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出生的孩子，长到十五岁，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他先依父亲指示，表面上买了船票到日本进修，没多久即想尽办法从日本再搭船到上海，投奔祖国修读中文学校。我的外公，正如同一个时代的赖和、杨逵2，不甘屈身于日本殖民地下当二等公民。二十岁的他，不仅毫不迟疑地投身祖国，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富有的盐商爸爸，知晓此事，发一份假讣闻电报，内容简单无比：“爸爸死了，回家奔丧。”外公匆忙收拾行李，边搭着船边哭着下跪，望向台中故乡的方位。直到抵达基隆码头，见到来接他的长工，才知晓这是父亲制造的骗局。

　　我与外公并不亲，他在我四岁时，一人孤独地坐在椅子上，气绝身亡。从“二二八”发生，蒋介石派廿一师至台开始屠杀，外公避躲南投山区。至身亡断气，时间约莫长达十四年。这十四年里，他最好的朋友杨逵入狱火烧岛；他最疼爱的七弟，因着他的关系，担任谢雪红秘书，不过二十一岁的男孩，永别了父母家乡，逃至大陆，终身音讯渺茫。外公躲过了一时屠杀浩劫，却躲不过终生的自责与悲怆。晚年的外公夜里哭喊弟弟的名字，有时则像发了疯，大叫“有人要抓我”。白天他逃不过心灵的煎熬，经常大赌，赌到家里数十万现金，只剩不到一万。

　　我的外婆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无法理解大时代的残酷。目睹家道一夕之间崩落，人生第一次愤怒地高声责骂不负责任的丈夫。外公就在外婆的骂声中肺病发作，吐了满身的血，血喷满地，染红了这个家庭从此不祥之路。自此外公一个人住在客厅隔出的小屋里，美其名曰避免传染家人，实则是整个家对他的回避。

　　外公虽过世，我仍活在他的影子里。我在他留下的樟木大书桌上写功课，磨老砚台；或躲桌脚下，啃读张爱玲的小说。有时会听到关于外公的闲言闲语，外婆从不说清。阿姨们曾说晚年外公曾拿菜刀警告他的女儿，“谁嫁给外省人，不如把她剁给猪吃了。”但外婆又说，他像神经病，老爱秀没人听得懂的上海腔国语。在我家收藏古董的和室空间里，有一只宋朝的青瓷碗，另有一只日本大漆器盒里装着来自大陆的银制小盘、贝壳小鱼、铜器古董，还有小时候我无法分辨好坏的卷轴国画。外公独占的书房有中文书籍，中文杂志；墙上挂着一幅李石樵的人像画，现在若留着，大概值数千万吧。外婆说，李石樵每喊穷，外公就买他一张画，来家里的客人谁喜欢了，就送谁。

　　杨逵晚年遇着我，听说我是何集璧的外孙女，高兴地抓着我的手，说当年外公与朋友创办台湾第一本文学杂志《台湾文艺》时，外公力排众议坚持非找杨逵当总编辑不可；外公为此特地上山找着了砍柴的杨逵。杨逵说，没有我的外公，就没有《送报夫》这些小说的发表。

　　外公好友中，还有一位着名的医师作家赖和。他们共同在《台湾文艺》发表文章，外公天赋稍差，只写随笔，笔名“何光天”。我说外公文笔不够好，少了朋友们的文采，杨逵却替外公开脱，说他中、日文兼着学，坏了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