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中学教育不可能培养这种情感。康德在评价他的中学教育时常用这三个词：虚伪、奴性、傲慢。逐一分析这三个词，我们发现，康德在腓特烈中学所接受的敬虔派教育不但不培养他的“善良意志”情感，反而对此有严重的抑制作用。
第一个词是虚伪。我们知道，敬虔派强制性地要求学生自我反省；自我反省只能从自身出发。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从自身出发进行反省，他就不得不虚伪地回应外在的强制性。因此，在康德看来，敬虔派强制性地要求学生进行自我反省这种做法本身就有虚伪性导向。我们知道，路德宗神学认为，人的本性已经败坏，不可能靠自己认识自己的罪性，因而人只能在上帝的恩典中认罪。敬虔派进一步发挥这一原则，宣称人人都有罪，需时时反省自身，认识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性，从而能够去感谢并领受上帝的恩典。既然人不可能依靠自己而认罪，那么，外在要求就是必须的。敬虔派把上帝恩典这种外在要求转换为学校教育要求，从而强制学生进行自我反省。康德在中学时是一个乖孩子，对学校的各种要求都努力遵循。但是，康德的父母要求康德成为一个诚实的不说谎的孩子。康德在反省中一定会遇到自己认为好但不合乎学校官方规定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从诚实原则出发还是从学校要求出发呢?违反学校要求是会受到惩罚的；遵循学校要求则不得不说谎。不难想像，学生们为了避免惩罚而说谎这样事例不在少数。因此，康德认为这种反省所培养的是虚伪人格。
如果这种反省带来的是虚伪，人就不可能在反省中培养自己的善性。那么，人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善性?康德的早年生活至少让他经历了三种善：第一种是上帝之善。在敬虔派家庭里，上帝、恩典、罪恶、基督、祷告等等这些名词每天都无数次挂在嘴上。对于父母所敬拜的上帝，康德决不敢有任何微词。因此，上帝之善通过父母之爱已经在康德心中根深蒂固。但是，随着他的生活趋向独立，何为上帝之善就成了重要的问题。第二种是康德就读的腓特烈中学强加给他的善，通常是在上帝的名义下宣布为善。康德在他的中学生活中常常无法接受这种“善”。当然，他并没有一概地否定这种“善”，但至少会怀疑它的善


性。也就是说，这种“善”不能奉为培养善性的出发点和基础。第三种是他在自己内心中体会到的善。这种善往往和学校或者社会所公认的善不一致。但是，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他无法否定其善性。
这三种善当中，第一种和第二种被宣告为彼此一致；不过康德无法接受这种说法。第一种和第三种之间关系尚未建立；康德希望能够建立它们的关系。第二种和第三种则是常常相冲突；康德从诚实出发坚持自己体会到的善，但也希望能够解释冲突的原因。这三种“善”之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康德。我想，如果读者以此为主线来阅读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就会发现康德的思想是活生生的，并不抽象和晦涩。
康德用来评价他的中学教育的第二个词是“奴性”，他回忆说，他年轻时“被当作奴隶看待”。奴性或奴隶指的是这样一种人格：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只凭主人意志是从。我们知道，腓特烈中学十分强调学生的顺服和纪律，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节制力，不受各种欲望的支配(摆脱世俗世界的控制)，成为一心向神的敬虔派基督徒。顺服是基督教的主题。路德在谈到“顺服”一词时指出，鉴于人的本性败坏，人无法依靠自己向善，因而必须相信耶稣，接受恩典。顺服就是为了接受上帝的恩典。腓特烈中学以培养造就上帝的子民为己任，认为他们所做的都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因此，顺服是对上帝旨意的顺服。但是，对于学生来说，顺服无非就是接受学校加在他们头上的各种教训和规范。康德发现，他所体会到的善和学校加给他的善往往不相一致，因而这样的顺服——在强制性纪律的约束下接受某种外在的善——是违背他的意志的。对于康德来说，不尊重他的意志等于把他当奴隶看待。
需要指出的是，康德是一个乖孩子，所以在严格的中学教育中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这就是说，康德在中学时是顺服的、守纪律的。我们没有读到康德批评腓特烈中学的严格纪律的言论。反而，他的道德哲学认为，规范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过一种没有规范的生活。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从来就是循规蹈矩的；这样做给他省了很多麻烦。像打破规范束缚之类的想法大概没有在他思想中停留过。康德关心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受缚于各种外在规范，因而只能过一


种“作茧自缚的蒙昧生活”。如果规范是必须的，如果受缚于规范是一种蒙昧，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种在规范束缚中的生活吗?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像腓特烈中学的那种纪律和规范只会使人越来越蒙昧。而且，康德还认为，人能够走出这种蒙昧生活是难之又难。他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以自己的心灵努力，挣扎暗无天日的蒙昧，稳健地往前走。”然而，这里说的“心灵努力”是什么样的一种努力呢?这个问题便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