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26年。我刚作为青年飞行员进入拉泰科雷公司拉泰科雷公司，由法国飞机制造家拉泰科雷（1883—1943）创建于1917年，1918年12月25日开始从图卢兹到巴塞罗那的商业飞行，1919年航线延长到摩洛哥，1925年延长到塞内加尔的达喀尔。1927年改名航运总公司，20世纪20年代末曾一度开辟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横越大西洋的航线。1932年公司由法国航空公司接管。，这家公司早在邮政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之前，承担了图卢兹-达喀尔的航线。我在那里学干这一行。这回轮到我像其他伙伴一样得熬过见习期，这是所有新手在有幸上岗驾机前都要经历的。试飞，在图卢兹和佩皮尼昂佩皮尼昂，法国西南部的城市。往返，在冰冷的机库角落里听无聊的气象课。我们生活在对陌生的西班牙山岭的畏惧和对老飞行员的崇敬之中。
这些老飞行员，我们会在餐厅里遇见，他们性情粗暴，有点冷淡，倨傲地给我们提各种建议。当他们中的某一位从阿里坎特阿里坎特，西班牙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或卡萨布兰卡回来晚了，皮外套浸透了雨水，而我们中间有人怯生生地向他打听一路上的情况，他简短的回答和暴风雨的天气为我们营造出一个神奇的世界：到处是陷阱、圈套，突兀的悬崖峭壁，仿佛要把雪松连根拔起的涡流。乌龙守着峡谷口，电光在山顶上乱窜。老飞行员精湛的技艺让我们敬佩不已，不过，偶尔，这种敬佩也会变成永久的缅怀，他们中间有人再也没有回来。
我还记得比里的一次返航，他后来在科比耶尔山脉遇难。这位老飞行员刚在我们中间坐下，闷头吃饭，一言不发，两肩都累塌了。碰上坏天气的日子，从起点到终点，整条航线上空一片混沌，在飞行员眼里，所有高山都在泥泞里打滚，仿佛断了缆绳的大炮，在旧式帆船的甲板上轧来轧去。我看着比里，咽了一下口水，终于壮着胆子问他这次飞行是否艰苦。比里没听见，皱着额头，俯在盘子上。驾驶敞盖飞机的时候，遇到坏天气，飞行员得把身子探出风挡外面才能看清楚，尖利的风声在耳边呼啸，很长时间耳朵都是嗡嗡的。比里终于抬起头，好像听见我的问话，回忆了一下，突然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这笑声让我着迷，因为比里平时很少笑，这短促的笑声照亮了他疲倦的容颜。他没对凯旋归来做任何解释，低下头继续咀嚼，一声不吭。但在灰暗的餐厅，在庸庸碌碌忙活了一整天、此刻在这里恢复体力的小公务员中间，这位肩膀宽厚的同伴在我眼中有一种奇异的高贵；在他粗壮的外表下，显露出曾经降龙伏虎的天神气概。
那个晚上终于来临了：轮到我被叫到经理的办公室。他只对我说：
“你明天出发。”
我站着候在那里，等他示意我离开。但是，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
“所有规章你都知道吧？”
在那个年代，飞机的发动机的性能没有现如今那么可靠。它们常常突然不听使唤，只听见一阵摔碎碗碟的嘈杂，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飞行员只好任凭飞机滑向西班牙山石嶙峋、无所依托的地表。“这时候，如果发动机坏了，”我们常说，“那飞机，哎！也很快就会玩完。”尽管飞机坏了可以换新的。最重要的是不要盲目地去靠近岩石。所以公司禁止我们在山区上空的云海里飞行，违者要受到最严厉的处分。遇到故障的飞行员陷入白茫茫一片混沌，会因为看不见山峰而一头撞上去。
这也是为什么，那天晚上，一个缓慢的声音又把那条规章最后重申了一遍：
“在西班牙的云海上空，靠着指南针飞行的确很美，也很优哉，但是……”
接着，声音变得更加缓慢：
“……但你要记住：云海之下……是千古。”
钻出云层，眼前豁然呈现出一个单纯、平静的世界，刹那间，我认识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价值。这份静谧是一个陷阱。我想像那个在我脚下铺展开来的巨大的白色陷阱。在飞机下面，就像人们所期待的，既没有世人的骚乱动荡，也没有城市的喧嚣，有的只是更为纯粹的寂静和更为绝对的和平。这白茫茫的云絮对我来说，就是现实与虚幻、已知和不可知之间的界线。我也意识到，任何景观如果不通过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职业去揣摩就不会有任何意义。山区的居民也见过云海，但他们却无法从中发现这道神奇的屏障。
从办公室出来，我像孩子一样洋洋得意。天一破晓，就轮到我承担起运载旅客、运载寄往非洲的邮件的责任了。但我也很心虚，我觉得自己准备不足。西班牙备降场地很少，我怕遇到大故障的时候，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临时的栖身之地。我也曾趴在空洞的地图上查看，没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因此，带着又胆怯又骄傲的复杂心情，我到同伴吉尧梅家度过了紧张的前夕。吉尧梅在我之前飞过这条航线，他知道那些诀窍，那些可以打开西班牙奥秘的钥匙。我需要吉尧梅的指引。
当我走进他的房间，他笑着说：
“我已经听说了，你高兴吧？”
他走到壁橱前拿出波尔图酒和杯子，之后回到我身边，一直笑眯眯的：
“让我们为此干一杯。你瞧好了，一切都会顺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