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５一１９４３年：在格蘭瑟姆鎮
我有生以來第一個清晰的記憶是關於交通的記憶。那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我坐在嬰兒車裡，人們推著我穿過我們的小鎮到公園去。我想我是在路上看到了格蘭瑟姆鎮的繁忙景象。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場面，斑駁的色彩，穿梭般的車流，來往的人群，還有雷嗚般的嘈雜，互相交織在一起。但是，說也奇怪，這是一個愉快的記憶，也是我首次置身於外部世界、我的自我感覺大概是良好的。
至於那些不太清晰的記憶，我們許多人的童年可能是一片朦朧。我的記憶則是一種田園詩般的朦朧。陽光透過菩提樹葉照進我們的房間，我的母親，我的姐姐或者在店裡幹活的人們，不時地過來摟抱我或塞給我一塊糖來哄我。家裡的人常說我小時候很乖。這一點我的政敵恐怕很難相信。但是我並沒有出生在一個風平浪靜的家庭。
羅伯茨一家四代都是北安普敦的鞋匠，當時這裡是一個巨大的制鞋業中心。我的父親想當老師，但家裡供不起他上學，於１３歲輟學。他到歐德爾學校去做工，這是一所不錯的公學（即私立學校）。許多年以後，當我在下議院回答質詢時，一位工党左翼議員埃立克?赫弗是我的老對手。他為了爭取工人階級的支持，便說他的父親曾經在歐德爾學校當木匠。但當我反擊說，我的父親曾在那座學校的食品店工作過時，他就無言相對了。
我的父親做過幾種工作，多數是在食品業，直到１９１３年他當上格蘭瑟姆一家食品店的經理。後來他常說，他那時一星期掙１４先令，１２先令用於食宿、一先令積攢起來，剩下的一先令才用來零花。一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我父親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他至少６次報名參軍，每次都由於健康原因被拒絕。他的弟弟愛德華參了軍，成為現役軍人，于１９１７年在薩洛尼卡陣亡。在英國沒有蒙受過這類悲痛的家庭是很少的。戰後全國各地都舉行陣亡者紀念日，既認真又悲切。
來到格蘭瑟姆４年後，我的父親在當地的衛理公會教堂認識了我的母親比阿特裡斯?埃塞爾?斯蒂芬森。她是一個裁縫，自己開了一家店，１９１７年他們在他們相識的那座教堂結婚，我的姐姐穆裡爾于１９２１年誕生。
我的母親很節儉，到１９１９年他們就能夠利用抵押貸款在北帕拉德買下他們自己的店。我們的家就在店的樓上，１９２３年我父親在亨廷托爾路又開了第二家店。這家店就在我後來念書的學校對面。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我誕生在北帕拉德店的樓上。
同年，我父親的經營又擴大了，他把與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商店相連的兩棟房子買了下來。我們的店和家位於一個繁忙的路口，離鐵路幹線不過１００碼。格蘭瑟姆是一個重要的鐵路樞紐，當"飛行的蘇格蘭人"機車風馳電掣地呼嘯而過時，我們可以據此來校對我們的時鐘。我最感遺憾的是，我們沒有自己的花園。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父親才在北帕拉德更遠些的地方買了一棟有一個長條花園的房子。這是我們全家盼望已久的事。
"樓下開店樓上安家"的生活一言難盡。有這種經歷的人都知道，這種生活獨具特色。其特點之一就是你總是在上班。不管是深夜還是週末，只要人們缺少鹹肉、糖、黃油或雞蛋，就來敲你的門。我們都知道，我們靠為顧客服務謀生，抱怨是沒有用的，因此也沒有人抱怨。當然，我們首先要滿足顧客的需要，有人敲門時我的父親或者夥計就會去接待他們收取定單。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店有３個夥計，在亨廷托爾路的店有一個夥計。有的時候我母親外出收取定單，這時她帶著穆裡爾和我一起去，結果我的姐姐和我認識了鎮上許多人。
當然，我們不可能停止營業全家長時間外出度假。我們通常到當地的海濱療養地斯克格尼斯度假。但是，父親和母親必須在不同時間度假。父親每年休假一周，到斯克格尼斯參加他最喜歡的保齡球錦標賽。住在商店的樓上，孩子們可以比其他階層的孩子們更多地見到父母。無論是吃早飯時，還是吃午飯時，或者是下午喝茶或吃晚飯時，我都能見到父親。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交談，為此我很感激我的家庭。
我父親是經營雜貨店的專家。他總是爭取提供優質貨品，商店的佈置也說明了這一點。在櫃檯的後邊有３排用紅木做的盛香料的抽屜，銅質把手鋥光剔亮、櫃子看起來金碧輝煌。櫃子上放著大型黑漆茶罐。有時分給我的活是把袋裝或箱裝的茶、糖或餅乾分裝成一磅或兩磅的小袋。在房子的後部有一個涼爽房間，我們稱作"老麵包房"，那裡掛著鹹肉，需要剔骨，切成細片。整個房間裡彌漫著香料、咖啡和熏肉的宜人香味。
我出生在一個講求實際、嚴肅認真、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實際上，我父親在格蘭瑟姆及其附近還是一個擔任傳教的居士，經常有人請他去傳教。他的佈道很有感召力，知識性很強。有一天我問他，他佈道時為什麼用一種"說教的語調"，他聽後大吃一驚。我想他自己並沒有感覺到。這是對福音的一種下意識的虔誠，與他開會或討論時事時的平淡聲調大不相同。
衛理公會教是我們生活的中心。星期天上午１１點，全家去教堂作禮拜。在此之前，我得去主日學校，下午也去主日學校。從１２歲起，我為唱聖歌的小孩子伴奏鋼琴。那時我的父母還常去教堂作晚禮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