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于欧洲中部、南部和东部的犹太人在连续二千多年的历史中饱尝了种种苦难。自从公元前六世纪以色列王国和犹太人的神殿被破坏以后,犹太人就陆陆续续地流落到中亚、西南亚、北非和欧洲。他们象种子一样散布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定居在异民族中间。在世代相传的漫长生活中,他们除了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特殊的生活习俗以外,还对各民族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在近一百年的人类历史上,至少有三个犹太人,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三个人就是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
据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所说:
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在莱茵河(科隆一带)定居已经相当长久了。但是,十四、五世纪中犹太人受到迫害,他们才向东逃走。而在十九世纪中叶,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而迁回到德属奥地利。
犹太裔血统对于弗洛伊德今后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指犹太人的语言、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定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侮辱和歧视,给弗洛伊德提供了无形的强大精神力量,激励着他奋发图强地和专心致志地从事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科学分析事业。更确切地说,使弗洛伊德成为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的重要因素,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血统,不如说是犹太人所身受的压迫和歧视。弗洛伊德曾说:
我经常地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具备的那种蔑视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为历史上的那个伟大时刻而心甘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
这种不甘忍受歧视的感情始终伴随着弗洛伊德的一生。它象潜伏在火山深处的岩浆一样默默地运行着,最终将不可避兔地喷发出来。
弗洛伊德愤慨地说:
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得为我的祖先而感到羞耻,或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为自己的民族感到羞耻?!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采取了昂然不接受的态度,并始终都不为此后悔……
弗洛伊德的童年时代以至他的整个一生,就是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环境中度过的。
弗洛伊德的曾祖父叫埃弗莱姆,而他的祖父叫斯洛莫。他的祖父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夕,即一八五六年二月离开了人世。所以,当弗洛伊德出生时,作为对他的祖父的纪念,他的犹太名字也叫斯洛莫。弗洛伊德的父亲雅可布·弗洛伊德于一八一五年生于德国加里西亚的狄斯门尼兹。
雅可布是毛织品商人,但他手中只拥有微薄的资本。
一八五五年,四十岁的雅可布·弗洛伊德同比他小二十岁的犹太姑娘阿美丽·娜丹森结婚。次年,即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出生的地方是弗莱堡市内的一座两层楼小房子。这座简陋的房子有一扇大门对着大街。从出生到三岁,弗洛伊德就在这里度过。
弗洛伊德的幼年时代,家境并不富裕。他的父亲在同他的母亲结婚以前曾经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结婚是当雅可布十七岁的时候,他的第一任妻子生下了大儿子伊曼努尔。接着,雅可布的第二任妻子在一八三六年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菲力浦。所以,当弗洛伊德出世的时候,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伊曼努尔二十四岁,菲力浦二十岁。当时他们俩都经营商业。不幸的是,伊曼努尔和菲力浦的生意连连失败,以致弗洛伊德的父亲不得不拿出大量的金钱救济他们。到弗洛伊德懂事的时候,弗洛伊德父亲已没有什么钱了。
雅可布·弗洛伊德是一位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犹太商人。后来,弗洛伊德有一次谈到他父亲的为人时说,他象狄更斯的小说《大卫·柯伯费尔特》中的人物米考怕那样,是一个乐天派,“始终都充满着希望地期待着未来”。
雅可布·弗洛伊德总是好心地看待别人和周围的事物。他虽然经商,但为人诚实、单纯。所有的这些性格,对弗洛伊德有很大的影响。据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说,当他为了写弗洛伊德的传记而向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提出“什么是弗洛伊德的最突出的性格?”时,安娜毫不犹豫地说:“他的最突出的特性,就是他的单纯。”弗洛伊德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这种突出的性格一直伴随了他的一生,并体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上。据钟斯说,弗洛伊德最讨厌那些使生活变得复杂化的因素,他的这个特性甚至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比方说,他一共只有三套衣服、三双鞋子、三套内衣,就是外出度长假,他的行李也往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
弗洛伊德的父亲传给弗洛伊德的性格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和思想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之所以能将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分析成最单纯的“潜意识”和“性动力”,就是因为他酷爱事物的单纯化结构,并因而怀抱着某种想把一切都还原成最简单的元素的愿望。在弗洛伊德看来,不仅万事万物都是由最简单的元素组成的,而且,即使是它们的那些在表面看来极其复杂和令人眼花缘乱的变化,也必然遵循着一条极其简单的规律。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在他的漫长的一生中,由一种单纯的生活习惯而慢慢地发展成一种思想方法和世界观。
厄纳士特·钟斯也反复地说:“弗洛伊德之喜欢单纯和厌恶繁琐,同他性格中的其它两个特性有极密切的联系:即厌恶形式化和不愿忍受各种人为的限制。他对形式主义的厌烦,有一部分归因于他生长的贫贱环境,使他少有进行社交往来的机会。……弗洛伊德对于复杂的保护性措施,特别是人们经常引用到生活关系中的那些法律方面的保护性措施最为厌烦。他认为,假如两个人真的互相信赖,这些保护性措施就是多余的;而如果他们不能彼此信赖,就是有这些繁文缛节的保障,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