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留学英伦求新知
　　近代中国，最早漂洋过海、出国留学的是容闳。1847年1月4日，年仅十九岁的容闳随美国传教士勃郎先生赴美留学。他先进入孟森中学读书，后考入耶鲁大学。通过七年的奋斗，他以惊人的毅力和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容闳学成归国后，就打算“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17］“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8］为此，他到处游说，请派留学生，以实施自己的“教育计划”，但他的努力遭到清朝官员的白眼。直到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曾国藩创办军事工业，将容闳罗致到他的门下。在此期间，容闳鼓动丁日昌说服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最后曾同意了容闳的建议。他与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批准了曾、李的奏折。1872年（同治十一年），清朝择优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美，以后三年又续派，每年30名，四年中共派出120名。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列身显要，或成为政界知名人士，或成为军、学、商界要人，或成为重要科技人材。
　　严复是清朝政府派遣的第二批留学生。第二批留学生都是由福州船厂选出，他们改去欧洲。船政学堂原不预备选送学生到外国去留学，后来李鸿章、沈葆桢觉得洋员都将期满回国，而中国的工匠还不能替代洋员支撑这个局面，故主张从已经毕业的学生，选派到国外去深造。李鸿章、沈葆桢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里奏议：
　　察看前后堂学生内秀杰之士，于西人造驶诸法，多能悉心研究，亟应遣令出洋学习，以期精益求精。……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分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19］
　　李、沈的奏议是在1873年提呈。但因经费没有着落，迟迟未派。拖到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才得以实现。
　　1877年3月，严复等30余人，搭乘官轮“济安”号离开福州前往香港。4月5日又登轮离开香港，分别前往英国和法国。
　　严复与萨镇冰、刘步蟾、方伯谦等12人到达英国后，其中六人即派登英国战舰实习，其余五人先入学，后仍被派登英舰至海洋实习。唯有严复一人始终未经登舰作海军训练，他先往朴茨茅斯学校（Portsmonth）肄业，然后进入皇家海军学院（RoyslNavalCollege）；在英国完成预订选修课程后，又被派往法国作修学旅行，再回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格林尼治是伦敦的一个自治市镇，它位于泰晤士河口，是天然的海港，它的发展主要是凭借皇室的力量和英国的海上扩张。早在1423年，格治斯特公爵圈围这儿的土地作为猎场；后来皇族又在这里建造起皇家博物馆和王宫。1694年，威廉三世和玛丽王后邀请当时一批著名建筑设计师构建了一批辉煌的建筑。乔治二世时期，为安置对法作战的伤病士兵，创立海军医院。1871年，在原海军旧址创办皇家海军学院，为英国以及其它国家海军培养、输送专门人才。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以学习海军基础理论为主，并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员每天早上六点钟要分赴各馆上课，据严复向当时清政府驻英大使郭嵩焘介绍：“礼拜一上午学习重学、化学，下午画炮台图；礼拜二上午学习算学、格致学（包括电学），下午画海道；礼拜三上午学习重学，论德法、俄土战例，下午自学；礼拜四与礼拜一同，礼拜五与礼拜三同；礼拜六上午论铁甲船情形，论炮弹情形，下午自学。”［20］学院教学十分注意学员能力的培养，严复给李丹崖抄录的“考课问目”（考问课目）是：“一日流凝重学合考，二曰电学，三曰化学，四曰铁甲穿弹，五曰炮垒，六曰汽机，七曰船身浮率定力，八曰风候海流，九曰海岛测绘”，而且“其中发问之处多足增广见识”［21］
　　皇家海军学院这种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教学方式，颇令封闭于满堂灌和习惯于死记硬背的中国学生大开眼界，他们在家读书有疑义，“听讲毕就问所疑，日尝十余人，各堂教师皆专精一艺，质问指责，受益尤多，我听讲时无余力质问，则录所疑质之，以俟其还答。诸所习者并归宿，练习水师兵法。而水师船又分三等：一管驾，一掌炮，一制造，管驾以绘图为重，掌炮以下以化学电学为用，而数学一项实为上本，凡在学者皆先习之，此西洋人才之所以日盛也。”［22］
　　严复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期间，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并将之介绍给国人，体现了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1878年3月7日，严复与几位留学生被邀到清政府驻英使馆处出席宴会，宴席间，严复“议论纵横”，大谈科学发现，从“光速而声迟”，到钟表机械原理，到“洋人驾船皆以南北纬度的斜取风力”的道理，［23］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4月29日，严复又对来学院看望的李丹崖等清朝官员，“演示摩擦生电”［24］，并且探究“西洋学术之精深”的原理在于注重基础科学——“数学和重学”。5月2日，留英学生向李丹崖出示各自的留学日记，严复出示的《沤舸纪经》，内中记录的又是光、热、空气、水和运动，谈论兵船发展之趋势、铁船之利弊等，凝注了严复对近代科学研究的心血。
　　同时，严复还十分注意学习英语，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当时驻英大使郭嵩焘称道他的英语水平“胜于译员”，以至每与英官员会谈和见面，“唯一邀严又陵同赴”。精通英语自然使严复如鱼得水，可以自由任意博览群书，或与英人交往，接受新近在英国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熏陶；还为他归国后研读“西学”，编译《天演论》等西方学术名著，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