去台东台南凭吊；不久台东县也就建起了“州官胡公铁花纪念碑”。
⑩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儿(我的名字叫嗣，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见《九年的家乡教育》一则。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2～23页。
《藏晖室札记》卷四“二 母之爱”(1914年3月12日)云：“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守焕兄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80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上海亚东1936年版，第226页)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1）
胡适原名嗣，行名洪，后改名适，字适之①。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寓所。小时候，随父母在台湾住了近两年，认识了七百多个方块字。因此，当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孤岛后，有的台湾学者据此宣称台湾是“胡适之识字发祥地”②；胡适自己也顺势与台湾人拉点同乡关系，自称是“半个台湾人”③。
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年初，胡适母子离开台湾，经上海，回到安徽省绩溪县上庄的老家。不久，胡适就入家塾，开始念书了。
家塾的老师，是胡适的四叔胡，字介如。学堂就在介如先生家东边的一间小屋里。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介如先生的儿子胡嗣秫，比胡适大几岁，却不爱念书，常喜欢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另一个就是胡适。他才满三岁零几个月，身体瘦小，学堂的高凳子，要别人抱着才能坐上去，又得别人抱下来。只因为胡传有遗嘱，要送小儿子读书；胡适的母亲望他读书的心很切，管教很严；胡适自己也不像嗣秫那样贪玩，所以常常一个人坐在学堂里，鼓起喉咙读书，直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胡介如到阜阳县上任当训导去了，家塾的老师就改由胡适的族兄胡观象(字禹臣)担任④。学堂也搬到了“来新书屋”，房子大多了。学生也增多了，起初是五个，以后增加到十数人。禹臣先生是村里最年轻的老师，血气方刚，常常打学生的手心，甚至打屁股，学生都怕他。有个叫胡嗣昭的，专爱逃学，往往躲到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野外挨饿，抓回去挨打，却不愿念书。胡适觉得很奇怪。
他从不逃学。而且，他的母亲每天早上叫醒他，催他去上早学，他常常是学堂里到得最早的学生：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⑤。
胡适读书时，正是清朝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这一类阔得可怕的头衔。全国各地的学堂，都要供孔子的牌位，挂孔子的像。
来新书屋的墙壁上，也挂着一幅石刻朱印的孔夫子，据说还是唐朝名画家吴道子画的呢。胡适的母亲，盼望儿子读书成名，一再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他也很诚心，每晚放学时，总不忘记对孔夫子拜一个揖。有一年，——
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见了外甥章砚香(比我大几岁)供着一个孔夫子神龛，是用大纸匣子做的，用红纸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贴着金纸剪的香炉烛台和贡献，神龛外边贴着许多红纸金纸的圣庙匾额对联，写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类的句子。我看了这神龛，心里好生羡慕，回到家里，也造了一座小圣庙。我在家中寻到了一只燕窝匣子，做了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一只午时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圣庙的内堂，堂上也设了祭桌、神位、香炉、烛台等等。我在两厢又添设了颜渊子路一班圣门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联语类编》，钞出了许多圣庙匾联句子，都用金银锡箔做成匾对，请近仁叔写了贴上。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亲见我这样敬礼孔夫子，她十分高兴，给我一张小桌子专供这神龛，并且给我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和十五，她总教我焚香敬礼⑥。
少年时代的胡适，真可以说是孔夫子的一名忠实虔诚的小信徒。
胡适在家塾里读的书，也多是宣扬孔子孟子思想的儒家典籍。他上学时已认得近千字，不算“发蒙”学生了，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蒙读物。他最先读的是他父亲胡传自编手写的《学为人诗》。这是一部四言韵文，讲的是忠孝节义那一套伦常道德，“学为人”的道理。接着念的《原学》，也是他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胡适都念得很熟，书中的意思却不是三岁孩子所能懂得的。以后，胡适又陆续读了——
(3)《律诗六钞》(4)《孝经》(5)《小学》(朱熹编，江永集注本)
(6)《论语》(朱熹集注本)
(7)《孟子》(朱熹集注本)
(8)《大学》(朱熹集注本)
(9)《中庸》(朱熹集注本)
(10)《诗经》(朱熹集注本)
(11)《书经》(蔡沈集传本)
(12)《易经》(朱熹本义本)
(13)《礼记》(陈注本)
(14)《纲鉴易知录》(15)《御批通鉴辑览》(16)《资治通鉴》⑦九年的家乡教育，熟读了这许多经史典籍，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了较系统的旧文化的基础。同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深深地潜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崇拜程朱理学的思想根苗。
胡适说，他的父亲胡传“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⑧。胡传所编的《学为人诗》，讲“性命”，讲伦常“名分”，正是程朱理学的一套。
诗的末尾写道：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2）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他所崇信的，便是程朱学派“即物而穷理”的治学态度。胡适读这部书的时候，虽然并不懂得它的意义，但他父亲留下的这点“程朱理学的遗风”，却是对他终生起作用的。他在家塾里读朱子《小学》，读经史典籍，大多取朱熹或他门生的注本，也可以说正是这种理学遗风的表现。① 胡适的名字，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多有弄错的。参看上一节注④。
又胡适的行名是洪，不是嗣。据绩溪县《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凡例”中，所载排行名的五言诗如下：
天德锡祯祥，洪恩毓善良。
明经承肇祖，世泽振同光。
秉国思名彦，为邦有宪章。
家庭敦孝友，继起衍宗长。
胡适曾祖序东公，行名锡镛；祖父奎熙公，行名祯；父传，行名祥蛟；胡适兄弟行名依次是洪骏、洪骓、洪、洪；下一辈是“恩”字辈，因奎熙公字世恩，为避讳缺笔为“思”，故行名依次为思明、思齐、思聪、思敬、思猷、思永、思祖(名祖望)、思杜。别派的人，如今健在的胡乐丰先生，则行名为“恩”，与思祖、思杜等为刚出服的堂兄弟。
② 参看黄纯青先生的《台湾与胡适》一文，载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52年11月29日。
③ 见胡适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讲词》(1953年1月6日)，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116页。
④ 胡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十二月选阜阳县训导，任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十二月。
胡观象(禹臣)，是胡适的族兄。《四十自述》亚东版第21页，明明写着：“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颍州府阜阳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又，《藏晖室札记》卷4“三六 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914年6月8日)亦云：“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而李敖《胡适评传》第68页，却说“…指导他念这些书的老师是他的亲族，最先是四叔胡介如，后来是族叔胡观象(禹臣)。”不知何据?
⑤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上海亚东版第29页。
⑥ 见《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版第36页。
⑦ 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⑧ 见《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81年3月初版，第14页。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先生”讲故事（1）
小孩子天性好玩。但胡适小时候，在台湾大病了半年，身体很瘦弱，缺少活泼游戏的本事。他举动文绉绉的，村里大人都夸他像个先生模样，便戏称他做“先生”。
他喜爱的游戏，也多是文静一些的。或玩纸牌，或用薄薄的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或和一些同学做木刀竹枪，借几副假胡须，在村口田里做戏；胡适扮的也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文角色，只有一次他扮“水浒戏”里的教师爷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来。这大概是胡适少年时代最活泼的游戏了。而他最爱玩也最拿手的游戏，是“掷铜钱”，或叫“砸铜钱”。
据绩溪石原皋先生所述，掷铜钱的游戏，须要较高的战术和技巧。参加者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各人拿自选的铜钱向石柱掷去，铜钱反弹过来，弹得最远的“吃”第二远的，依次相“吃”，即将自己的铜钱掷向第二远的铜钱，掷在相隔五寸以内为“吃着”。于是，拿被“吃着”的人的铜钱置阶沿石板上，再用自己的铜钱打下去，并使之腾空飞出，愈远愈妙。而被“吃着”的人，得用嘴唇舔着自己的铜钱向前掷，一直舔着掷到与飞出的铜钱相连接，一盘才算结束①。
胡适擅长这种游戏，常是胜者。但他从小便爱惜羽毛，有自尊心。自从得了“先生”的绰号以后，他觉得既有“先生”之名，便要装出“先生”的样子，也就不敢尽情的玩耍了。有一次，他在屋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本家长辈走过，笑说道：“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竟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在传统观念和旧教育的熏染下，为了这点可怜的自尊，却牺牲了儿童游戏的乐趣。他一生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别的方面都没能得到发展的机会。②
胡适少年时代的最大兴趣，还是看书，看小说书。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触发的——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③。
这本破书引起了胡适对小说的极大兴趣。从此，他到处借读小说，和朋友交换、比赛看小说。每年秋天，胡适跟他的庶祖母到田里去“监割”(田主监督佃户收割)，他也总是坐在树荫下看小说。胡适阅读小说，范围很广泛，兼及弹词、传奇和笔记小说一类的书。他看过的大致有：
(1)《水浒传》(第五才子书)
(2)《三国演义》(第一才子书)
(3)《正德皇帝下江南》(4)《七剑十三侠》(5)《双珠凤》(6)《红楼梦》(7)《儒林外史》(8)《聊斋志异》(9)《经国美谈》(译本，日矢野龙溪著，周宏业译，为胡适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本。)
(10)《琵琶记》(11)《夜雨秋灯录》(12)《夜谭随录》(13)《兰苕馆外史》(14)《寄园寄所寄》(15)《虞初新志》(16)《薛仁贵征东》(17)《薛丁山征西》(18)《五虎平西》(19)《粉妆楼》④胡适这般嗜读小说，也遭到家中老辈的干涉与禁抑。他只好偷偷地读，于是便生了流弊：
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倘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⑤
幸而家中也有人帮助胡适借小说，如他的五叔、守焕哥、三姊丈周绍瑾、大哥、大嫂、二哥、三哥，都帮他借过小说，或送小说书给他。而最出力的是他的族叔胡近仁。近仁比胡适大四岁，天资颇高，会读书，家里也颇有些藏书，是胡适儿时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摺子，登记看过的小说，过些时候便交换比较，看谁读的书多。到胡适离开家乡时，他的摺子上记载的小说书，大约有30多种了⑥。
人们往往以为小说是“闲书”，其实大谬不然。小说书给了胡适很大的好处，主要的是帮助他把文章写通顺了。他读了大量的小说，而且找到一个讲述这些小说故事的好机会。他的一些本家姊妹，像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和多菊，祝封叔的女儿杏仙，还有本家侄女翠苹、定娇等，十几岁的一群姑娘，常常聚在一起，绣花做鞋，也常常请胡适讲故事。胡适给她们讲得最多的是《聊斋志异》，什么凤仙啦，莲香啦，什么江城啦，张鸿渐啦，说得悍妇奇毒，狐鬼有情。众姑娘听得啧啧称赞，便去泡炒米，做蛋炒饭，犒劳胡适。这样讲聊斋故事，逼着胡适把古文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章法；大量的白话小说，又使他得到初步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因此，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时，就能写很像样的文章了。而对于他后来的提倡白话文学和考证小说，也早早地种下了根苗。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先生”讲故事（2）
① 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三 胡适的童少年”，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2期。
② 1916年3月6日，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12“三○ 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中写道：“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训练，诵读习字之外，他无所授。犹忆余幼时酷嗜画人像，然既无师资，又无范本，其所本者，石印小说之绘像而已。不独此也，即偶有所作，均不敢以示人。一日为塾师所见，大遭诟责，桌屉中所有绘像皆被搜去，遂不敢更为矣。音乐则更无机会可学。犹忆一年，里中秋赛，应有童子昆腔乐队，翰香叔欲令余与列其中，后家人以为吾家子弟不应学吹弹与‘子弟’(俗谓优伶为‘子弟’)为伍，遂不果。至今思之，以为憾事。吾不知果有绘画与音乐之天资否。然即令有之，经此20年之压抑挫折，更能余几何乎?后之言教育改良者当知所从事矣。”(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856页)
到1930年11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一章里，又写到这两件事，可参看(亚东版第28页)。
③ 《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3～24页)。关于胡适第一次偶然读小说的事，他自己有种种不同的回忆与说法。1954年3月15日，他在台湾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的演说《白话文的意义》，说的是“七八岁的时候”(见《胡适选集》“演说”，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75页)。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演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又说是“八九岁的时候”(刘心皇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话》收此演讲词为“代序”，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印行)。前后相差两三年，当是记忆的不确切。五六十年之后来回忆儿时情事，难免此等误差。而《四十自述》的回忆与记载可能较近是。
④ 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⑤ 《藏晖室札记》卷12“三○ 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亚东版第857页。
⑥ 这些数字都不甚确切。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是“三十多部小说”(亚东版第25页)；而在《藏晖室札记》中却说是“读了四五十种小说”(上海亚东版，第856页)。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从拜神到打菩萨（1）
胡适家的房屋，是他父亲当官以后新盖的二层楼房。虽不十分阔绰富丽，却也精致而大方。正面墙上有腾飞的门檐。门檐下两扇黑漆大门。门上贴着“僧道无缘”的大红纸条。这是旧日理学家庭的一个典型标记。胡适的叔父兼老师胡介如家，门上也贴有“僧道无缘”的纸条。他们笃信程朱理学，不言怪力乱神，不信神佛迷信，也不布施和尚道士。贴上这“僧道无缘”的条子，和尚道士就不敢登门了。但是，胡家的女眷却深信神明菩萨。胡传死后，大门上“僧道无缘”的纸条也由红变白，后来竟完全剥落，无影无踪了。女眷们便诚心而自由地求神拜佛。家里人有个三灾两病，便念经许愿，求神佛保佑；甚至恭请和尚到家里来，放焰口，超度冤魂。
在这样的环境下，胡适小时候，便常听那些信佛的老太太们讲“目连救母游地府”，讲“妙庄王的公主(观音)出家修行”的故事，见神见鬼。他自己也看过一些宣传神鬼的连台本戏，读过老太太们带来的《玉历钞传》、《妙庄王经》等劝善罚恶的“善书”。于是，他幼小的心灵里也装满了神佛观念。十殿阎君，牛头马面，地狱的惨酷，轮回的苦痛，使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最怕来世变猪变狗。加之，胡适自幼体弱多病，他的母亲也常替他求神许愿，教他诚心敬佛。
每年去中屯外婆家，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只要有神佛的，母亲便教他去拜揖。有一年，她还亲自带着胡适去朝拜古圹山，在观音菩萨座前烧香还愿。山路崎岖，她的一双小脚行走十分艰难，却不叫一声苦痛；这时候的胡适，自然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小香客，小信士。
但这个虔诚的小信士，不久便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事情是从朱熹的《小学》开始的：
有一天，我正在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了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重读了这几句话，忽然高兴的直跳起来。《目连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何桥下去喂饿狗毒蛇，——这种种惨状也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这句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心里很高兴，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①。
科学思想向迷信思想挑战了。胡适从朱子的《小学》里，知道了司马光论地狱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使他开始怀疑，不再相信地狱轮回的鬼话了。不久，他又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中知道了范缜的《神灭论》：
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②。
范缜用一个通俗的譬喻，说形与神的关系，就像刀和刀口的锋利一样，没有刀，便不会有刀的“快”了；没有形体，还能有神魂吗?这样浅显的譬喻，说明了深刻的唯物主义哲理，使知识初开的胡适，完全相信了无神鬼的道理。他说，“司马光引了这35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而且，“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③。
经过了这次“思想解放”之后，胡适便不再虔诚拜神礼佛了。但他从小是一个对母亲很孝顺的人，当着母亲的面，还不敢说不信鬼神的话；他母亲叫他去拜神佛，也不敢不去，怕伤他母亲的心。而当母亲不在跟前，胡适便对小伙伴们大发无鬼无神的议论，甚至去打菩萨。中屯村前有个三门亭，亭里供着关老爷的塑像；
村旁小庙里有几个罗汉菩萨。胡适到外婆家，常和小伙伴们去小庙或亭子里玩。
他领着打菩萨的耳光，但不明显打坏；有时又拔去菩萨的几根胡须，也绝不拔光。因此，一直没有被大人们发觉。
有一年正月间，胡适去大姊家拜年，住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和外甥章砚香赶回上庄去看灯。半路上经过中屯的三门亭。他们走进亭子歇息。胡适对砚香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扔到毛厕里去，好吗?”这欺神灭道的话，把比他大几岁的外甥给吓住了。章家跟送的长工忙加劝阻，说“菩萨是得罪不得的”。胡适还不服气，偏要拿石子去打神像。恰好村里有人来，他们才走了。
回到上庄，锣鸣鼓响，狮灯龙灯，热闹非常，来看灯的客人很多。胡适乘客多的风头，也喝了几杯烧酒。晚间被凉风一吹，他便醉得说起胡话来，乱喊乱叫，要月亮下来看灯。胡适的母亲见此情景，又急又怕，把他连抱带拖，拖进房里去，正不知如何是好，那章家的长工走进房来，把白天在三门亭的话，低声报告了胡适的母亲，并说“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来了”。胡适此时其实心里明白，正担心酗酒闹事，受母亲责罚。听到那长工的话，便计上心来，大说疯话，越闹越凶，装着真有神鬼附在身上一般。胡适的母亲急得没法子，急忙洗手焚香，祷告三门亭神道，请求宽恕无知的孩童，又许愿病好以后，亲自到三门亭神道前烧香还愿。胡适暗暗庆幸，小施妙计，便躲过了一场责罚；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责罚却在一个月之后——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从拜神到打菩萨（2）
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她请我母舅领我到三门亭里去谢神还愿。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摆好供献，点起香烛，陪着我跪拜谢神。我忍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④!
胡适在他的徽州家乡和亲人中间，渐渐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这里，既山川秀美，又贫瘠闭塞；既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淳朴的民情风俗，又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胡适在这里生活了九年，个儿长高了，知识初开了，还得到一点做人的训练，养成了一点用功的习惯。然而，他那渴求知识的心，却已经难于满足了。故乡的山，是那么高峻青翠而可爱。但高山那边是什么呢?他渴望着越过那山岭的阻隔，去看看山外的世界。
① 《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37页。
②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六“齐纪二”武帝永明二年(484)，载范缜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辩论佛教因果报应之事云：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中略）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以杜缜后对。缜对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子良使王融谓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按，指尚书令与左右仆射，相当宰相)矣，何但中书郎邪!”
范缜(约450—约510)，南朝齐梁时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所著《神灭论》，载《梁书》卷四十八本传，并附见梁释僧佑编《弘明集》卷九梁萧琛的《难神灭论》一文中。司马光此处所引文字，系缀合原文，并稍有字面上的改异。然而“缜大笑”云云，栩栩传出一个正直狷介的知识分子的磊落胸襟，不愧大史家手笔。
③ 胡适当时尚不知道《神灭论》全文载在何处。到写《不朽》一文时，方引述《神灭论》原文。而1930年12月，写作《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一章时，大约又未细检原文，故有司马光“编《通鉴》时，硬把《神灭论》摘了最精彩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历史里”的话，仍把缀合的这段文字，误认为《神灭论》里“最精彩的一段”原文了(参看《四十自述》亚东版第38页)。
然而，范缜的《神灭论》，对胡适确是“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1908年，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接编《竞业旬报》，曾于“谈丛”栏中发表《无鬼丛话》多条，陆续载该刊第25至32期，其中第一条就引述了司马光“家训”里的话和范缜《神灭论》里的话(见《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1914年8月，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六，又写了《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和《范缜因果论》。因思想有了进步，对范缜“识理亦有疵”微有批评，但主要仍是肯定，并赞扬范氏“人生如树花同发，大有平等之意。坠茵落粪，付之偶然，未尝无愤忿不平之心”(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364页)。1919至1921年间，写《不朽》一文，再次引用范缜的《神灭论》；并特别指出《神灭论》的几句话，使他“心里受了一大感动，后来便影响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参看《胡适文存》卷四第105—115页)。1945年，又写《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1946年4月改定，载《大公报?文史周刊》第35期)。距幼时读《资治通鉴》，已是45年，真可谓终生不忘了。
④ 《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亚东版第42页。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乡巴佬变成“新人物”（1）
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他身穿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大袖马褂，脑后一条小辫子，用红头绳扎着，跷跷的拖在背后，完全是一副地道的乡里土少爷打扮。当年由绩溪上庄出门，只能步行。他们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至余杭乘小船，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杭州；然后乘火车，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①这个乡巴佬要在这里住下，读书，寻求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新学”。他进的第一个学堂是梅溪学堂。这是他父亲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经甫)
先生②创办的。那时是清朝末年，刚刚废科举，兴学校。这梅溪学堂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但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现在进五班，国文读《蒙学读本》，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专攻他没有学过的英文和算学。
不久，胡适碰到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大约也瞧不起浅近的《蒙学读本》，事先没作准备。这一天，讲到读本里的一段引文：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听到这里，心想，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毕竟刚从乡里来，不敢冒失；从母亲那里也学得了一点忍耐的好脾气。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也有些红了。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侬读过《易经》?”先生问。
“读过。”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余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
“侬跟我来!”
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对那班里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
胡适之先生是安徽省绩溪县人。
绩溪，旧属徽州府，①在安徽省南部，秀丽的黄山脚下。徽州全境多山，风景虽然秀美，但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因此，徽州人大多离乡撇井，外出做生意，以善于经商闻名全国，甚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这样的地理生活条件，造就了徽州人的三个突出特点：一、重乡党观念，以“徽州帮”为最有名。
二、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徽骆驼”、“绩溪牛”之称。
三、重文化教育，出了像朱熹以及胡仔、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胡培等许多著名学者。
这些特点，在胡适身上几乎都有体现。他一生自称徽州人，爱吃徽州锅②，喜欢攀徽州同乡关系。1953年1月，他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辞，写的便是“努力做徽骆驼”六个字。直到晚年，他为凌鸿勋编著的《詹天佑先生年谱》作序③，仍不忘以詹天佑的“徽州同乡后辈”自居。对于徽州历代的几位著名学者，更是常常念在口中，写在文章里，钦敬不已。徽州烙印可谓深矣。
胡适的老家，在绩溪城西约40公里，是胡氏聚族而居的一个大村落，名叫上庄。
④这里，襟山带水，群山环抱着一块小小的盆地。1100多米高的竹竿尖，山峰苍翠，耸立村北，像蓝天底下展开一幅巨大的绿色屏障，护卫着整个山村。清澄的常溪河，由村西向南，潺潺流淌，默默地滋润着村边的农田，然后穿过杨林石桥，蜿蜒东去。泾人吴拙庵曾经赞美说：
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
可说是传出了上庄山水风光的特点与神韵。⑤
世代聚居上庄的胡氏，据说始祖昌翼公原非胡姓，而是唐昭宗李晔的太子，因避朱温之乱，随义父胡三公逃亡南方，匿居民间，便改从胡姓，后唐同光三年(975)以明经登第，故世称“明经胡氏”，至今民间仍称之为“李改胡”。二世祖仕于宋，卒封王爵。这些既阔且贵的事迹却不见于史册，大约是胡氏后裔为神化抬高他们的祖宗而写在族谱里的一种传闻罢了。⑥胡氏虽找到了贵为帝胄的祖宗，迁居上庄以后的六百余年间，却并无仕宦显赫之人。清代中叶以汉学闻名的“绩溪三胡”，世居绩溪城内，与上庄胡氏不同宗。⑦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胡适的父亲胡传做到了“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要算是上庄胡氏族中最显赫的官儿了。⑧
胡适的家，原不是什么书本网，而是历代经商，做茶叶生意。他的高祖由小本经营，居然在上海东边的川沙镇开设了一家小小的茶叶店。他的祖父扩大营业，并在上海华界增设了一家支店。到他父亲胡传做了官，本钱充裕了，生意便越做越兴隆。胡传死后，家里还留有上海一家裕兴泰茶叶店，一家公义油栈，在汉口还有一家两仪酒栈；却也一天天萧条以致倒闭了。⑨
胡家第一个有志读书的，是胡适的伯祖父胡奎照，字星五。可怜他寒窗苦读十余载，连个秀才也没考上，只在乡里教私塾，人称星五先生。
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1895)，行名祥蛟，字铁花，号钝夫；原名珊，字守三，人称三先生，是胡家第一个真正走上读书做官道路的幸运儿。他自幼聪慧，3岁时即不喜欢吃好东西，不愿穿花色衣裳，深得伯父星五先生的赏识，说“是儿夙慧，必大吾家”，便请塾师教他专心读书。胡传24岁那年考中了秀才，全家高兴的了不得；但接连参加几次“乡试”，都没能考中举人。他于是进上海龙门书院，受业于当时著名的学者刘熙载门下。学的是词章义理及“三礼”经济一套学问。
他笃信宋儒，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是清末正统派一路的文人。后来，胡传以岁贡生候选儒学训导(管府县学教育的官员)，先后在东北、广东、河南、江苏、台湾等处充任幕僚或地方官佐，共十余年。最后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是台东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也不过三品衔而已。
胡传虽然做了官，却又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他一生经历了许多艰险。幸亏他意志颇坚强，身体又很结实健壮：
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的像包龙图一样。⑩
在东北宁古塔吴大部下时，曾奉命赴晖春，与俄国廓米萨尔会勘黑顶子边界，中途遇大雪，迷失方向，陷在原始森林中，衣服鞋子都破了，且绝粮三日，冻饿交迫而不死。在广东，奉命至海南岛考察黎峒地势，入深山，直穿黎心，抵崖州，染瘴疠重疫，也治好了。到台湾后，初任全台营务总巡，为查阅营防，走遍了台南台北，前山后山，还到澎湖列岛，在炎蒸瘴毒中奔忙了六个月，跟从的人员一个个都病死了，而胡传竟能幸免。但他从此也骨节疼痛，大约是得了风湿病，身体便一天天衰弱了。台湾割给日本后，胡传内渡，在厦门病逝时，正值55岁的壮年。
胡传生活的年代，当鸦片战后一年，迄甲午战后一年，正是中华民族频受列强侵凌，多灾多难的岁月。他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看到国家的危难，最忧虑北方帝俄的侵略，曾说“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必始东北”。那时年已四旬的胡传，亲老妇亡，官运不亨，便慨然只身北上，游历东三省，一方面希望能找到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另一方面则为考察边疆地理形势，补正旧日图志的缺误，以备不时之需。这种经世致用和爱国的精神，实在也属难能可贵的了。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家乡和家庭（2）
胡传一生曾三次娶妻。初娶冯村冯氏，结婚不久死于太平天国的乱兵。续娶旺川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后不久便死了。曹氏所生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嗣稼，行名洪骏，从小吸鸦片烟，赌博，是个败家子。次子名嗣，行名洪骓，后改名觉，字绍之。三子名嗣，与老二孪生，行名洪，字振之。这便是胡适的三位兄长，都早已谢世了。现在，胡家在上庄故乡还有一个胡思齐。他是嗣稼的次子，胡适的亲侄儿。8岁时忽成聋哑，今年已经79岁，大约是胡家最长寿的人了。
胡传第三次续娶的，是本县中屯冯氏，名顺弟，即是胡适的母亲。
〔附〕胡氏世系表① 徽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置，治所在歙县，元代升为路，明以后改为府，民国元年(1912)废。徽州府旧辖六县，相当今安徽省的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及江西省的婺源县。
② 徽州锅，又称“一品锅”，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等食品。据在胡适家吃过徽州锅的梁实秋先生回忆描述道：“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热腾腾的端上了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载台北《自由谈》第23卷第11期)
梁氏到底只是“安徽的姑爷”，不知其详。另有一位石原皋先生，绩溪人，是胡适的表亲。他介绍的非常详明：“所谓徽州锅，并不是徽州人普遍食用的，乃是我们绩溪县岭北乡的居民最常见食物。凡是遇着节日，请客，婚姻喜庆，一般都是吃锅。它的做法如下：炊具是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丰富的锅有七层：最底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为笋衣，或用萝卜，或用冬瓜，或用干豆角，视季节而易。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猪肉只切成八至十块，呈长方形。再上一层为豆腐包，系用油豆腐裹，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即用温火烧，好吃与否，专靠火候的功夫，经常将锅中的原汁汤浇淋数次，大约要三四小时，才烧得出味道来。猪肉烧得像东坡肉一样，入口即化。食时逐层吃，逐层拨开。”(石原皋：《闲话胡适》“九 胡适的生活和娱乐”，载安徽《艺谭》季刊1982年第2期)
③ 《詹天佑先生年谱》，是凌鸿勋先生为纪念詹天佑诞生一百周年而编，1961年1月台北“中国工程师学会”出版。胡适的序，作于1960年11月19日，曾载台北《作品》第1卷第12期，同年12月1日出版。
④ 上庄，又名上川，旧属绩溪县北乡八都龙井乡，今属上庄乡。在县城西39公里，现有公路可通。1985年6月20日，笔者在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同志陪同下，曾由县城驱车前往上庄，实地察看。由此证明胡适自己说的，“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溪城北约50华里”(见《胡适口述自传》)，也有两处误记：一是上庄在县城西，不是“城北”；二是“约50华里”，误差了28里，显系旧时对山乡道路极不准确的估计。台湾许多有关胡适的著述，多由此而致误。(按：是书出版后，承绩溪经传方先生致信，谓旧时公路未开通，人们所走盘山小径，大约是50华里。三版补注。)
⑤ 吴焯(拙庵)，安徽泾县人，官绩溪时，曾为上庄胡氏第二分支支祠作《重建其顺堂记》，其中说：“绩西上庄，乃胡姓聚族而居之地也。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其风俗孝友而朴诚，谦柔而好礼。”(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下“文苑”，绩溪县文化局藏)
⑥ 上庄胡氏的始祖问题，胡氏族内亦有纷争。胡适的父亲胡传曾作《溯本录》，其序有云：“吾家旧谱所记，始祖本唐昭宗太子，避朱温乱，改从胡姓；二世祖仕宋，卒封王爵，事迹不见于史册，与曾氏始祖关内侯据略同。故予作《溯本录》，悉从旧谱，亦援曾氏祖据之例焉。吾宗别派，有重修家谱削去二世封爵，且逞其胸臆，谓必无封爵之事，著论辩驳旧谱者，彼其学识未必有过于宋之曾子固今之曾文正公，亦见其不知量耳。”(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下“文苑”，绩溪县文化局藏。原文无标点。)
⑦ “绩溪三胡”，梁启超著《清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文中说，“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培)、子继(培系)。
竹与泾县胡墨庄(承珙)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竹善治《仪礼》，集慎修东原易畴檠斋次仲之成作新疏，曰《仪礼正义》。墨庄亦治《礼》，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其最有名者则《毛诗后笺》。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适)云。”据此，指胡匡衷、胡培、胡承珙三人，均清代乾嘉之际著名的汉学家。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也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第6页)梁氏这些话，把胡适与“绩溪诸胡”、“三胡”联系起来，虽未确指为同宗，却也让人发生疑问。
蔡元培先生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序中曾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后来，《答林君琴南函》又说“胡君家世汉学”。显然把胡适当作了上述“绩溪诸胡”“三胡”的同宗后辈了。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家乡和家庭（3）
胡适被误派为别人的子孙，他自己当年并未出来考证和纠正。直到40年之后，他口述自传时才“顺便更正”了。(参看《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原来，绩溪胡氏有三宗：“金紫胡”、“尚书胡”、“明经胡”。胡培等“三胡”，属世居绩溪城内的“金紫胡”；胡适一家属世居上庄的“明经胡”。他们不是同宗。(按：承绩溪颜振吾兄抄寄《金紫胡氏家谱》之《肇龄公传》有云：“城东胡氏，世传经学，如匡衷公之《仪礼释官》，秉虔公之《说文管见》、《古韵说》，培公之《仪礼正义》并显于当时。”据此，“绩溪三胡”应是胡匡衷、胡秉虔、胡培三人。此说又见胡培系编之《绩溪胡氏书目》，光绪十年甲申世泽楼刊，绩溪县文化馆藏。三版补注。)
⑧ 胡传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补授台东直隶州知州，以知府在任候补，赏加三品衔。他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也都因此得到封赠。胡氏宗谱中乃大登其“诰敕”，以为无尚的荣耀。计有因胡传作官封赠其先人的诰命五道。文字都是刻板套话，味同嚼蜡；但今日青年难以见到此种妙文，故录其一道如下：
赠通议大夫胡瑞杰同妻氏诰命一道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嘉谟奕叶，允昭世德之殊宠，锡公朝益展曾孙之秀(按，此句疑有缺误)，承新渥，用毂曩徽。尔胡瑞杰，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之曾祖父，敦修无，垂教有方，种德开先，堂构益恢于来绪；诒谋裕后，箕裘克绍于前休。懿矩攸彰，恩施遂逮，兹以覃恩，赠尔为通议大夫，锡之诰命，於戏，四世其昌，久聚星德之庆，九泉可作，永承褒命之荣，国典膺，家风益振。
制曰：绥柔佐治，宠既被于外僚，贞顺垂休，恩聿推于内德。特敷惠泽，用播徽章。尔氏乃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之曾祖母，肃雍可范，令善堪模，树慈训于后昆，爰著钟祥之德，传素风于彝叶，式彰贻谷之谋，允作母仪，频昭国典，兹以覃恩，赠尔为淑人。於戏，九重锡庆，邀丹诰之褒，四世承恩，并焕朱纶之色，勤宣令问，用阐幽光。
诰命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六日下之宝⑨ 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4页；《先母行述》，见《胡适文存》卷四第240～241页；《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9月初版，第46、67、76～77页。
⑩ 见《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版，第3页。
石原皋先生在《闲话胡适》中说：“现在我要说的是胡适的父亲死的问题，这是个百年未解之谜，即：他究竟是病死于厦门，还是血洒战场，壮烈牺牲呢?这个谜直到今天才得到解决。我在此大书特书，他是爱国英雄，是为了抗日而战死沙场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石先生的根据是，十年浩劫期间，“造反派”曾掘开胡传的坟墓，棺材里找不着头颅骨。
石先生的这种见解，与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先母行述》及《胡适口述自传》等处的说法相悖。笔者赴绩溪上庄察访时，曾以此事询问上庄乡干部群众胡匡衡、曹诚兑等多人及胡适族人胡乐丰先生。他们都说十年浩劫期间，确有“造反派”掘坟事，但“找不着头颅骨”的话，仍系传闻，并无人确见证明，因而都认为靠不住。
关于胡传的生平行状，笔者多根据张经甫(焕纶)先生代撰的《胡铁花先生家传》(胡适于1951年1月19日整理，“稍有增节，但无大改动”，刊于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的《台湾纪录两种》为“代序”；李敖《胡适评传》，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9月三版第24至30页附录全文)，胡近仁(祥木)所撰《诰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江苏候补知府前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铁花胡公家传》(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绩溪县文化局藏)。这两种家传，均谓胡传病逝于厦门，与胡适所述相合。
笔者有《关于胡适父亲的死》一篇论文，专论此事，载《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可以参看。（三版补注）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1）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
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①。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的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②。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③。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④。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奏调往台湾供职。到1893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呀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⑤。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2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⑥。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⑦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2）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不具体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⑧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6年3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⑨。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⑩，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
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6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12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① 据绩溪胡明近著《胡适传论》称，顺弟之后生的是妹妹桂芬，老三才是诚厚。想必有据，如此则前文应改为“第三胎生了个儿子，前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方才准确；而“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含意则大约还是不错的。(三版注)
② 见《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12页。
③ 据胡传日记记载：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行50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见《四十自述》第13～14页所引)
从订约到迎娶，仅20天，婚事进行得特别快。而据石原皋《闲话胡适》“胡适的母亲”一节说，“现在中屯村中，冯致远兄弟家中的老屋，就是铁花公出钱，给他的岳父母造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聘金”是相当重的，冯顺弟可以说是以身报父母了。
④ 胡适小时候的名字叫“嗣”，爱称“儿”，见于他的《四十自述》，上海亚东版，第17页，并注明“”字音门。他的哥哥分别名嗣稼、嗣、嗣，堂兄弟名嗣稷、嗣秫、嗣、嗣稻等，都从“禾”。应该是不容易弄错的。可是，近年台北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先生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印行)，“谱前”开卷就将“嗣”误作“嗣糜”，从“米”，读音也不对了。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3）
可能是手民之误，然而所有“”字都错成“糜”，就难以理解了。
⑤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16页。
⑥ 见《先母行述》，《胡适文存》卷4，第238页。⑦ 据《先母行述》列出。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里，叙述到冯顺弟寡居经历的痛苦时，说她“经历了抚孤、忍辱、耐穷、借债、分家、重病、死父亲、死母亲……”，并注明根据亚东版《胡适文存》卷四中的《先母行述》。(台北远景版第37页)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先母行述》中并未说到顺弟的母亲死了。而且，在同卷中《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里，胡适叙述他母亲的丧事说：“我起初想把祭礼一概废了，全改为‘奠’。我的外婆70多岁了，她眼见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死在她生前，心里实在悲恸，所以她听见我要把祭全废了，便叫人来说，‘什么事都可依你，两三个祭是不可少的。’我仔细一想，只好依她，但是祭礼是不能不改的。”(亚东9版卷4第132页)由此证明，顺弟的母亲不仅顺弟寡居时没有死，而且顺弟死时，这位老人家还活得健康，到了70多岁哩。
⑧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8页。
⑨ 胡适一生崇敬他的父亲，思想也颇受他父亲的影响。如儿时读的《学为人诗》，是他父亲自编手写的，胡适的母亲保藏了20多年，胡适又将它装裱成册，含泪珍藏之。又请罗尔纲帮助校编出版了他父亲胡传的著作《台湾纪录两种》。在他成名以后，又为他父亲当过地方官的台湾省台东县捐赠奖学金七千元，并亲去台东台南凭吊；不久台东县也就建起了“州官胡公铁花纪念碑”。
⑩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儿(我的名字叫嗣，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见《九年的家乡教育》一则。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2～23页。
《藏晖室札记》卷四“二 母之爱”(1914年3月12日)云：“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守焕兄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80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上海亚东1936年版，第226页)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1）
胡适原名嗣，行名洪，后改名适，字适之①。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寓所。小时候，随父母在台湾住了近两年，认识了七百多个方块字。因此，当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孤岛后，有的台湾学者据此宣称台湾是“胡适之识字发祥地”②；胡适自己也顺势与台湾人拉点同乡关系，自称是“半个台湾人”③。
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年初，胡适母子离开台湾，经上海，回到安徽省绩溪县上庄的老家。不久，胡适就入家塾，开始念书了。
家塾的老师，是胡适的四叔胡，字介如。学堂就在介如先生家东边的一间小屋里。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介如先生的儿子胡嗣秫，比胡适大几岁，却不爱念书，常喜欢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另一个就是胡适。他才满三岁零几个月，身体瘦小，学堂的高凳子，要别人抱着才能坐上去，又得别人抱下来。只因为胡传有遗嘱，要送小儿子读书；胡适的母亲望他读书的心很切，管教很严；胡适自己也不像嗣秫那样贪玩，所以常常一个人坐在学堂里，鼓起喉咙读书，直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胡介如到阜阳县上任当训导去了，家塾的老师就改由胡适的族兄胡观象(字禹臣)担任④。学堂也搬到了“来新书屋”，房子大多了。学生也增多了，起初是五个，以后增加到十数人。禹臣先生是村里最年轻的老师，血气方刚，常常打学生的手心，甚至打屁股，学生都怕他。有个叫胡嗣昭的，专爱逃学，往往躲到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野外挨饿，抓回去挨打，却不愿念书。胡适觉得很奇怪。
他从不逃学。而且，他的母亲每天早上叫醒他，催他去上早学，他常常是学堂里到得最早的学生：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⑤。
胡适读书时，正是清朝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这一类阔得可怕的头衔。全国各地的学堂，都要供孔子的牌位，挂孔子的像。
来新书屋的墙壁上，也挂着一幅石刻朱印的孔夫子，据说还是唐朝名画家吴道子画的呢。胡适的母亲，盼望儿子读书成名，一再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他也很诚心，每晚放学时，总不忘记对孔夫子拜一个揖。有一年，——
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见了外甥章砚香(比我大几岁)供着一个孔夫子神龛，是用大纸匣子做的，用红纸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贴着金纸剪的香炉烛台和贡献，神龛外边贴着许多红纸金纸的圣庙匾额对联，写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类的句子。我看了这神龛，心里好生羡慕，回到家里，也造了一座小圣庙。我在家中寻到了一只燕窝匣子，做了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一只午时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圣庙的内堂，堂上也设了祭桌、神位、香炉、烛台等等。我在两厢又添设了颜渊子路一班圣门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联语类编》，钞出了许多圣庙匾联句子，都用金银锡箔做成匾对，请近仁叔写了贴上。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亲见我这样敬礼孔夫子，她十分高兴，给我一张小桌子专供这神龛，并且给我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和十五，她总教我焚香敬礼⑥。
少年时代的胡适，真可以说是孔夫子的一名忠实虔诚的小信徒。
胡适在家塾里读的书，也多是宣扬孔子孟子思想的儒家典籍。他上学时已认得近千字，不算“发蒙”学生了，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蒙读物。他最先读的是他父亲胡传自编手写的《学为人诗》。这是一部四言韵文，讲的是忠孝节义那一套伦常道德，“学为人”的道理。接着念的《原学》，也是他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胡适都念得很熟，书中的意思却不是三岁孩子所能懂得的。以后，胡适又陆续读了——
(3)《律诗六钞》(4)《孝经》(5)《小学》(朱熹编，江永集注本)
(6)《论语》(朱熹集注本)
(7)《孟子》(朱熹集注本)
(8)《大学》(朱熹集注本)
(9)《中庸》(朱熹集注本)
(10)《诗经》(朱熹集注本)
(11)《书经》(蔡沈集传本)
(12)《易经》(朱熹本义本)
(13)《礼记》(陈注本)
(14)《纲鉴易知录》(15)《御批通鉴辑览》(16)《资治通鉴》⑦九年的家乡教育，熟读了这许多经史典籍，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了较系统的旧文化的基础。同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深深地潜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崇拜程朱理学的思想根苗。
胡适说，他的父亲胡传“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⑧。胡传所编的《学为人诗》，讲“性命”，讲伦常“名分”，正是程朱理学的一套。
诗的末尾写道：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2）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他所崇信的，便是程朱学派“即物而穷理”的治学态度。胡适读这部书的时候，虽然并不懂得它的意义，但他父亲留下的这点“程朱理学的遗风”，却是对他终生起作用的。他在家塾里读朱子《小学》，读经史典籍，大多取朱熹或他门生的注本，也可以说正是这种理学遗风的表现。① 胡适的名字，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多有弄错的。参看上一节注④。
又胡适的行名是洪，不是嗣。据绩溪县《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凡例”中，所载排行名的五言诗如下：
天德锡祯祥，洪恩毓善良。
明经承肇祖，世泽振同光。
秉国思名彦，为邦有宪章。
家庭敦孝友，继起衍宗长。
胡适曾祖序东公，行名锡镛；祖父奎熙公，行名祯；父传，行名祥蛟；胡适兄弟行名依次是洪骏、洪骓、洪、洪；下一辈是“恩”字辈，因奎熙公字世恩，为避讳缺笔为“思”，故行名依次为思明、思齐、思聪、思敬、思猷、思永、思祖(名祖望)、思杜。别派的人，如今健在的胡乐丰先生，则行名为“恩”，与思祖、思杜等为刚出服的堂兄弟。
② 参看黄纯青先生的《台湾与胡适》一文，载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52年11月29日。
③ 见胡适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讲词》(1953年1月6日)，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116页。
④ 胡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十二月选阜阳县训导，任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十二月。
胡观象(禹臣)，是胡适的族兄。《四十自述》亚东版第21页，明明写着：“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颍州府阜阳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又，《藏晖室札记》卷4“三六 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914年6月8日)亦云：“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而李敖《胡适评传》第68页，却说“…指导他念这些书的老师是他的亲族，最先是四叔胡介如，后来是族叔胡观象(禹臣)。”不知何据?
⑤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上海亚东版第29页。
⑥ 见《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版第36页。
⑦ 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⑧ 见《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81年3月初版，第14页。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先生”讲故事（1）
小孩子天性好玩。但胡适小时候，在台湾大病了半年，身体很瘦弱，缺少活泼游戏的本事。他举动文绉绉的，村里大人都夸他像个先生模样，便戏称他做“先生”。
他喜爱的游戏，也多是文静一些的。或玩纸牌，或用薄薄的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或和一些同学做木刀竹枪，借几副假胡须，在村口田里做戏；胡适扮的也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文角色，只有一次他扮“水浒戏”里的教师爷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来。这大概是胡适少年时代最活泼的游戏了。而他最爱玩也最拿手的游戏，是“掷铜钱”，或叫“砸铜钱”。
据绩溪石原皋先生所述，掷铜钱的游戏，须要较高的战术和技巧。参加者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各人拿自选的铜钱向石柱掷去，铜钱反弹过来，弹得最远的“吃”第二远的，依次相“吃”，即将自己的铜钱掷向第二远的铜钱，掷在相隔五寸以内为“吃着”。于是，拿被“吃着”的人的铜钱置阶沿石板上，再用自己的铜钱打下去，并使之腾空飞出，愈远愈妙。而被“吃着”的人，得用嘴唇舔着自己的铜钱向前掷，一直舔着掷到与飞出的铜钱相连接，一盘才算结束①。
胡适擅长这种游戏，常是胜者。但他从小便爱惜羽毛，有自尊心。自从得了“先生”的绰号以后，他觉得既有“先生”之名，便要装出“先生”的样子，也就不敢尽情的玩耍了。有一次，他在屋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本家长辈走过，笑说道：“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竟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在传统观念和旧教育的熏染下，为了这点可怜的自尊，却牺牲了儿童游戏的乐趣。他一生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别的方面都没能得到发展的机会。②
胡适少年时代的最大兴趣，还是看书，看小说书。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触发的——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③。
这本破书引起了胡适对小说的极大兴趣。从此，他到处借读小说，和朋友交换、比赛看小说。每年秋天，胡适跟他的庶祖母到田里去“监割”(田主监督佃户收割)，他也总是坐在树荫下看小说。胡适阅读小说，范围很广泛，兼及弹词、传奇和笔记小说一类的书。他看过的大致有：
(1)《水浒传》(第五才子书)
(2)《三国演义》(第一才子书)
(3)《正德皇帝下江南》(4)《七剑十三侠》(5)《双珠凤》(6)《红楼梦》(7)《儒林外史》(8)《聊斋志异》(9)《经国美谈》(译本，日矢野龙溪著，周宏业译，为胡适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本。)
(10)《琵琶记》(11)《夜雨秋灯录》(12)《夜谭随录》(13)《兰苕馆外史》(14)《寄园寄所寄》(15)《虞初新志》(16)《薛仁贵征东》(17)《薛丁山征西》(18)《五虎平西》(19)《粉妆楼》④胡适这般嗜读小说，也遭到家中老辈的干涉与禁抑。他只好偷偷地读，于是便生了流弊：
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倘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⑤
幸而家中也有人帮助胡适借小说，如他的五叔、守焕哥、三姊丈周绍瑾、大哥、大嫂、二哥、三哥，都帮他借过小说，或送小说书给他。而最出力的是他的族叔胡近仁。近仁比胡适大四岁，天资颇高，会读书，家里也颇有些藏书，是胡适儿时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摺子，登记看过的小说，过些时候便交换比较，看谁读的书多。到胡适离开家乡时，他的摺子上记载的小说书，大约有30多种了⑥。
人们往往以为小说是“闲书”，其实大谬不然。小说书给了胡适很大的好处，主要的是帮助他把文章写通顺了。他读了大量的小说，而且找到一个讲述这些小说故事的好机会。他的一些本家姊妹，像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和多菊，祝封叔的女儿杏仙，还有本家侄女翠苹、定娇等，十几岁的一群姑娘，常常聚在一起，绣花做鞋，也常常请胡适讲故事。胡适给她们讲得最多的是《聊斋志异》，什么凤仙啦，莲香啦，什么江城啦，张鸿渐啦，说得悍妇奇毒，狐鬼有情。众姑娘听得啧啧称赞，便去泡炒米，做蛋炒饭，犒劳胡适。这样讲聊斋故事，逼着胡适把古文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章法；大量的白话小说，又使他得到初步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因此，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时，就能写很像样的文章了。而对于他后来的提倡白话文学和考证小说，也早早地种下了根苗。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先生”讲故事（2）
① 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三 胡适的童少年”，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2期。
② 1916年3月6日，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12“三○ 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中写道：“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训练，诵读习字之外，他无所授。犹忆余幼时酷嗜画人像，然既无师资，又无范本，其所本者，石印小说之绘像而已。不独此也，即偶有所作，均不敢以示人。一日为塾师所见，大遭诟责，桌屉中所有绘像皆被搜去，遂不敢更为矣。音乐则更无机会可学。犹忆一年，里中秋赛，应有童子昆腔乐队，翰香叔欲令余与列其中，后家人以为吾家子弟不应学吹弹与‘子弟’(俗谓优伶为‘子弟’)为伍，遂不果。至今思之，以为憾事。吾不知果有绘画与音乐之天资否。然即令有之，经此20年之压抑挫折，更能余几何乎?后之言教育改良者当知所从事矣。”(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856页)
到1930年11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一章里，又写到这两件事，可参看(亚东版第28页)。
③ 《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3～24页)。关于胡适第一次偶然读小说的事，他自己有种种不同的回忆与说法。1954年3月15日，他在台湾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的演说《白话文的意义》，说的是“七八岁的时候”(见《胡适选集》“演说”，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75页)。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演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又说是“八九岁的时候”(刘心皇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话》收此演讲词为“代序”，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印行)。前后相差两三年，当是记忆的不确切。五六十年之后来回忆儿时情事，难免此等误差。而《四十自述》的回忆与记载可能较近是。
④ 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⑤ 《藏晖室札记》卷12“三○ 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亚东版第857页。
⑥ 这些数字都不甚确切。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是“三十多部小说”(亚东版第25页)；而在《藏晖室札记》中却说是“读了四五十种小说”(上海亚东版，第856页)。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从拜神到打菩萨（1）
胡适家的房屋，是他父亲当官以后新盖的二层楼房。虽不十分阔绰富丽，却也精致而大方。正面墙上有腾飞的门檐。门檐下两扇黑漆大门。门上贴着“僧道无缘”的大红纸条。这是旧日理学家庭的一个典型标记。胡适的叔父兼老师胡介如家，门上也贴有“僧道无缘”的纸条。他们笃信程朱理学，不言怪力乱神，不信神佛迷信，也不布施和尚道士。贴上这“僧道无缘”的条子，和尚道士就不敢登门了。但是，胡家的女眷却深信神明菩萨。胡传死后，大门上“僧道无缘”的纸条也由红变白，后来竟完全剥落，无影无踪了。女眷们便诚心而自由地求神拜佛。家里人有个三灾两病，便念经许愿，求神佛保佑；甚至恭请和尚到家里来，放焰口，超度冤魂。
在这样的环境下，胡适小时候，便常听那些信佛的老太太们讲“目连救母游地府”，讲“妙庄王的公主(观音)出家修行”的故事，见神见鬼。他自己也看过一些宣传神鬼的连台本戏，读过老太太们带来的《玉历钞传》、《妙庄王经》等劝善罚恶的“善书”。于是，他幼小的心灵里也装满了神佛观念。十殿阎君，牛头马面，地狱的惨酷，轮回的苦痛，使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最怕来世变猪变狗。加之，胡适自幼体弱多病，他的母亲也常替他求神许愿，教他诚心敬佛。
每年去中屯外婆家，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只要有神佛的，母亲便教他去拜揖。有一年，她还亲自带着胡适去朝拜古圹山，在观音菩萨座前烧香还愿。山路崎岖，她的一双小脚行走十分艰难，却不叫一声苦痛；这时候的胡适，自然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小香客，小信士。
但这个虔诚的小信士，不久便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事情是从朱熹的《小学》开始的：
有一天，我正在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了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重读了这几句话，忽然高兴的直跳起来。《目连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何桥下去喂饿狗毒蛇，——这种种惨状也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这句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心里很高兴，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①。
科学思想向迷信思想挑战了。胡适从朱子的《小学》里，知道了司马光论地狱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使他开始怀疑，不再相信地狱轮回的鬼话了。不久，他又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中知道了范缜的《神灭论》：
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②。
范缜用一个通俗的譬喻，说形与神的关系，就像刀和刀口的锋利一样，没有刀，便不会有刀的“快”了；没有形体，还能有神魂吗?这样浅显的譬喻，说明了深刻的唯物主义哲理，使知识初开的胡适，完全相信了无神鬼的道理。他说，“司马光引了这35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而且，“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③。
经过了这次“思想解放”之后，胡适便不再虔诚拜神礼佛了。但他从小是一个对母亲很孝顺的人，当着母亲的面，还不敢说不信鬼神的话；他母亲叫他去拜神佛，也不敢不去，怕伤他母亲的心。而当母亲不在跟前，胡适便对小伙伴们大发无鬼无神的议论，甚至去打菩萨。中屯村前有个三门亭，亭里供着关老爷的塑像；
村旁小庙里有几个罗汉菩萨。胡适到外婆家，常和小伙伴们去小庙或亭子里玩。
他领着打菩萨的耳光，但不明显打坏；有时又拔去菩萨的几根胡须，也绝不拔光。因此，一直没有被大人们发觉。
有一年正月间，胡适去大姊家拜年，住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和外甥章砚香赶回上庄去看灯。半路上经过中屯的三门亭。他们走进亭子歇息。胡适对砚香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扔到毛厕里去，好吗?”这欺神灭道的话，把比他大几岁的外甥给吓住了。章家跟送的长工忙加劝阻，说“菩萨是得罪不得的”。胡适还不服气，偏要拿石子去打神像。恰好村里有人来，他们才走了。
回到上庄，锣鸣鼓响，狮灯龙灯，热闹非常，来看灯的客人很多。胡适乘客多的风头，也喝了几杯烧酒。晚间被凉风一吹，他便醉得说起胡话来，乱喊乱叫，要月亮下来看灯。胡适的母亲见此情景，又急又怕，把他连抱带拖，拖进房里去，正不知如何是好，那章家的长工走进房来，把白天在三门亭的话，低声报告了胡适的母亲，并说“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来了”。胡适此时其实心里明白，正担心酗酒闹事，受母亲责罚。听到那长工的话，便计上心来，大说疯话，越闹越凶，装着真有神鬼附在身上一般。胡适的母亲急得没法子，急忙洗手焚香，祷告三门亭神道，请求宽恕无知的孩童，又许愿病好以后，亲自到三门亭神道前烧香还愿。胡适暗暗庆幸，小施妙计，便躲过了一场责罚；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责罚却在一个月之后——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从拜神到打菩萨（2）
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她请我母舅领我到三门亭里去谢神还愿。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摆好供献，点起香烛，陪着我跪拜谢神。我忍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④!
胡适在他的徽州家乡和亲人中间，渐渐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这里，既山川秀美，又贫瘠闭塞；既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淳朴的民情风俗，又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胡适在这里生活了九年，个儿长高了，知识初开了，还得到一点做人的训练，养成了一点用功的习惯。然而，他那渴求知识的心，却已经难于满足了。故乡的山，是那么高峻青翠而可爱。但高山那边是什么呢?他渴望着越过那山岭的阻隔，去看看山外的世界。
① 《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37页。
②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六“齐纪二”武帝永明二年(484)，载范缜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辩论佛教因果报应之事云：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中略）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以杜缜后对。缜对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子良使王融谓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按，指尚书令与左右仆射，相当宰相)矣，何但中书郎邪!”
范缜(约450—约510)，南朝齐梁时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所著《神灭论》，载《梁书》卷四十八本传，并附见梁释僧佑编《弘明集》卷九梁萧琛的《难神灭论》一文中。司马光此处所引文字，系缀合原文，并稍有字面上的改异。然而“缜大笑”云云，栩栩传出一个正直狷介的知识分子的磊落胸襟，不愧大史家手笔。
③ 胡适当时尚不知道《神灭论》全文载在何处。到写《不朽》一文时，方引述《神灭论》原文。而1930年12月，写作《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一章时，大约又未细检原文，故有司马光“编《通鉴》时，硬把《神灭论》摘了最精彩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历史里”的话，仍把缀合的这段文字，误认为《神灭论》里“最精彩的一段”原文了(参看《四十自述》亚东版第38页)。
然而，范缜的《神灭论》，对胡适确是“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1908年，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接编《竞业旬报》，曾于“谈丛”栏中发表《无鬼丛话》多条，陆续载该刊第25至32期，其中第一条就引述了司马光“家训”里的话和范缜《神灭论》里的话(见《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1914年8月，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六，又写了《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和《范缜因果论》。因思想有了进步，对范缜“识理亦有疵”微有批评，但主要仍是肯定，并赞扬范氏“人生如树花同发，大有平等之意。坠茵落粪，付之偶然，未尝无愤忿不平之心”(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364页)。1919至1921年间，写《不朽》一文，再次引用范缜的《神灭论》；并特别指出《神灭论》的几句话，使他“心里受了一大感动，后来便影响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参看《胡适文存》卷四第105—115页)。1945年，又写《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1946年4月改定，载《大公报?文史周刊》第35期)。距幼时读《资治通鉴》，已是45年，真可谓终生不忘了。
④ 《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亚东版第42页。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乡巴佬变成“新人物”（1）
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他身穿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大袖马褂，脑后一条小辫子，用红头绳扎着，跷跷的拖在背后，完全是一副地道的乡里土少爷打扮。当年由绩溪上庄出门，只能步行。他们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至余杭乘小船，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杭州；然后乘火车，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①这个乡巴佬要在这里住下，读书，寻求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新学”。他进的第一个学堂是梅溪学堂。这是他父亲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经甫)
先生②创办的。那时是清朝末年，刚刚废科举，兴学校。这梅溪学堂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但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现在进五班，国文读《蒙学读本》，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专攻他没有学过的英文和算学。
不久，胡适碰到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大约也瞧不起浅近的《蒙学读本》，事先没作准备。这一天，讲到读本里的一段引文：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听到这里，心想，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毕竟刚从乡里来，不敢冒失；从母亲那里也学得了一点忍耐的好脾气。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也有些红了。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侬读过《易经》?”先生问。
“读过。”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余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
“侬跟我来!”
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对那班里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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