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父亲，而一个女孩子没有父亲是很残酷的。现在，当他们一一离开人世之后，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我的生父、养父、继父，还有公爹。
严格地说，我没有叫过他们，没有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带着全部的爱与信赖大声地喊过“爸爸”——对生父可能喊过，但他离开的时候我还不满三岁，从小小的、细嫩的喉咙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对他说来或许很惬意，但对我说来可能完全是无意义的喃喃儿语。所以，严格地说，我从没有叫过他们。
叶剑英元帅，我原是遵奉着当时流行的风习，喊过他“叶爸爸”的。但大约在我１０岁的时候，他听烦了：“爸爸就是爸爸，什么叶不叶的。”从此，我也就随着他的亲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当然，总是在不得不叫的时候，才吞着声音含含糊糊地喊一声。而当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种优势，且在
优势之余又有了点沾光的嫌疑的时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员长”或“副主席”代之。到了他已经去世一周年，我写悼念文章时，则只呼以“叶伯伯”，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这样叫过他。
对我的继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时候，曾被他领着玩过，并不知那时他和母亲的关系。待他正式与母亲结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学生。我一直强迫自己去爱他、尊重他，但直到他离世，我们，他的亲生的与非亲生的孩子们，甚至包括我的母亲，对他都并不了解——直到我开始写作，开始细细揣摩他们这一代人，这些抱着纯真的理想，于３０年代投身“革命”的中国知识人。但他对我的了解显然要早得多——当然是出于只有他那类人才具有的极单纯的判断。他离世前对母亲说：“小庆⑴有一颗金子的心……。”那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采访，这是在我已经无法回应他的时候，妈妈才告诉我的。
我的公爹是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离世的。他一反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多年养就的克制，在医院对他报了病危之后，提出一定要见我一面。这在任何时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那时是秦城的“未决政治犯”。但他以一名濒死的人的权利，固执地一再请求。这次，居然胜利了——他几乎输了一生，却赢了这最后的一次。怎么回事？要知道，他的职位并不高，也不具种种吓人的“海外关系”，更没有托门子。或许，一种永恒的人类同情心终于战胜了政治偏见？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我握着他那已经瘦得变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顾忌儿媳与公爹间礼数的距离，把它贴到我满是泪水的脸上。我仍旧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着我的孩子的辈份叫他：
“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