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是在船上出生、长大的“疍家仔”。港湾、风浪、小船、渔火、涛声……这些几乎就是他全部的幼年记忆。因为家穷,7岁之前,他连鞋子都没有穿过。长年累月,他们一家几口人都是打着赤脚,风里来浪里去。
水上人家的孩子
……一个船夫伫立在自家的风帆船上,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一脸困惑和忧虑;接着,台风袭港、断水、水灾等一连串的风雨之事相继出现……船夫带着一家大小经历这风风雨雨,最后迎来全家的欢乐。末了,船夫自信地说:只要勤奋有毅力,不可能过不上好日子。——这是1995年下半年在电视上出现的香港一家老牌英资银行的广告片。这个黑白效果的广告片,平实得有几分沉重和伟大,它通过一个水上人家(船夫)去诉说香港的艰辛历史。
不知为什么,每次看到这部广告片,我总是想起霍英东一家,甚至信以为真这是以霍英东一家的生活为蓝本拍摄制作而成的。一来,霍英东一家原本就是这样的水上人家;二来,
广告片中的船夫与霍英东父亲霍耀容的面貌酷似——恰巧在电视台播放这部广告片期间,霍英东让我看了他父亲惟一的一张遗照;三来,霍英东一家亦像这广告片中的水上人家一样,经历了重重艰辛后,终于出人头地……
水上人家长年累月生活在小木艇上,被人称为“疍家仔”和“水流柴”。这两个词都是广州方言,意为水上人家就像是一只蛋壳或一根木柴一样,在海上漂来荡去,随时都有可能被风浪吞噬。霍英东就是这样的“疍家仔”。
1923年5月10日,霍英东出生于香港一户水上人家的小船上。霍英东在家里排行第四,他上头有两个兄长和一个姐姐。在他出生后不久,他又添了一个妹妹。
在20世纪初期,香港大体上还是一个渔村、渔港,像霍家那样的水上人家很多。他们以海为家,以船为家,船就是他们的居屋。那时,在香港的各个港湾里,一艘艘渔船停泊、聚集,形成一个个独特的海上村落。
有这样一句粤语俗话:“疍家鸡,见水唔饮得。”其意为水上人家养的鸡,看见水不能喝,因为一跳到水里,那就可能被水淹死。由此可知,像陆上人家的家里一样,水上人家的“住家艇”也是饲养鸡、鸭、鹅这些家禽的。具体说到霍英东幼年时期的家,其实就是一条的小舢舨。霍英东至今仍然依稀记得,那时候,他们一家7口人,就在船上摆炉做饭;到了晚上,就挤在一起,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睡觉……港湾、风浪、小船、渔火、涛声,这些几乎就是霍英东全部的幼年记忆!
是否霍去病的后裔?
香港早年的水上人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打渔为生的,另一类是帮人运载货物的。霍家就属于后者。
有一次,在番禺,我问霍英东:“你们霍家是从哪一代起到香港来的?”
想不到霍英东也从不知道:“真的,无人知,我父亲、母亲都不知道。我只知如按族谱近10代霍家的辈分排列,我是‘和茂盛发达,耀好应联兴’中的‘好’字辈。但霍英东出生时,家里人并没有以“好”字为他命名,而是起了“官泰”这个名——据说,父母起这个名的原意可能是希望儿子将来“官大”。直到霍英东结婚时,他才正式按辈分取了个名字“好钊”。至于后来行之于世的大名“英东”,则是早在他上学时就起的。但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祖父那一代开始,霍家就从事驳运行业。他祖父名叫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祖父死后,其父霍耀容继承祖业,继续以船为生,干驳运的活计。也就是说,至少从祖父那一辈起,霍家就落户在香港,故霍英东可谓地地道道的“老香港”。
寻根溯源,霍英东原籍广东番禺县。但是,直到1978年,霍英东决定回乡寻根拜祖时,他尚不能确认自己祖籍在何处。关于家乡,霍英东脑海中惟一的信息就是:小时候,父辈说过家乡附近有一条铁路。当时,有人说他是番禺人,亦有人指他的祖籍可能是广东三水县。后来,广州市有关方面出动一些研究广州方言的专家,对霍英东的口音进行一番鉴定,最后判定他祖籍应是番禺。
霍氏在番禺是个大户,在著名的黄埔军校以南六七公里处,有一个村庄——练溪村,坐落在珠江河畔。据史书记载,练溪村于明朝万历年间建村。因村后有一条名为“白坭涌”的小河,这小河弯曲如虹,波光闪闪如银练,故后人就把村落改名为“练溪村”。村中的民居多为砖木结构平房,聚落成为块状,只是近年村民富裕之后,才陆续改平房为楼宇。
练溪村就是霍英东的“根”。在村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座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霍氏大宗祠。前些年,在番禺县境内,曾经流传这样一种说法:番禺县的霍氏家族乃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后裔的一支;相传明代初年,一位远祖南下为官,来到广东,然后开枝散叶,子孙定居番禺各乡已有600多年了。
这样说来,霍英东可是霍大将军的后裔?
当一个人功成名就,在社会上声名显赫之后,往往会有人传出这个人的远祖原来是某位历史名人,以“渲染”这个当今名人原来是名门之后。10年前,当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包玉刚(请参阅冷夏、晓笛合著的《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一书)荣归家乡浙江省宁波市时,内地也盛传包玉刚原来就是宋代名臣、有“包青天”和“包公”之美名的包拯的后裔。当时,海外有不少人质疑:如此一说,缺乏依据,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和经济需要而牵强附会。经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一番考证,最后证实这一说法并非虚言,包玉刚确为“包公”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