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留学期间，有两件事颇令陈其采受刺激。
　　一是有一次在与一日本友人闲谈时，友人提到，“我们日本国有许多东西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我们的法律是从你们那里传来的，我们的佛教是从你们那里传来的，我们的文字是从你们那里借来的，我们的京都都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甚至我们生活中的茶道、书道等等也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但我们能打败你们靠的却不是这些从你们那学来的东西。我们所靠的是从西方学来的东西。要不是明治天皇革新变法，我们大日本国也和你们中国一样要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了。”陈其采点点头。友人接着又说道：“中国人是个优秀民族，但是我却不明白如此优秀的民族为何却不思进取呢？好不容易有个康圣人出来倡导变法，却不为你们所容，只好跑到我们这儿来。难道你们中国人都不懂变法图强吗？”陈其采无言以对。但变法图强的想法却是深植他的胸中。
　　又有一次在一家书屋，陈其采想买一些书消遣。店主知道他是中国人之后，随即向他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有关文天祥的，一本是有关岳飞的。店主说道：“岳飞、文天祥是贵国英雄，也是我们大和民族所尊敬的英雄。如果你们中国人现在再多几个像他们一样的英雄，中国也许就不会亡于满人手中。”顿了顿，店主又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可惜你们现在还没有。”店主的话刺痛了陈其采的心，在默不做声地买下店主所荐的两本书的同时，陈其采已暗暗发誓要成为岳飞、文天祥似的民族英雄，推翻清廷统治。
　　经过这两件事之后．陈其采在军校学习更加努力了。闲暇时间，别人去游山玩水、留连舞场，他却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02年，陈其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四年的留学生生活结束之后，陈其采回到了故乡吴兴。这番陈其采可谓衣锦还乡了。按他的条件，在浙江省府谋个美差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忘不了在日本的经历，他毕竟是个热血男儿。在故乡短暂停留之后，他来到了湖南。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曾是一个革命的中心。陈其采在这里创办了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不久又升任标统。在这期间。他还秘密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暗中联络新军中的革命志士，准备推翻清廷统治。此后陈其采一直活动于军界中，1907年调任南京第九镇参谋。后以剿匪有功，升中枢军咨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不幸的是他参加革命党之事终为清政府获悉，在清政府阴谋捉拿他之前，南下奔沪，协助同盟会策划倒清。
　　陈其采在上海活动期间，做过一件以后对上海革命党人影响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和上海的帮会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
　　在本世纪初，上海洪帮地位最高的老头子是范高头，他本是盐枭出身，在白癞痢去世后，接任洪帮老头子的位置。上海有名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李超五、刘福彪、潘钰卿都是他的手下，号称“四庭柱”。据说范高头脑门上长着一个高高的肉瘤，就像头上还长着一个小脑袋，因此他便得一个“高头”的雅号，而且这雅号广为流传，久而久之，竟取代了他的真实名宇。陈其采和范高头本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他们二人攀上交情，完全出于偶然。原来，范高头的手下都是些输打赢要的流氓，为了免于和其它帮派以及自己之间争强夺利，各有自己抽打油水的地盘。这些流氓们一方面向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抽头，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负担一定的义务，出面交涉和打架，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各种店铺、技院和烟馆等不受其他流氓的欺负和滋扰。对任何一个帮派来说，不能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等，都被认为是相当丢脸的事。
　　1902年，陈其采刚从日本毕业回国时，曾任驻沪新军统带统帅驻沪新军，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恰在此时，范高头的一个名叫芮德宝的徒弟在城隍庙的一个名叫“绿波廊”的点心店里，见到一个英国人在殴打女招待。芮德宝虽然是流氓出身，但对洋人轻易还是不敢招惹的，所以走上前去劝解。不想这个英国人太蛮不讲理，对芮德宝也动了手。芮德宝劝架不成，反而也挨了打，愤急之下，忘了洋人是招惹不得的这回事，不顾后果，将当流氓善于打架斗殴的本事全拿了出来，将这个英国人狠狠打了一顿。这一打，打出了天大的麻烦。挨打的英国人回去后，向领事馆起诉，状告芮德宝打人。在上海租界，英国人是享有特权的，芮德宝胆大包天，竟敢打英国人，按当时清政府和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芮德宝应由英国领事馆审讯。范高头作为洪帮老头子保护不了自己的徒弟，显然是十分丢人现眼的事情。清政府得罪不起洋人，范高头也没有敢跟租界当局抗衡的力量，看来范高头这个跟头是栽定了。
　　没想到官司落到了陈其采的手里，英国领事馆向他要求引渡芮德宝。陈其采断然拒绝了英国领事馆的要求，进而要求由中国政府审理此案，严惩肇事的英国人。英国领事见要挟不成，遂找人调停。结果，以英国人赔礼道款，承担经济损失了事。
　　陈其采对芮德宝一案的处理，给范高头挽回了面子，这使范高头对陈其采非常感激。后来，陈其采的哥哥陈其美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得到了范高头的大力支持，范高头还和比他小近30岁的陈其美结异姓兄弟，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拥戴陈其美。由于和范高头的结拜，陈其美成了洪帮的“小老大”，其辈份比黄金荣还高一辈，这就是同盟会时期的上海革命党人和以后的国民党人与上海帮会势力关系密切的起因。
　　1908年春，陈其美受孙中山的委托回到上海，利用各种关系，策动革命。陈其采回到上海后，利用自己在军界的威望，积极运动新军。事为上海道台刘燕翼所知，刘燕翼以陈其采“私通革命党徒阴谋推翻朝廷”的罪名，企图逮捕他，陈其采闻讯逃去，刘燕翼遂对陈其采加以通缉。
　　19if年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其采被任命为临时总统府咨议。孙中山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后，陈其采离开了总统府，于吴兴创办经武学堂，由于袁世凯对陈其采非常忌惮，不久便将经武学堂查封。从此，陈其采离开了军界。
　　在袁世凯的打击下，陈其采内心极为苦闷。今后的路该怎么走？随后而来的一件事改变了陈其采的一生。
　　陈其采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同期有一个叫冯耿光的同学，此时任中国银行总裁。正当陈其采苦闷之时，他发了一封邀请函，请陈其采北上任中国银行总文书。在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陈其采欣然同意北上任职。从此，陈其采由军界转入了金融实业。
　　但好景不长，冯耿光不久即辞去了中国银行总裁之职。随后陈其采也辞职南归。适值清末状元张春在南通创办的大丰公司缺乏主事者，陈其采遂应聘任该公司总经理一职，从事棉垦，经营实业。陈其采本以为下半生就以经营实业以富国民为己任，不料好事多磨。由于南通位于长江入海口处，滨海啤湿，陈其采即到此地，水土不服，遍身患疹，痒痛不止。虽经一年多的治疗，却无成效。无奈陈其采只好离开南通回上海就医，并应聘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
　　陈其采虽已离政治数年，但对政治仍是倍加关注，1923年，浙江军阀卢永祥通电不承认曹锟贿选的总统，并停止与北京政府的往来。北京政府乃下令撤去卢永祥浙江督军之职，并令江苏军阀齐燮元督部剿办，于是江浙战争全面爆发。陈其采不顾顽疾在身，与当时的社会名流阮性存、褚辅成、张一敖等奔走呼吁，力图化干戈为玉帛。陈其采以其军事、经济阅历和复杂的政治背景，逐渐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较高的地位，到本世纪20年代初，他脐身财界高层，与张静江、虞洽卿、叶葵初、蒋抑厄、李馥苏、陈光南、宋汉章、张嘉廒等人齐名，共为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