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颐（当代）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时年61岁。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的悲哀之情也流露无余。他在挽联中痛悼：“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他的哀痛无疑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曾国藩对他确有“知遇之恩”。但曾、李关系却并非如此简单，而是极其复杂：由师生、主宾变为上下、同级，可谓多重。儒家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生之伦”，他们都以儒学正统自居，自然要践行“师生之伦”；但后来又是官场中的上下级乃至平行同级的官员，各有各的利益需要维护，不免也有矛盾。如何处理师生伦理与现实的官场逻辑，颇为微妙。当然，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他们在维护洋务派和“地方”利益方面，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与“中央”的博弈中更多地是互相支持，彼此引为奥援，总体而言配合不错。因此，将曾、李关系全面梳理一下，确是饶有趣味之事。
曾李关系可追溯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的交往。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因此有“同年”之谊。李鸿章在未中进士之前，与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曾国藩门下，拜曾为师，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义理经世之学”。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李鸿章虽然没有考中，但诗文却得到曾的赏识。李鸿章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曾国藩稍后对李瀚章说，这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后来李鸿章在翰林院学习任职期间仍常向曾请教。1853年，李鸿章之兄李瀚章进入曾国藩幕府，襄办湘军粮台，而李鸿章则回到安徽老家帮办团练，镇压太平军。
几年下来，本想大有一番作为的李鸿章却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落魄潦倒之际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858年底来到江西曾国藩大营，想入曾幕。对李鸿章的才识，曾早有所知，但认为他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见他。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又托人说情，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经反复说情，李鸿章终在1859年1月入曾国藩幕，成为曾的幕宾。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让他更加内敛沉稳。
在曾国藩幕，李鸿章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章。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即出自李鸿章之手。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是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历任工部、户部尚书翁心存长子，其弟即大名鼎鼎的翁同龢。这道参折指责翁同书举措不当、守城不力、弃城而逃，应予严惩。以翁家的权势，要将其扳倒谈何容易，所以曾国藩极其重视，要文案房多拟几份草稿备选。在好几份草稿中，他选中李鸿章稿。如此重要之折，却只区区不到六百字，可谓字字千钧，句句见血。此折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措置失当、贪生怕死、连失两城的罪状，然后指出翁的几道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的种种自辩，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此折最后写道：翁同书有如此行为“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即将朝廷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本想“瞻顾迁就”从轻发落的“后路”封死，委实老辣。朝廷只得并不情愿地按规定将翁同书判“拟斩监候”。所以曾国藩称赞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而李鸿章也向人表示自己从前也辅佐过其他将帅，但“芒无指归”，入曾幕才“如识南针，获益匪浅”。
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曾李关系可追溯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的交往。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因此有“同年”之谊。李鸿章在未中进士之前，与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曾国藩门下，拜曾为师，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义理经世之学”。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李鸿章虽然没有考中，但诗文却得到曾的赏识。李鸿章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曾国藩稍后对李瀚章说，这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后来李鸿章在翰林院学习任职期间仍常向曾请教。1853年，李鸿章之兄李瀚章进入曾国藩幕府，襄办湘军粮台，而李鸿章则回到安徽老家帮办团练，镇压太平军。
几年下来，本想大有一番作为的李鸿章却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落魄潦倒之际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858年底来到江西曾国藩大营，想入曾幕。对李鸿章的才识，曾早有所知，但认为他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见他。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又托人说情，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经反复说情，李鸿章终在1859年1月入曾国藩幕，成为曾的幕宾。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让他更加内敛沉稳。
在曾国藩幕，李鸿章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章。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即出自李鸿章之手。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是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历任工部、户部尚书翁心存长子，其弟即大名鼎鼎的翁同龢。这道参折指责翁同书举措不当、守城不力、弃城而逃，应予严惩。以翁家的权势，要将其扳倒谈何容易，所以曾国藩极其重视，要文案房多拟几份草稿备选。在好几份草稿中，他选中李鸿章稿。如此重要之折，却只区区不到六百字，可谓字字千钧，句句见血。此折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措置失当、贪生怕死、连失两城的罪状，然后指出翁的几道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的种种自辩，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此折最后写道：翁同书有如此行为“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即将朝廷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本想“瞻顾迁就”从轻发落的“后路”封死，委实老辣。朝廷只得并不情愿地按规定将翁同书判“拟斩监候”。所以曾国藩称赞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而李鸿章也向人表示自己从前也辅佐过其他将帅，但“芒无指归”，入曾幕才“如识南针，获益匪浅”。
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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