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我家在北平那年，不知是什么隆重场合，我和弟弟、妹妹以及两位世交大姐，摆着姿势照相。两个豆蔻年华少女，经过家国变故，已经作古。弟弟汉仲年仅二十五岁，飞行失事。只剩下我和小妹，远离故园，寄寓他乡。

1934年，小学四年级，正是那个时候，那一身灰布长衫，一手提起一边衣衩，露出西装裤的国文老师，是我心目中最美好的男人形象。（汉口）

1932年，汉口市立六小三年级的两个小女孩，一个跷起二郎腿，另一个捧着厚厚一本大书。两人一本正经照张相，只为表示友谊长存。小学毕业，就再也没见面了。她好像叫毛慧贞吧。（右：作者）
抗日战争鼓励母亲（前左一）去三斗坪避难的陈勉公舅舅（前右二），也在1946年回到武汉。原来他早就是共产党。当年父亲逃避国民党中央的逮捕，而庇护他躲藏阁楼的日本护士中根（前右一），即将从武汉遣回日本。大家照张相吧！20世纪的一页历史翻过去了。华桐（后左一），聂华苓（后左二），王正路（后右二）。


1937年，我是湖北省一女中一年级的学生。中学生呀！得意扬扬，一脸不屑的神情。收到小学一个男同学的信，吓得我扔进茅坑。那是我收到的第一封情书。（武昌）


抗日战争，一群女孩流亡到四川长寿桅子湾的国立十二中，好胜，好强，好玩，好吃，爱唱歌。歌中有“国”，有“家”，也有“我”独立的个人。自以为放荡不羁，去橘林偷橘子，吃了还兜着走，再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居然还留下这点儿遥远的青春。（右一：作者）

1943年，高中毕业，我和宗志文，李一心，李一林相约十年后重聚。1980年我从美国回乡，李一心已离人世，临终时将丈夫托付给妹妹一林。一林的前夫当年是风流才子，50年代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多年，杳无音讯，终于潦倒而死。(聂华苓，前左。李一心，前右。宗志文，后左。李一林，后右)

我和王正路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同学。胜利后学校回到南京，常到玄武湖去划船。他生于长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妹妹说他比姐姐漂亮，长辈夸他一表人才。（1946，南京玄武湖）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在1946年从重庆回到南京。外文系同班好友特在学校大礼堂前留影。仿佛当时已知此情可待成追忆。内战已开始了。(聂华苓，前左。依次：段永兰，侯寄双，章宝娟，邓林欣)

我在一旁静听胡适和雷震谈论《自由中国》所受到的权威当局的压制。

1959年，《自由中国》庆祝创刊十周年，只剩下寥寥几个编委和工作人员了。戴杜衡（前左一），依次为傅正，聂华苓，夏道平，殷海光，雷夫人宋英，陈济宽。马之（后左一），依次为雷震，金承艺，宋文明。

《自由中国》编委郊游。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1959)

1957年，正路赴美。我和两个女儿（薇薇七岁，蓝蓝六岁）码头送别。从此就分道扬镳了。


萧孟能在台湾1957年11月创办《文星》月刊。当时以“文学的，艺术的，生活的”为宗旨，1959年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萧孟能在寓所宴请特约作者，宴后和聂华苓、林海音闲谈。林海音也是《自由中国》作者，《城南旧事》发表于《自由中国》。1965年4月《文星》月刊遭台湾当局查禁。（1959，台北）

1960年《自由中国》遭封后，我完全孤立了。1962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邀我教小说创作。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复观继而也邀我教小说创作。我又见天日，和学生们在一起是最自在的时候。

1964年6月，平鑫涛邀几个皇冠基本作家去宜兰，从罗东到土场再到太平山。《自由中国》事件后，第一次出游。在太平山上，就是笑，也是黯然。

我已与外界隔离一年了。香港的《今日世界周刊》登出我的小说《绣花拖鞋》，记者来家照了这张相。(1961)

我和母亲与两个女儿在一起，才是踏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