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春末夏初的日本列岛。
　　我的手机几乎是24小时毫不间歇地响个不停。与下个月就要拉开帷幕的世界杯足球赛同步，我也与参赛的各国球队、来自全球的球迷一同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电视和报纸报道着一支支球队和一伙伙球迷踏上日本的土地，本来沉迷于棒球和相扑的日本人也关注起了足球，我则感到了一丝可以大有作为的兴奋。
　　当然，我可不是要将新宿歌舞伎町的中国人犯罪团伙组织起来趁火打劫，而是需要多增加一些“导游”的人手，特别是需要擅长英语的中国人——在世界杯期间，大量的国外游客会光顾歌舞伎町。
　　我与几个“同道”一起做着这项“引路人”工作。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主动招呼那些来自亚洲各国的游人，带他们去歌舞伎町里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干我们这行的日本人也有不少，但他们的对象主要是日本人，我们之间各管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基本上不会有冲突。
　　我在日本的各家中文报纸上登出了招募广告后，我的电话就开始彻夜作响。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要知道，日本从平成年间开始的萧条，不但体现在经济形势的低迷上，同样直接波及到了在日中国人的生活。在这种时候，一个在日中国人能拿到广告上所保证的“每个月有二十四万到四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那绝不是一般的诱惑力。既然有这等好事，有几个不想来碰碰运气的？就算是半信半疑，先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也不是一件难事。
　　面试时间总共不过十几分钟，青年人得到我让他等候消息的答复后起身离去。我继续坐在肯德基店里，点上一支烟，把目光投向窗外，注视着歌舞伎町街头匆匆走远的那位留学生的背影。霓虹闪烁，恍惚间，我看到了十四年前的自己。
　　看见招募广告后打来电话的人，几乎都是反复追问一个问题——“真的能挣那么多的钱？”
　　毫不掩饰表示怀疑的人也为数不少：“你不会先花言巧语骗人，到时候再卷了钱溜之大吉吧？”问这话倒也有情可原，就在去年的新宿，一伙中国骗子以介绍工作为名收了同胞上千万日元的报名费，然后仅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人张口就劈头痛骂：“你这浑蛋。居然敢在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引诱人去干拉皮条事！你不知道干这个事是犯罪？就因为有你这种害群之马，我们中国人的脸才被丢尽了！”对此，我只能一笑置之。虽然我很想说，我是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在打拼，甚至我比许多在日的中国人都活得更争气。
　　不管怎样，最终真正前来面试的人多到了差点踏破门槛的地步。
　　我决定将面试的地点设在歌舞伎町剧院广场大楼一层的肯德基快餐店内。之所以设在此地，是因为从这儿可以将我的“地盘”一览无余。“地盘”的说法，有点像“黑话”，我并不喜欢，但那“地盘”对于我，简直就是我的命。站在这儿，一旦发现哪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当即飞奔过去就地解决。
　　我的“地盘”，是歌舞伎町正中心，包括剧院广场在内的两条街。这两条街是歌舞伎町的主街道，是一块人人争抢的“肥肉”。干我们这行的，没有谁不想占据这里的最佳地点。地利的优势，就意味着滚滚的财源。
　　同行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几年来，我与一伙中国人的较量和抗争从未间断过。他们的头儿是个歪脖，叫金东，他曾经跟随我干过“导游”的活儿，后来独立门户。就在一年前，他还利用日本黑社会组织，企图强行分割我的“地盘”。可是，这可与在拉面店门前排队时的加塞儿截然不同，他们抢夺的是我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劳动果实，我跟他们死命地斗。不过，毕竟这里是日本，是日本黑社会的地盘，所以，从那以后，这两条街上形成了那个团伙和我并立的局面。表面上看，我和他们像是在和平共处，其实每天都在或明或暗的争斗中度过，我更是每时每刻毫不放松警惕地盯住我的“地盘”。
　　晚上七点半，歌舞伎町人潮涌动。从白天的困顿中苏醒过来的歌舞伎町，恢复了她的奢华和妖艳，她就像一个盛装艳舞的歌女，对过往的游人频抛媚眼。而我这天的第一个面试对象这时也出现在肯德基内。他是正在横滨国立大学读书的一名留学生，来日本只有半年时间，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老实人。他坐在我面前，显露出掩抑不住的紧张，握着可口可乐杯子的手在微微颤动。
　　“你好！别那么紧张。我看上去那么可怕吗？我难道会吃了你？”为了消除他的紧张，我微笑着，温和地和他寒暄着，就像一个彬彬有礼的兄长。
　　“没有！没有！我今天是第二次来歌舞伎町，上次还是在白天。”他的眼睛使劲眨动着，不过，在我的微笑中，他的紧张感渐渐消失了，“一直听说夜晚的歌舞伎町非常可怕，所以……”他歉意地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