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古怪的夏天，天气闷热不堪。那个夏天他们把卢森堡夫妇送上电椅，而我不知道自己赖在纽约干什么。对于死刑我有些愚蠢的想法。一想到上电椅我就恶心，可报纸上全是关于他们的报道——在每一个街角的转角，每一个散发出发了霉的花生味儿的地铁口，这些大字标题都张大鱼泡眼睛瞪着我。其实这和我毫无关系，但是我老是禁不住去琢磨，电流沿着人的神经一根根烧下去，将人就那么活生生烧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我想那准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纽约已经糟糕透了。才早上9点，头天夜里悄悄潜入的隐约带有乡间湿气的清晰味儿就已蒸发殆，尽像是一个美梦的尾巴。热烘烘的街道在阳光下浮悠，两边对峙的大楼把街道拦成一道花岗岩峡谷，峡谷底部灰蒙蒙的，好似海市蜃楼。汽车的顶部烤的哧哧直响，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干燥的，煤灰般的尘埃直吹到我的眼睛和喉咙里去。

我老是从电台广播和办公室闲话里听到关于卢森堡夫妇的消息，以至到后来我简直没法不想着他们。这就像我第一次看见解剖用的尸体，后来的好几个星期里，我老是看见那具尸体的脑袋——应该说是脑袋的残余部分——从我早餐吃的鸡蛋和熏肉后面冉冉浮起，或者浮现在巴迪.威拉德德脸庞后面，就是他带我去看这东西的。没多久我就觉得自己走到哪里都带着这具尸体的脑袋， 用一根线系着，像带着一只黑乎乎的，散发酸臭味儿的没嘴气球。

我知道那个夏天我不太对劲，因为我净想着卢森堡夫妇，净想我真蠢，不该买那么多既不舒服价钱又贵的衣服，现在它们像串起的鱼一样没精打采的挂在衣橱里。我还老想，我在大学里兴致勃勃，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些小小成就，在麦迪逊大街那些光滑平整的大理石和平板玻璃的楼面外咝咝几声便已化为乌有。

按说那该是我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

按说美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像我一样的大学生都应羡慕我的好运。她们梦想的无非是像我这样，穿着某次午餐时间从布卢明代尔公司买来的7号漆皮靴子，配上黑色漆皮腰带和黑色漆皮手袋，脚步轻捷地招摇过市。等到我们12个女孩工作地那家杂志刊出我的照片——我穿的行头上身是仿银丝缎子，绷得紧紧的，下面的群身是尼龙薄纱做的，蓬蓬松松，好似一团云雾；我在一个叫什么“星光屋顶花园”的地方喝着马提尼酒，周围簇拥着几个不知其名的小伙子；这些小伙子个个有着符合美国理想的身板儿，是专为拍照雇来或租来的——人人都会以为我这回是出尽风头了。

瞧瞧，他们会这么说，这个国家什么奇迹都会发生。一个在某个犄角旮旯的小镇上生活了19年的女孩子，穷的连一份杂志都买不起，拿着奖学金上了大学，然后这儿得个奖，那儿又得个奖，最后呢，把纽约玩得滴溜溜转，跟玩她的私家车似的。

只是我什么都玩不转，甚至驾驭不了我自己。我只是像一部呆头呆脑的有轨电车，咣当咣当地从酒店到办公室到形形色色的晚会，又咣当咣当地从晚会回到酒店然后再到办公室。我琢磨着我应该像其他女孩一样兴高采烈，可我就是没法做出反应。我觉得自己好似龙卷风眼，在一片喧嚣骚乱裹挟下向前移动，处在中心的我却麻木不仁，了无知觉。



我们统共12个女孩，住在同一家酒店里。

我们都是某次时装杂志征文比赛的获奖者，有写散文的，有些小说的，有写诗的，还有写时尚快讯的。作为奖励。主办者让我们在纽约工作一个月，所有费用全包，还有数不完道不尽的额外好处，像芭蕾舞和时装表演的赠票啦，上大名鼎鼎的豪华美容厅免费做头发啦，认识我们憧憬的领域里的成功人士啦，还有专人指导我们怎样根据各自肤色打扮自己。

我现在还保留着他们给我的化妆盒，那是专门为有棕色眼睛，棕色头发的人配备的：一管棕色睫毛油，陪着一把小刷子；一块圆形的蓝色眼影，大小正好让你用蓝色指甲尖在里面轻轻搽上一下；三枝唇膏，从大红到粉红；所有这些都装在一只小巧玲珑的盒子里，盒子的内侧还镶有小镜子。我还留着一只白色的塑料制太阳眼镜盒，上面镶嵌着五彩缤纷的贝壳和金属圆片，还钉着一只绿色的塑料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