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

“谁？”

“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

“你哪个单位的？”

“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

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耷拉着，倒不太像个领导。他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

哟，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自在，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

这十位，长得真是。头一位叫孙杰，歪着膀子上了台，手里拿一卷卫生纸，发表获奖感言：“感冒了，没准备，写在这纸上了，我讲几个原则啊……”讲完把纸一撕，擤擤鼻涕下台。

晚会前是智力问答，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主持这环节，问：“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

当时正是评论部与“东方时空”分家的阶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

“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