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鹿儿岛市中心的城山是西乡隆盛西乡隆盛,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译者注的安息地,我于1932年(昭和7年)1月21日出生在流经城山脚下的甲突川河畔的药师町(现城西町),但不知道为什么户籍上却写着30日,可能是父母过于忙碌而没有及时去政府登记的缘故吧。
我是父亲畩市和母亲姬美的次子,在我之后还有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我们是一个九人大家庭。孩提的记忆中总是以泪洗面,我是个窝里横的爱哭郎,还特别爱撒娇,总是拽着母亲穿的和服下摆,形影不离。有时候母亲忙不过来,把我搁在一边,我就马上嚎啕大哭。如果她不来哄我的话,那我就哭得更凶。两只脚乱蹬,踢破了隔扇,惹得母亲真的动了怒,这时我也就真哭了。每天都是如此。
“只要一哭起来,3个小时也停不住!”母亲经常这样抱怨。长我3岁的哥哥利则是个老实听话的孩子,根本不需要母亲操心,而我就完全不同了。哭累了钻到桌子底下,这样就能看到桌子背面的木纹。木纹曲线有的像海,有的像山,还有的像翻滚的波浪,这种幻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另外,轰隆轰隆的马达震动声至今还时常在我耳边响起。父亲过去在印刷厂工作,经常出入工厂的纸张批发商对我父亲的认真工作态度颇为赏识,于是将二手的印刷机转让给了我的父亲。父亲因此开起了印刷作坊,我也就在那个时候出生了。
父亲对工作非常认真仔细,即使通宵达旦也要确保按期交货,对于工钱也没有丝毫的怨言。越发欣赏我父亲的纸张批发商这次提出了自动制袋机,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设备的费用过几年再付也没有问题,而且我还可以介绍买家。”但父亲却以手头没钱为由拒绝了对方。虽然技术高超,但没有贪念,这就是我的父亲。
有几位邻居大婶来帮忙,经常会工作到很晚,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热热闹闹地围坐在餐桌旁。家务事自不待言,母亲甚至还负责安排大婶们的工作分工。母亲性格开朗,与带有匠人气质、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孩子在外面打架受了伤,母亲就会塞给我们一把扫帚,轰我们出去,并说:“还不快去报仇?”虽说鹿儿岛是个大男子主义盛行之地,但实际掌权的却是妻子,只不过在外面她们都会给丈夫面子而已。我觉得我们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家庭。
当打出“稻盛调进堂”的招牌后,生意确实也挺兴隆,但由于加工费便宜,所以也没多大的赚头。父亲认为只要能养活一家人就心满意足了,与其把生意做大还不如脚踏实地,这也是我父亲的优点。虽然没有什么利润,但却也忙忙碌碌的,即使是星期天也要一大早就开动机器。
难得的假期里一家人会到樱岛去摘枇杷。当时,樱岛上漫山遍野的都是枇杷园。首先我们会塞饱肚子,然后再装满背包。在盂兰盆节日本一节日,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也称“中元节”。——译者注或新年,我们总会去甲突川上游的河头温泉。只要父亲一说河头,我们这帮小孩子们就会欢呼雀跃,因为就能吃上鸡素烧,这或许是父亲唯一的奢侈之举了。
我平时的玩伴只有哥哥,经常提着水桶跟着他去甲突川钓鱼。哥哥不停地用网兜捞起鲫鱼和虾,附近的孩子们总是羡慕地跑过来朝水桶里看。我虽然没有钓起过一条鱼,但那时也得意洋洋的。钓上来的小虾就用锅煮一下,权当午后的点心。
河水清澈见底,一到夏天我们就系上一条兜裆布下水游泳,抬头就是郁郁葱葱的城山。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中长大的。
我经常这样回忆自己的孩提时代和双亲,同时也在想自己究竟像谁。
父亲的性格非常谨慎。在战后的混乱时期,母亲曾劝父亲重开印刷厂,这样一来就要借钱购买印刷设备。谨小慎微的父亲根本没有借钱的打算,任凭母亲如何好言相劝也无动于衷,母亲当时肯定为此而大为恼火。我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也是凡事小心谨慎,把无贷款经营当成了我的信条。在这一点上,或许我是继承了父亲的性格。
但母亲却是非常地开朗,我也肯定继承了母亲的这一性格。无论遇到何种逆境,我都不会消沉,时刻保持着开朗的心态,这肯定是母亲的遗传。
父亲畩市是四兄弟中的长子,他20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去世了。因为两个最小的弟弟还很年幼,有人建议我祖父七郎续弦。但祖父认为还是让长子讨个老婆为好,于是我的母亲姬美就这样进了门。
新婚时只有19岁的母亲照顾起了三个小叔子。不久父亲开办了印刷作坊,母亲毫无怨言地操持家业,并一手挑起了照顾一大家子的重担。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任劳任怨的刚强女性。
这样一位刚强的母亲对孩子却非常和蔼。在每年12月14日的赤穗四十七义士袭击纪念日,鹿儿岛所有小学的五年级学生就必须从傍晚开始跪坐在讲堂的木地板上,听校长念《赤穗义士传》。虽说是南国的鹿儿岛,在这个季节还是寒气逼人。寒冷加之腿麻,还要坚持到晚上十点来钟。
饥寒交迫地回到家中,这时母亲总会在门前等候。一进家门,母亲就让我围着火盆烤火,旁边咕嘟咕嘟地煮着年糕小豆粥。“年糕小豆粥煮好啦!”母亲盛了满满一碗,微笑地看着一头扎进腾腾热气中的我。即使是现在,只要一看到年糕小豆粥,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那时母亲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