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单身北上（1916）

　　　　《中华新报》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一日抵达北京，大风雪中，

　　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先生现暂住观菜园陈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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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民国五年的北京，这是个相对宁静的冬天。

　　连日的寒流挟带着百年不遇的风雪，呼啸着张开弥天的雪慢，掠过皇城侯门森严的朱墙碧瓦，扑向曲里拐弯的旧式建筑群。恍如一位威力无比的天神，肆虐地洗涤着尘世的污垢和喧闹。一切的欲念，一切的声响，包括不久前那幕在紫禁城草草收场的“登基”闹剧，都悄无声息地湮没在这片洁净的雪域里。我们这座久经劫难的古城，终于像一位疲惫的老人，趁着岁末的静谧，沉沉地打上一个长盹。

　　此刻，晨曦显得还很黯淡。白茫茫的前门外大街上，隐约可见一位长者的身影踽踽而行。这是一位肤色发黄，颧骨方正的外乡人，长着中等身材，在寒风中光着个脑袋，穿一身半新不旧的棉布长袍。厚厚的积雪中，他走得很慢，不时地呵口热气搓搓冻红了的手，打量一眼两旁略显生疏的街景。川流的人群里，谁也不会想到这位面色和蔼相貌平平的外乡人，是一位刚从欧洲回来的大学者。更不会想到，他与这座城市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是四年前，那位权势显赫风云一时的铁腕人物袁世凯，曾以迎接元首的礼遇，破例为他打开了大清帝皇出巡时通行的正阳门，欢迎这位南方临时政府派出的“迎袁专使”。

　　这真是清末民初晦暗岁月中一个难得亮丽的日子，北京车站和东交民巷为他那阵容强大的使团高搭起缤纷的彩棚，悬挂于大街两旁的五色旗，给倾城而出的市民带来了一线憧憬。历史有时真像一幕荒诞剧，那位妻妾成群，谋士如云，把玩各种政治势力得心应手，还费尽心机想过一回帝王瘾的洪宪皇帝，竟垮得比他那些准备登基后御用的瓷器和袁大洋还快。而他这位最终亮出不合作旗号，与几位总长一气辞职出走的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又因一纸电文踏上了归国的海轮，毅然只身北上。

　　今天，应该说是个喜忧交加的日子。1916年12月26日的阳光，暖暖地投在雪地上，映出淡淡的胭脂红。那位被北洋军人政权玩偶般几经摆设，刚在东厂胡同官邸宣誓就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已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一路上，他的心却很沉，眉宇间弥漫出凝重的忧虑。这位与康、梁同时代的前清名翰林，这位对本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将产生巨大影响的先驱人物，尽管一生出任过无数重要职务，但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还是一股浓浓的书生气。那个戊戌变法失败后萦绕心头的教育之梦，一直是他这些年四处奔波，一次次出洋留学考察的精神动力。他要出长的将是由大清朝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全国最高学府，一座在军阀盘踞下的北京日趋颓败的衙门式旧学堂。光凭他单枪匹马地进去，能行

　　他终于按着朋友说的地址，摸到一家旅社门口。扶起眼镜看了看招牌，正是要找的中西旅馆，不禁吁了口长气。他起了个大早踏雪而来，就是想见一个人。此公虽不是贵胄名宦，却关系到这次出山的成败。他顾不上掸去肩头的寒霜，一把撩起门帘，兴冲冲地走了进去。

　　茶房见来者气度儒雅，是位忠厚长者，忙小心地过来侍候。他要找的客人姓陈，是陪同一位姓汪的朋友从上海来办事的。茶房陪他来到一扇紧闭的房门前，说客人夜里看戏睡晚了，还没起床呢。茶房有点殷勤，想去敲门，却被他用手势劝住 他只要了张木板凳，就心安理得地在门口坐了下来。

　　三个月前，他收到了驻法国公使馆转来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这位他当年的旧部，终于随着袁世凯的覆亡而再次出山。他俩可为情投意合，肝胆相照的老友。在唐绍仪内阁时，是他请范源廉做次长的。两人中他偏重理想，范君擅长事务，合作得非常默契。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会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会有好大学？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顿好小学。他却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顿好大学。两人说完哑然失笑，一句话，就是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得进行整顿。范君是在他辞职后继任教育总长的，他就职后曾郑重声明，凡蔡先生制定的教育宗旨悉当遵行，以所谓的“萧规曾随”，一时传为美谈。几年不见，他的电文仍充满着敬仰之情。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

　　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

　　早日回国，以慰瞻虑。君行在即，先祈电告。

　　他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的。在他看来，随着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病恨而死，时局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位羽翼丰满，曾经用当年袁氏对付革命党人和清廷“两面威吓”的招法，逼迫主于交权的段祺瑞，自认为可以趁势登上总统宝座。没想到当时的北洋集团内部和西南护国军，以及南北方大大小小的山头，并没有完全把这位皖系首领放在眼里。出于无奈，他只得暂时推出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他原以为对方只是个傀儡和摆设，一开始就摆出了一副重兵在握颐指气使的派头。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料到，这位在袁氏手中优柔寡断，言语谦卑的驯眼工具，也居然真的拉开了大总统的架式，向这位纵横捭阖的铁血总理过问起军国大事。他们之间的关系，终于化成民国史上一场激烈的总统府与国务院的冲突，被好事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府院之争”。1916年的夏天真是个热闹非凡的季节，经过二十多天吵吵闹闹的较量，国会中的民主势力又暂时占了上风。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早已名存实亡的共和制好像又出现了一线曙光。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他，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他乘坐的法国邮船是11月8日抵达上海的。他带着一个多月的风尘携妻儿刚到惠中饭店，就听到一个惊人的噩耗。昔日同盟会的军事首领，四十三岁的黄兴黄克强已于八日前不幸病逝。他于翌日清晨匆匆赶往福开森路黄兴灵堂吊祭，也就是在他刚走进灵堂时，又一道急电传到了上海：西南护国军蔡锷将军于昨日辞世。上海的革命党人终于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接连几天里，他与孙中山、唐绍仪、胡汉民等以主丧友人的名义照料一切，接待包括黎元洪特使在内的中外人士。面对着神情黯淡，面容憔怀的中山先生，他突然意识到了肩头的责任。以前他聊以自慰的是，尽管孙先生一生挫折，屡战屡北，但凭借身边拥有宋教仁、黄兴这文武两大主将，再造共和的伟业还是充满着希望。在他眼里，宋教仁是继孙先生外，真正具有党魁才识的人。辛亥革命后，眼看着大总统宝座将拱手相让，许多人痛心疾首。宋教仁却冷静地说：

　　“先借他们玩几天，我会设法拿回来的。”

　　这位身材短小，留两撇细胡的“桃园渔父”果然不负众望。先是在国会中提倡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以架空袁氏权力。又以“毁党造党”的气魄解散了同盟会，重建国民党。在上层四处游说，将许多共和党和统一党的要人拉入党内，使新组建的国民党很快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如今，将星纷纷陨落，幸存者的担子陡然加重。

　　关于这次北上，多数的朋友劝他不去就职。广西马君武尤其反对，说北大太腐败了，是个臭虫窝、大染缸，民国以来不知换了几任校长？如今胡仁源又当不下去 你去了如整顿不好，反坏了一世清名。但也有少数朋友却说，正因为它的腐败，更应该去整顿。即使失败了，也算尽了心意。

　　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他来到中山先生的寓所。

　　客厅的落地窗外，飘来几片落叶，触动了他俩的愁思。以往与中山先生会晤，都是陈其美安排的。这位在上海租界和帮会势力中游刃有余，智勇双全的传奇人物，始终不忘他在邹容纪念塔落成仪式上的演讲。那还是十年前的旧事，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沉闷的夏日。他和蒋维乔等人作了充分准备，先在四马路工部局巡捕房接出了因《苏报》案囚禁三年的章太炎，当夜送他登上赴日本的邮船。又于四日后清晨，率中国教育会和中国公学的三十余名学生，在南市大码头乘船前往一个名华径的小镇。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那天在邹容墓前却声泪俱下，格外激动。陈其美说他就是被那次特别警策的演说感动了，才毅然回湖州变卖家产投身革命的。如果说宋教仁和黄兴在党务和军事问题上与孙先生还偶有龃龉的话，那么这位在光复沪杭之役中运筹帷幄，屡建奇功的首任上海都督，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却始终是追随先生的忠实信徒。还记得“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一个下午，孙先生眼看着辛亥革命成果丧失殆尽，联想以前对袁氏的种种幻想，心有隐痛，也就弥足珍惜地向他讲述起当年陈在争夺都督一职时的胆魄和理智。

　　这真是民国史上一场罕见的较量，光复上海的有功之臣为了都督这个头衔争执不休，都到了拔枪相向的地步。一方是商团代表和起义军官，坚持说陈其美一进制造局就被拘禁了，仗是靠李英石指挥打胜的。另一方的同盟会党人却非推陈当都督不可。还亏得陈其美事先有安排，紧要关头靠刘福标高举手榴弹，大吼一声：“谁再敢反对大家同归于尽。”才勉强定局。如今，这位一生组织过无数暗杀，为革命党创建了稳固的上海根据地的杰出首领，终于在不久前神秘地消失了，如落叶随风远去。窗外下起迷濛的细雨，去年刚与孙先生结为伉俪的宋庆龄端上了茶水，又悄然离去。只见孙先生喟然长叹道：“天地不仁呵，灭我良士。”他是知道两人关系的，几个月前陈其美残遭暗杀后，孙先生曾在吊视时抚尸大恸，哀容令人心碎。

　　那天的夜雨下得天地透凉，孙先生沉湎于往事，如一座雕像，很久才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他仔细地听明了自己来意，仿佛又回到了现实世界，用他惯有的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

　　“北京的府院之争中，黎元洪虽暂时占了上风，但是在内阁和各省中，仍是旧官僚和军阀政客们的天下。段祺瑞也马上就会组织反扑。所以从长远看，北方应该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传播革命思想。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去造就一种新的精神，一种真正人类大同社会才有的自由空气。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依我之见，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黎元洪为了得天下还需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所以，这是你办教育，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

　　他从孙先生脸上那略显威仪的口髭，那双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种慑人魂魄的浩然之气。他崇敬先生不光是他的坚毅，更是他的精神。先生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走向的大英雄，是那种横空出世般敢于孤军作战的大主角。每次见到先生，整个精神就会一下强健和自信起来。

　　临行前夕，上海的《民国日报》还发表了一位昔日朋友的诗，鼓励他北上就职。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九时光景，房门终于开了，出来两位先生。他的眼一亮，只见前面那位长着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嘴唇宽而有力，双目炯炯有神。只沉沉地朝他一瞥，就叫嚷起来。

　　“啊呀！是蔡先生吧？多年不见，失礼得很，快请进。”

　　“您是……仲甫先生？”

　　他感到有点纳闷，对方怎么会认识自己 他要找的这位客人是安徽人，原名乾生，字仲甫，现已改名独秀。这位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虽小自己十二岁，却在辛亥革命前后组建过岳王会，出任过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长，是位资深的老革命党人。听说现正在上海主持一份叫《新青年》的杂志，办得很有起色。

　　陈独秀真是个直性子，一把他请进门，未等寒暄先顾自开了口。

　　“还记得十几年前你在上海参加暗杀团，研制过炸药 哈哈哈……”

　　记忆之门在这爽朗而充满力度的笑声中倏然洞开。那是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还是法租界的余庆里？1904年秋日的斜阳是那样地瑰丽和壮美。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密室里，刚从日本回国的何海樵，神色冷峻地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蔡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已到了决战时刻。我们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考虑再三，立志从暴动和暗杀入手。杨笃生与我等六人已成立了暗杀团，我们拟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慈禧。”

　　这位当年他手下爱国学社的军体教员，正被一种狂热的激情燃烧得面色潮红。在几次的秉烛夜谈中，如一头焦躁不宁的困兽，时而激愤地起立，时而无奈地叹息。那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他说：

　　“我们先在横滨设立了炸药制造所，秘密研制炸药，还订有严密的纪律，互相监督。这次回国，我们已在北京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妈的，这老贼婆居然深居简出，防备森严，始终不得下手，眼看着经费用完，只好先回上海再作打算。蔡师，凭着您的声望，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据点，不知意下如何？”

　　面对着这位豹眼怒睁刚勇好死的聂政式人物，他那道貌温和的面容溢出了血色。他当时正因《苏报》案和爱国学社的部分学生与中国教育会的无为争执而心灰意冷。又读了大量有关俄国虚无党的书，对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充满着向往。教育救国的路，毕竟不如暗杀来得刺激和痛快。他毅然答应了一切，开始了一生中最为激烈的行动。

　　他的镜片里闪出了兴奋的光芒，好像又认出了旧时的街道，走进了那间充满殖民地风格的小屋。他声音喃喃地对陈独秀说：“真是有点奇怪呀，我们当年怎么会那样激动？”

　　是的，他们这些出生在清末的文人，从小面临着那么多的不平和痛苦。总感到身心特别地压抑，总觉得有一股格格不入的旧势力在与自己对峙。他们愤怒，他们忿忿不平，终于义无反顾地起来反抗。

　　“嗬！加入暗杀团的仪式还真有点刺激，要像会党结社那样‘歃血盟誓’。记得那天我们跪在地上，面前供着黄帝的牌位和祭品。何海樵领着一句句宣读誓词，然后杀鸡，将血滴于酒中。再用刀划破无名指，把血和酒搅和在一起。最后每人痛饮三口，真是豪情奋发，胆气冲天呀！”

　　陈独秀的心里也掠过一阵暖流，沉浸在回忆中：

　　“记得你先发展了爱国女校懂化学的钟观光和俞子夷，他们很快把毒药给研制了出来。你却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又要他们研制固体粉末，后来进展不大。不久就转向试制炸药，当时也有个秘密组织，先后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刈。我是被章士钊叫来的，地点好像是设在一条冷僻的里弄，周围全是贴满招租条子的空屋。我们天天跟着杨笃生搞试验，你也常来商谈，可就是没记住我这安徽小老弟。”

　　蔡元培被对方一口浓浓的安庆方言惹笑 他有点喜欢上了这位爽直的汉子，觉得有了这层关系，今天的会谈就多了一份机缘。他稳稳地呷了一口茶房送来的茶水，说：

　　“其实我对先生心仪已久，记得还是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起过先生。你当时正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听说后来很艰苦，发起人都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最后全凭你一人支撑了好几个月。我是深知一人支撑一份报纸是什么滋味的，所以对先生的精神十分佩服。昨天在和汤尔和闲聊时，还提起这件事呢。”

　　陈独秀一听此言，才想起身边的另一位客人，忙向他引荐。

　　“讲起办报，这些年来，全凭孟邹兄为我撑腰呢！”

　　说起江孟邹，蔡元培是知道的。这位上海滩的报界闻人，瘦长的身上套一件银狐皮褂，腰间环佩丁当，举手投足问，一股名士派头。他与独秀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密友，两人已记不清相识于何处。但有几件事，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那还是在1903年的夏天，章士钊几经奔波终于筹办了《国民日日报》，以替代刚被查封的《苏报》。那时他也在上海，有一天听章士钊说，当时名义上有几位撰稿人，实际上真正帮他搞编务的主要靠陈独秀。两人蛰居在昌寿里的一间偏楼上，对掌辞笔，足不出户，起居无常，经常是彻夜工作到次日凌晨才能休息。一日晨起，章士钊忽然闻见一股异味，抬头望去，只见蓬头垢面的独秀那身从未换洗的黑衣上，正布满密如繁星的白物，忙骇然相问：

　　“仲甫，此何物耶？”

　　想不到对方竟浑然不觉，徐徐自视后坦然笑道：“虱耳。”

　　三人说到这里，忍不住杨怀大笑。屋内气氛融洽了许多，汪孟邹谈兴正浓，又接着往下说：

　　“讲到办《安徽俗话报》，我最知仲甫的辛苦。当时我在芜湖，一日，见有位剪了辫子披着长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科学图书社找我，说是要来办报纸。我见他才二十多岁，就试探着说，这里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呢。想不到他听后挺认真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编好后要先寄上海，待印好了再寄回。每当报纸来时，真够他一人忙的。从分发、卷封到邮寄，他居然都默默地干了下来。嗨！当时的仲甫，真是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一次我推门走进他的小屋，只见墙上挂着他书写的巨幅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有如此气吞山河豪气的人，何惧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也。”

　　陈独秀自嘲地笑了：“孟邹见对小弟如此厚爱，所以我办《新青年》，自然要请您做后台喽。”

　　汪孟邹会意地点点头，又想起一桩往事。他这亚东图书馆能有今天，还亏得独秀当年的提醒。柏文蔚任都督后，他和许多朋友都来找陈独秀，觉得该出来做点事 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最好去宣城。有的说，还不如拿一个税局痛快。当时那种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双牛眼嚷道：

　　“做什么！这里是长局 马上会变的。回去，都给我回去。这样吧，我找个朋友说说，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

　　时局的发展果然证实了陈独秀的眼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氏政府很快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后来干脆连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不要 这对陈独秀刺激很大，一天，他神情沮丧地跑来喝酒。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在现阶段进行政治革命已没有任何意义。要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想让亚东图书馆为他办一份刊物，借着酒力还胸有成竹地表示：

　　“只要给我几年时间，这份刊物一定会名扬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