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申请到哈佛大学去读研究院，纯属偶然。记得在台大外文系就读的最后一年(1961年)，毕业在即，前途茫茫，于是随着班上大部分的同学(而且是女同学居大多数)申请赴美。当时到美读书是一种风气，大家趋之若骛。然而，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到美国念什么呢？只有极少数的人敢念文学。
偏偏我在台大外文系的几位同学和好友——刘绍铭、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秀美)、欧阳子(洪智惠)、林耀福、戴天(成羲)、张光绪等人——都热爱文学，在大三就办了一本现在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杂志《现代文学》。而我呢？除了为他们摇旗吶喊并偶尔翻译几篇文章外，别无贡献。我虽喜欢文学，但不敢专攻纯文学，那么，到美国去读什么呢？
于是我就胡乱申请，到处乱寄申请信：耶鲁和印地安那大学的戏剧系(我在大四那年选了董汉玖教授的戏剧课)、爱荷华和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新闻和传媒系、还有加州洛杉矶分校的电影系。最后，为了更“实际”一点，觉得应该申请读一门“有用”的学问：因为我读的是外文，所以以为可以学外交，而外交就是“国际关系”，于是我糊里胡涂地决定申请到芝加哥大学读国际关系，以防万一——万一我的戏剧和电影梦落空的话，至少还可以学到一样东西谋生。而且当外交官也颇体面，说不定还可以在某国外交部举办的舞会中和某大使女儿共舞！这是我在新竹中学读书时一位英文老师(他曾作过驻古巴使馆的一等秘书)说给我们学生听的“好故事”。
一切申请手续布置完善后，父亲有一天对我说：“不妨试试申请哈佛。”我当时颇为犹豫，以为机会渺茫，白白浪费了申请费，后来又觉试试无妨，反正我在外文系四年读书的成绩不错——一个名列前茅的学生。说不定会受到这个名列前茅的名校青睐吧！
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后来才知道，在美国读研究院，主要看你要学的那一门的准备功夫作得如何？英文考一百分也没有用，而如要申请哈佛念本科，则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每一个申请的学生不仅都是名列前茅，而且个个都是天才。那么，我要申请到哈佛念哪一科呢？哈佛没有戏剧系，更没有电影或传媒，我应该念什么呢？在大二的国际关系课上第一次听到哈佛教授费正清的名字，而且据说他对台湾当局不甚友善。我不知从何处得来的灵感，以为自己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皮毛常识可以得到他的重视，遂决定申请哈佛的东亚研究，而以中国近代史为主修科，先修硕士班的“东亚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这个项目。
申请表寄出后，我未几就毕业当兵去了，很侥幸地抽签“中举”到空军幼年学校去作英语教官，每天除了教课外，无所事事。该校位居台湾地区南端的东港，周末还可以坐火车到高雄的“空军俱乐部”去和中学女老师跳舞，玩得乐不思蜀，竟然忘了申请到美国念书的事。第二年(1962年)春天，父亲寄给我几封美国大学的信，我的申请纷纷落空，而独有芝加哥和哈佛大学收了我：芝加哥给我免学费的待遇，而哈佛的信中说我得了一份“另类奖学金”，我看后欣喜若狂，但又觉到信中的英文名词有点太怪——“alternate for a fellowship”——我把“alternate”这个字初解为“另一种”奖学金，却把“for a”这两个小字眼忽略了，后来回家和父亲商量，他也作同样解释，以为我得到了哈佛的奖学金。后来几经细读“文本”之后，才领悟到我原来是“备取”或“后补”：如果别人不要那份奖学金，我或者还有机会，否则无望。
谁还会拒绝哈佛的奖学金？我在绝望之余，终于决定接受芝加哥大学的“免学费”奖学金，至少可以为父母省下一笔可观的学费。其实父母亲根本无力资助我“自费”留学，他们两人任教的全年薪水，还不够买一张到美国的飞机票！为了我到芝加哥的旅费，他们必须借债，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一切都是为了我这个宝贝儿子可以负笈留学。天晓得我当时为什么要选一门我对之毫无了解的“学问”？到了芝加哥以后，我才发现，所谓“国际关系学”全不是那回事，也根本不是所谓国际时事。要研究必须有方法，而我初进芝大就要学所谓“游戏理论”(game theory)，把各个国家的政治和军力当作一盘棋子，或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海员”——不是真人，而是像当今计算机游戏中的电动木偶——并以此来推测“安全”指数。
到了芝大不到两个月，我就陷入“存在”危机：我来美国干什么？为什么要学这种“游戏”？为什么要啃这些似懂非懂的理论天书，我还要作什么外交官的美梦？我还选了一门“国际政治”的课，讲授的是鼎鼎大名的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教授，他刚刚出版的那本教科书 Politics among Nations 正炙手可热，这本书大谈国际关系上的“务实主义”，所以对于中美关系上的所谓“道义”完全嗤之以鼻。
于是，我消沉了！生平第一次陷入“抑郁”(depression)，也发生了个人的认同危机(这一个经验，我在和陈建华合著的《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谈了很多，此处从略。)怎么办？脑海里又涌现了哈佛给我的“备取”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