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我十三岁了。我开始在人前饶舌,又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原谅在过去,不是这个理由。因为你确实已经十三岁了。十三岁时发生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

　　特别留下印象的事,有两件。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第一件:我在夏季的末尾考上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学。我跟在邮递员的自行车后面飞跑,他手上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我穿过锯木厂的电锯声,一个公共厕所和一大丛美人蕉,在家门口的石影壁前追上了他。我一直感激他,不仅我相信正是他把运气带给了我,而且为了他把快乐带给别人时的快乐。从走进教室的第一天算起,我只在这座学校正式呆了十个月。这个,是他和我都没有想到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小巷转弯处的破屋门前。我走近的时候,一群孩子正挤在那儿,朝里望。里头很暗,要不就是外边太明亮,我好一阵没有看清那是个老人。虽然是夏天,他身上的棉衣也不该破碎得像一只鹅绒枕头,当然没有那样的洁白。一只麻袋中露出一些肮脏的废纸,摊在地上;一只用铁丝弯成的筢子,木柄雪亮,仰面躺着;一只同样雪亮的碗和一只生了锈的锅,郑重地放在木床板上,像是两件文物;“嗡嗡”响着的,是一只苍蝇。在我受到的教育中,一些我并不真正知道的什么,仿佛近了一点;我仿佛知道的另外一些什么,却远了一点。让人在饶舌和沉默之间左右不是。老人抬起头,眼睛晶亮晶亮,刀子似的一闪,孩子们就一哄而散。许多年以后,我才从朋友的书中知道了,只有就要饿死的人,才有那样晶亮的眼睛。我又经过那里的时候,破屋已经拆掉了,我想,老人自然是死了。

　　其实,无论在哪儿,这样的景象都不足为怪,现在也是。我当时很吃惊。可我没有想到我应该而且可能为那老人做点什么,是使我日后更吃惊的事。我只是一哄而散的孩子中间的一个。我只是一名看客。类似的事情我以后看过不少,许多淡忘了。不忘的是那双眼睛,晶亮地长在我的背上,晶亮地看着世界。

　　一九六五年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她刚刚迈出一道门坎,同时准备迈进另一道门坎,抬着脚。这中间,一片阳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

　　这一年夏天,国营市场上蕃茄的市价是人民币一分钱一斤。若是暴雨过后,价格就会变成一毛钱一堆。运走这一堆,要使四五个孩子很费些气力。花八元钱,就可以在机关或学校的食堂一个月里吃得很好;每人月平均消费三十元的是富裕的家庭;手表还不是人人都有;时髦的标志是拥有一辆上海生产的“永久一13型”自行车;使我们这些醉心体育运动的男孩子更加醉心的是一双同样由上海生产的“回力牌”白色球鞋,索价十元。我是在这一年夏天才头一次得到这样一双球鞋的,是母亲祝贺我考上四中的礼物。等到它渐渐旧了,我就用白粉把它重新涂白,因为我知道,一斤面粉市价一角八分的当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这样一双鞋的。中国的农民们从国家手中收到蕃茄的一分钱和面粉的一角八分钱时(当然不这么简单),成熟一只蕃茄也意味着至少四个月的劳作。因此大概可以算出农民们的收入情况。但是,这不是最坏的情况。

　　不仅因为年龄,也因为其他,我不是一九六O——一九六二年大饥荒的合格回忆者。在饥饿突然露面时(其实它一直跟在背后),城市居民中的重体力劳动者的月粮食定量降低到十四公斤;而孩子们,只有六到九公斤。我记得我曾在市场附近寻找菜根和菜叶,切碎了用红薯面包成菜团子,双手捧着吃,以防它散开。在学校大群的孩子中间,有些渴望在课间休息时,得到五粒黄豆,很香地炒熟了,握在掌心,握出汗来,才咸咸地一粒粒吃掉,腿上却依然浮肿着。我们对童话像对鞭炮一样又爱又怕,因为童话中总是提到糖果。偶然可以吃到面条时,哪怕在同一家庭中也须用小秤将面粉一份份事先秤过,再为每个人单独制作。在大型食品店里被轻易捉住的贼是一具腹部滚圆的尸体。北京各机关派出卡车和枪手,追赶内蒙古草原上的黄羊,把被饥饿打死的黄羊肉血淋淋地分给许多家庭。根据我的经验,这种肉食并不好吃,但在当时,很好吃,非常好吃。我们到底生活在首都,到底偶尔还能吃到黄羊肉。我的一位在美国居住了十二年的朋友回忆当年的情景:她当时躺在河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两眼望着悬在房梁上的一只篮子,里面的几个干馍是一家最后的食物。她后来偶然活了,在父母把她接到北京之后。此后许久,只要听到炊具的碰撞声,她就开始感动地啼哭。就在这个河南省,农民们先是吃净了树皮、草根,甚至一种泥土,然后就在道路、田野和村庄中成群地死去。官方文件中对这件事很少提及,提及时使用的词汇是“非正常死亡”。在不多的几年里,死于此种非正常的人数在两千万到三千万之间。一个相当于澳洲人口总和的人群消失了,但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说,谁该负责?也没有说。只知道:我们遇到了自然灾害。还有,苏联人的背信弃义。

　　自斯大林死后就开始了的中、苏意识形态之战,恶化了国家关系。一九五九年,苏联开始撤退专家,停止了一切援建项目。中国则开始以农产品偿还朝鲜战争借款。据说,这就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事实是,饥荒的部分根源是人为的结果。而同苏联的冲突,仿佛一个举着雨伞在阳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样,偶然遇到一场暴雨,不仅可以避开晴日带伞的猜疑,而且可以为自身的融化找到根据。这是一场及时雨。一九五八年全国性的“大跃进”才是六十年代初期大饥荒的起因。

　　但是,人民却甚少怨言。原因中分量很小的是他们不了解内情,更多的是他们对这个制度还有信心。因为饥荒是农业国家的常规事件,仅在中国近代史上,灾变已经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不但如此,他们还欣赏毛泽东同苏联人的斗争。维护西方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重担,由数千年维护“华夏正统”的民族来担当,表面上不通,实际上合乎逻辑,都基于同样的道德偏执。古远的帝国旧梦和尚未古远的百年外患所造成的悲哀和仇恨作用,一时间确实产生了毛泽东所说的“精神变物质”的强大力量。他们相信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可以依靠精神的力量,“在一张白纸上画下最新最美的图画”。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卑感,以自尊的方式被激励起来了。

　　自一九五九年起,由一名在战争中被日军打断了一条胳膊的将军指挥,从中国各地汇集来的人群,在东北烈风劲吹的雪原上,建设起一座巨大的油田。他们住在土坯垒成的泥屋中,吃着有限的粗糙食物,依靠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方式,人海式的劳动投入,理想与纪律,在刻意不宣的岁月中默默奋斗。一位名叫王进喜的工人,曾在严冬季节跳进深可及胸的泥浆池中用身体搅拌开钻所必须的泥浆,并使他的钻井队保持年钻井世界纪录多年,而被称为“铁人”。他在北国寒风中高唱:“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满载原油的列车终于从原来无名现名大庆的地方开出,结束了中国进口原油的历史,消息传出,民心大振。与此同时,地处中国华北与西北交界的群山腹地之中,一名叫做陈永贵的农民,依靠同样的组织方式和精神因素,在周围的山地上用铁器时代沿用至今的锄头,建造起比他们脸上的皱纹整齐得多的梯田,其规模使人联想起长城的修建,并在水土保持极其困难的半高原上当年获得谷物丰收。炊烟升起,宣布一个名为大寨的村社的兴起,并为中国北方多山诸省的农业施了洗礼。陈永贵这个名字,对于常年处于半温饱状态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号召力强大。一九六二年,因“麦克马洪线”而纷争不休的中、印边界爆发战事,来自四川省的军队越过西藏高原,一举击溃了印度陆军。同年,解放军又在东南沿海歼灭了蒋介石派遣的武装分队,并发出誓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一九六四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先生下台的同时,中国在西北地区引爆了第一个核装置。大体与人民共和国一同生长的少年们第一次看到了沿街散发的号外和胜过节日的狂热人群。所有这些成功,都是通过人海式的群众运动实现的;“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类口号更多地出现在宣传中。在林彪元帅推动下,群众运动的胜利被归功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开始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不但是“顶峰”,而且五百年才出现一次。如同中国的古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中国的经济也确实开始稳定,人们至今对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之间物品的丰富和低廉的物价记忆犹新。一九六五年纪录国庆实况的影片中,在毛泽东出现之前,有一个由广场摇到天安门城墙的长镜头,在容纳了一百万人的空间中,竟可以清晰地听到城楼上八面红旗飘舞的声音。接着,《东方红》就在礼炮声中响彻了广场。入夜,手擎红旗的人群在静默中踏出大军行进般的步伐,通过原西方国家使馆所在地——西交民巷,涌向天安门广场,不久,天空中升起了焰火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