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只有过一次冒险的经历。但是，那次冒险—那次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冒险—也
　　是一次极危险的冒险。最终“发现民族良心”战胜了个人意志。就那样，我站在了脱北、逃
　　南的最后一程上。警卫要员们正敲着门，我让他们进来，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名身上带
　　着防弹装备。“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击，请您穿上这个（防弹衣）”，我做好逃亡的准备，开始出
　　发。在层层警备中，我们先后换乘直升机和汽车，最后到达机场。 菲律宾当局为什么如此担
　　心安全问题？我再清楚不过了。在菲律宾，有北朝鲜武器支持的共产党势力。他们是对北朝
　　鲜唯命是从的恐怖组织，而且已经接到命令，无论如何必须杀死我。 我们乘坐的是菲律宾政
　　府提供的波音707飞机，在到达大韩民国领土之前，根据国际法菲律宾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
　　他们在我平安到达首尔之前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 机内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菲律宾的情报人
　　员全副武装，我们也是全副武装的状态。随着飞机滑向跑道，机身接触地面开始晃动，妻子
　　和三个女儿以及儿子、孙子、孙女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浮现，我不知道因为我（叛逃）她们谁
　　会最先离开这个世界。 脑海中浮现的还有我亲爱的同志们。我选择的路是注定要牺牲家人和
　　同志们的生命的，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我的选择的最终结果到底会怎样？想着这些，我睁开

　　
　　了双眼，飞机在向前面打暗号。我的眼里突然噙满泪水。走出飞机，看到的是三面环海的朝
　　鲜半岛的南部土地（指韩国）。我在心里想象了很久的南部土地！土地—祖国母亲—仿佛在向
　　我发问：“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又为什么扔下所有人自己来了呢”？这个罪过，我到底何时才
　　能还清呢？新的担心已经取代了兴奋。 那天是1997年1月30日，平壤的天气怎样我不知道。
　　我记忆中的平壤，乌云布满天空，空气中充满雾气。因为离开平壤去飞机场时，我的心情就
　　是那样的。 妻子一个人来到门前为我送别。儿子肝炎正在住院，儿媳他们在医院照顾他。妻
　　子什么也不知道，仍旧像往常一样为我送别，我看着妻子，内心又开始矛盾了。 我是不是该
　　说出来？这次走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对妻子做出哪怕一点暗示。昨天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不告诉才是最好的选择”，之所以
　　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并不确定事情能否如我预料的那样顺利进行，尽管这次逃亡成功的
　　几率很高。

　　我的目的地还包括了日本，当然，与其它国家相比，去韩国是最容易的。如果亡命失败，
　　被送回朝鲜就麻烦了。我当时还有一个打算，如果这次发生什么意外，就等下次4月份访问
　　印度时再次出逃。 如果提前告诉妻子，首先对保守秘密是个挑战，而且对妻子来说，知道我
　　的真心本身也显然是一种痛苦。 不管怎么向妻子解释，求她理解我或者搬出民族大义，我们
　　两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50年，一想到即将分开，我就十分痛苦。我还担心这个秘密会在我开
　　始亡命之前就将妻子击垮。“我走啦，2月12日左右回来”。这最终成了我与妻子的最后别语。
　　我们在遥远的莫斯科相见、相知、相爱，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与妻子作别时，我明
　　知可能今生不能再见，却说不出别的话来，而且连内心的悲痛都不能表露出来。 现在想来，
　　妻子也并非完全没有心里准备。1996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的后院收拾菜园，一边也考
　　虑着民族的未来，妻子突然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妻子并没有注视我，而是将视线
　　落在了西红柿的茎叶上。我并不想将痛苦转给妻子，很快否认了。但是妻子好像意识到了什
　　么，突然（改用俄语）说了一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好好生活，不然如果马上死了肯定会
　　有遗憾的。可是您却是被很多人需要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而是为了
　　他们，强忍着活下去。” 当时，我并不认为妻子已经明白了我的心思（指打算逃亡）才说出
　　那样的话。不过好像意有所指，我顺嘴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
　　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
　　更重要。” 我想到了高尔基《鹰之歌》中鹰和蟒蛇的对话，脑海里浮现出鹰壮烈结局时的画
　　面。 我想对鹰说：“你看到了蓝天，但是我看懂了历史的真谛！” 当时我更像是自言自语，
　　妻子也听听就过去了。不过现在想来，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妻子听完后什么也没说，拿着摘
　　西红柿的筐回去了，但是她的背影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妻子即使当时没能立刻明白我的意
　　思，现在也该意识到我在暗示什么了吧！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北朝鲜半个月前。

　　那天我将之前写的两箱文稿烧掉了，妻子轻轻的走过来问，“那么珍贵的文稿，为什么都
　　烧了呀？““现在好像都没有用了”。当时我只是很简短的回答，妻子也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我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不过还是偷偷写了许多不能给别人看的文
　　字，这些似乎妻子都知道。对此，我反倒感觉很欣慰，可以安心的把几十年的精神产品放在
　　家里。 我将办公室里的相机和高级钢笔之类的贵重物品都分给孩子们了，其中还有对我们夫
　　妇二人来说还很必要的东西。尽管如此，妻子一句话也没有说，这难道不是非常明白我的心
　　思，完全没有必要多问的表现吗？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才能既安全逃走又救出全部的家人。当
　　然，同时内心深处的另一种声音也蹦出来，“可能结果既没能救了家人，自己也没能离开”。
　　如果真是那样，将来的历史书上会说，“当时，北朝鲜人民忍受着暴政和苦难，但是却没有一
　　个知识分子站出来勇敢的批判和反抗这种暴政。” 我最终平安的到达了首尔，不过一路上想
　　的还是家人，特别是妻子。当妻子对我说“一路平安”的时候，妻子在为我送别，我却连头
　　也没回，直接上了汽车，尽管当时我的心里在流血。 我的抉择丝毫没有出于个人欲望，而是

　　
　　顺应民族良心的呼唤，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统一的最后献身。到底这些能不能稍稍安慰妻子
　　呢.. 我原本亡命的目的地是日本。但是，到达日本还不到一天，我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不
　　得不改变了计划。“朝总连”来的人以保护我为名，一刻不停的在我周围，我根本没有脱身的
　　可能。 我怀疑金正日似乎看出了什么，然后发了特别指示，密切集中监视我，使我不得不决
　　定在下一站中国开始亡命。 我亡命开始的确切时间是1997年2月12日上午9点。当时，我
　　和金德弘（... ）走进了韩国驻北京总领事馆附近的一家百货店去买东西，那不过是个借口，
　　事实上我们是去会见帮助我们逃亡的人，商量亡命事宜。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对，金德弘就
　　是那位和我一起亡命到韩国的人。这里对他做一个简单而必要的说明。我在任金日成综合大
　　学校长时，将他安排在了教务部，任大学事务总管。后来我回到中央党，他又随我到中央党，
　　负责实际事务。他是个非常优秀人，深得我的信任。他在思想上也与我是同路人，是我的主
　　体思想的信奉者和积极的宣传员。他也十分理解我的思想的真谛，并且同我一样十分痛恨金
　　日成、金正日父子对我思想的滥用，以及金氏父子的反人民和傲慢。 我们是比兄弟更加亲密
　　关系，一起走上了亡命道路。亡命的具体行动都是金德弘负责的。我们在与帮助我们的人简
　　单商议后，坐出租车进了总领事馆。在总领事馆前，接到口信的职员们正在等我们。他们为
　　我们引荐了总领事，“黄先生，快请进”，我紧紧握住了总领事伸出来的手，之后坐在总领事
　　的对面，我说明了亡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