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1896年7月4日诞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一个姓沈的家庭里。取名德鸿，字雁冰，小名燕昌。“茅盾”是他写作《蚀》三部曲时用的笔名，也是他120多个笔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有国际知名度的笔名。
　　　　　　　　　　　　　　　　　
　　一颗种子降落在地上的时候，因土地肥瘦的缘故，往往影响以后的生长和果实的成熟。所幸的是，茅盾降生在一个有文化底蕴、物产丰富、较早具有开放意识的地方。这个地方，人杰地灵！茅盾自己也颇自豪：“我的故乡向来是一个鱼米之乡。”
　　　　　　　　　　　　　　　　　
　　乌镇，地方不大。但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铸成了它那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在茅盾出生时，乌镇为两省（江苏、浙江）三府（湖州、苏州、嘉兴）
　　七县（乌程、归安、石门、桐乡、秀水、吴江、震泽）的错壤之地。所以当地方志上讲它是“镇虽一隅，实三郡六邑之屏藩也。”乌镇又是杭州到苏州的水路中间，距上海嘉兴也不过是半天的路程。因此，这个水乡小镇，却常能得大都市的风气之先。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开放的风气，较早地在乌镇萌发，规模也日渐大起来，到上世纪初，这个小镇，已经颇具规模，全镇东西长7华里，南北也有7华里。一条市河（其大名叫车溪）由南而来，穿镇而过，浩浩荡荡北去。河东叫青镇；河西称乌镇。茅盾家在青镇，但习惯上统称乌镇。当时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杭嘉湖平原，水乡小镇的繁荣，都是靠附近农村来支撑的。所以乌镇的“乡脚”特别远，十里之内，赶集进镇都到乌镇。而附近乡里，又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水稻和蚕桑成了乌镇农村里的主要支柱产业。这些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往镇里，又换回农村必需的日用品，从而活跃了镇上的经济。千百年来，年年岁岁，岁岁朝朝，慢慢使乌镇这个小镇，变成有文化有历史的水乡古镇，成为江浙交界的一个重镇。
　　　　　　　　　　　　　　　　　
　　悠悠岁月，涤去尘埃，留下的是丰厚的文化积淀；历史的进步和开放，也使茅盾祖辈和先贤十分崇尚知识和文化，形成了良好的氛围。镇上，除了穿镇而过的市河外，还有两条名字很典雅的河，绕镇而过，一条叫澜溪塘，一条叫紫云塘，与镇内的市河一水相连。镇内小河纵横婉蜒曲折，临河而起的水阁木楼，绰影幢幢，河面不大，小桥轻卧，垂柳依依。浓郁的水乡风味，在乌镇发挥到极致。后来茅盾走遍大半个中国，对水乡这种独特的风韵，无限依恋，他曾说：“住在西北高原的人们，不能想象江南太湖区域所谓‘水乡’的居民生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驾乱飞’，也不是江南‘水乡’的风光。缺少那交错密布的水道的西北高原的居民，听说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欸乃飘然而过，总有点难以构成形象的罢。”
　　　　　　　　　　　　　　　　　
　　特殊的地理条件，温和而又四季分明的气候，吸引了不少文入学士，尤其是宋南渡以后，一大批来自中原的皇亲国戚和饱学之士，来江浙一带择地落户，加速这一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何况乌镇这个地方，早在梁朝，就有昭明太子在乌镇苦读成大器的记载。南宋著名诗人、政治家陈与义（简斋）
　　　　　　　　　　　　　　　　　
　　在绍兴五年出任湖州知府时，特地在乌镇芙蓉浦上筑室读书，并取名“南轩”。
　　　　　　　　　　　　　　　　　
　　两年后，他又到乌镇，并与乌镇叶天经、高僧大、圆洪智三人过从甚密。因此，陈与义在《简斋集》中有不少诗作是与天经、智老赠与之作。后人为了纪念陈与义等三人的友谊和文学上的贡献，特地在“南轩”旁修筑了“三友亭”。在乌镇先贤中，一个叫严辰的人是咸丰九年（1859年）的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因为文章中用了“女中尧舜”四个字，触怒慈禧太后，严辰便辞归故里。回乌镇办学堂，修桥铺路，行善济贫，修县志。严辰这种传统的儒家风范，在乌镇为人传颂和仰慕。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之间，乾隆开“四库全书”馆，乌镇一个叫鲍廷博的藏书家，专门进献孤本藏书，深得清朝政府嘉许。后世刊印的“知不足斋丛书”就是这位茅盾故里先贤所奉献。
　　　　　　　　　　　　
　　这些故里先贤，可以说在国内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也给小镇添了不少文化色彩。因此，小小水乡古镇，也很时髦地定八景之类的东西，如曾定：
　　　　　　　　　　　　　　　　　
　　古山云树，双塔凌云，文石流觞，双溪皓月。自然，这些都是文化人的雅事。
　　　　　　　　　　　　　　　　　
　　也正因为文化经济的发达，镇上也添了不少私家园林，据不完全统计，有50多处。有唐代的丞相裴休府、宋代安定郡王赵伯府、秦申王桧园、太师何恭敏铸宅、安抚王彦宅、尚书顾岩宅、节度丁胜宅、诗人丁南宅、沈知丞宅、沈左藏宅、六杉园、尚书莫泽宅、东皋园、张抡宅；元代的员外颜旒宅；明代的竹深处、横山堂、桂月轩、春晖楼、宝岘楼、听风楼、少司寇沈应龙宅、真君子第、参议王隆德宅、琪园、灵水居；清代的师俭堂、高节寒香圃、宝敕楼、副宪徐世峰宅、蠡勺园、宜园、半亩园、给谏陆秉枢宅、同知张廷杰宅、肖家花园、孝廉李日曦宅、翰林第、颐园、庸园；及近现代，又有适园、梅花馆、柯亭别墅，以及丁家花园等。这一大堆园林，在历史沧桑中，毁兴更替，留下的，却是丰厚的文化底蕴。
　　　　　　　　　　　　　　　　　
　　自然，丰厚的文化氛围，也留下不少带有儒家风骨和爱国风范的故事和传说。
　　镇上有一棵唐代银杏，留下一个悲壮的故事。唐代宪宗元和年间，浙江刺史李琦步安禄山后尘，举兵叛乱称霸，结果把富庶的江浙一带搞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朝廷派乌赞将军带兵讨伐，一路杀来，打得叛军鼠窜，打到乌镇时，叛将李琦突然要求休战求和。不料，当夜李琦乘风高月黑，偷袭乌赞将军营寨，乌赞将军披衣迎战，跨上他那南征北战的战马青龙驹，追到市河边，突然青龙驹长啸一声，跌进李琦设置的陷饼，并被李琦乱箭射死。
　　　　　　　　　　　　　　　　　
　　后来，援兵赶到，杀退李琦，重葬乌将军和战马青龙驹，这棵银杏，就是从乌赞将军坟上长出来的。为纪念乌将军和那战马青龙驹，这个地方也就叫作乌青镇，后来一直传下来。自然，这是一个悲壮的传说。还有一个勤奋好学的故事，也在乌镇流传着。梁朝昭明太子少年时，曾随师沈约在乌镇苦读，小小年纪，便通知古今，终日诵书不辍，在文学上终有成就。后人为纪念这位勤学的太子，特在乌镇辟读书馆，并立牌坊：“梁昭明太子和沈尚书读书处”，至今仍在。
　　　　　　　　　　　　　　　　　
　　茅盾降生的故乡，就是这么古老，这么神秘，这么富有文化！仿佛历史注定乌镇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代文豪和大家。然而，茅盾呱呱坠地时，小镇依然是那样平静，河水依然是往浩淼的太湖静静地流去。
　　　　　　　　　　　　　　　　　
　　茅盾出生时，位于观前街的沈家还是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曾祖父沈焕在外地闯荡大半辈子后，晚年捐官在梧州府供职，祖父是个秀才，兄弟间有开店经商的，只是生意不大。父亲是个中医郎中，母亲则是乌镇名医的千金，知书达礼。祖父子女六个，此时都还生活在一起。因此，茅盾的家庭里，几代婆媳、叔侄共同生活在一起。而操持这个大家庭的，不是茅盾的祖父，而是茅盾的祖母——一个来自乌镇农村的勤劳的女性。
　　　　　　　　　　　　　　　　　
　　茅盾的出生，给沈家带来欢乐。茅盾的父亲沈永锡给远在广西梧州府供职的祖父去信，报告这一喜讯：沈家长房又添长子。茅盾的曾祖父沈焕，字芸卿，早年在宁波安记山货行当伙计，学习经商，负责采购和推销。时常在汉口、天津、保定等地来往，待稍有积蓄以后，便与宁波安记合股经营山货，后来宁波安记者板退休，沈焕便独立经营山货行，这“山货行”也由安记改为“沈记”。晚年，沈焕觉得自己经商精力日衰，又无后继之人，便出资捐个广东候补道。在广州闲居候补，三年后赴任广西梧州府同知。茅盾出生时，这位老太爷还在广西梧州任上。沈焕有三子一女，茅盾的祖父沈恩培，是其长子，茅盾还有二个叔祖父和一个姑祖母，此时大概都还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老三房”还未分家。而茅盾祖父膝下，除茅盾父亲以外，还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
　　　　　　　　　　　　　　　　　
　　然而，这个大家庭并不富裕。在乌镇这个小镇上，也算不上富裕，有钱的富户在乌镇有的是，这些大户一般有田地、有工厂、有商店，在上海等地还有公司。而茅盾一家，除了曾祖父沈焕在梧州任上有些积蓄外，沈焕的儿孙们都不会作赚钱的买卖。从磨难中出来的人，自然要瞻前顾后，沈焕稍有积蓄，便汇款给儿子让儿子在乌镇开两爿店，一爿是京广杂货店，主要经营日用品之类；一爿是“泰兴昌”纸店，主要是针对桑蚕用品的桃花纸、蚕花等。但这个店开始还有些生意，后来由于两个儿子都不善经营，就渐渐清淡起来。对此，老太爷沈焕十分不满，认为儿子“没有出息”。但茅盾祖父是个乐天派，对父亲的训斥和不满，并不放心上，依然故我，我行我素。每天玩牌，喝茶，听唱昆曲，义务帮镇上一些人家写对联等。因他是秀才出身，无心功名，而字却写得很好。沈恩培娶乌镇农村高家桥的一个地主的女儿为妻，高氏嫁到沈家以后，依然十分勤劳，不忘农村风情，春来桑叶发芽后，便开始掸扫屋子，弄来蚕种，养春蚕，率儿女们开始饲蚕，她以为这是个根本。她看到有米泔水等，便在后边院子空地上，搭个猪棚，买来一头小猪，正正经经地养起猪来。
　　　　　　　　　　　　　　　　　
　　茅盾的一个二叔袒生性耿直，是个不善理商的人。但他与街坊邻里关系不错，后来也在镇上做些公益事业。茅盾的四叔祖沈恩增，字吉甫，小名阿海，他比茅盾父亲沈永锡还小两岁，毛笔字写得十分漂亮，因而老太爷沈焕在广西梧州任上时，将这个小儿子接去，代写书札信函。
　　　　　　　　　　　　　　　　　
　　在沈恩增上面，有一个姐姐，叫沈恩敏，即茅盾的姑祖母。这个姑祖母后来出嫁给本镇卢家，为卢福基的继室，卢福基与元配所生的儿子即是卢学溥，就是茅盾的卢表叔。卢家本是乌镇望族，在缙绅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而茅盾祖辈中，也与缙绅结上这一层姻缘，脐身缙绅这一层社会关系里。
　　　　　　　　　　　　　　　　　
　　但是，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沈家的经济并不宽裕，这也决定了沈家在乌镇社会地位也有限度。曾祖父在广西任上，要考虑自己任满后的生活，不可能给家里寄很多钱，在乌镇开的两爿店，却因经营无方而仅微利。另外没有田租、又没有地租，因而家庭的经济开支只好由祖母精打细算了。幸好她很勤俭，把这个大家庭操持得有条有理。
　　　　　　　　　　　　　　　　　
　　此时，清政府日愈腐败，甲午一战，军事上的败北，连许多有识之士的心也都散了。政治无能和腐败，军事落后和贫弱，使广大有识之士觉得中国要强大，必须发展实业，以壮大国力。自然这些愿望是善良的，想法是初步的、改良的。16岁中秀才的茅盾的父亲沈永锡和乌镇其他一些秀才们一样，满腹抱负。一种世纪未的悲怆，一种救国拯民的理想，和家庭、社会强烈反差，深深地刺激着他。和茅盾母亲订婚后，他便到岳父——一个驰名杭嘉湖的妇科名医陈我如那里学习中医。这，既作为今后谋生手段，又保持传统的士大夫风范，以便在老太爷那里取得同意。但内心深处，这个年青的秀才十分崇尚实业救国。他订阅上海的报纸，关心国家大事；自学数学、声、光、化、电，以期在国家强大过程中施展自己的抱负。自然，这代表了底层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史学中称为“维新思想”。在茅盾的父辈朋友中，有不少富有才华、勤奋好学，又富有维新思想的人，如卢学傅、沈听蕉、徐晴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茅盾的老师。茅盾的父亲沈永锡去岳父那里学了几年中医以后，回家开个小小门诊。但乌镇的中医郎中太多了，沈永锡虽是陈我如的正宗徒弟，又是名医的女婿，尽管这样，求诊者还不如老中医郎中的多。据说，沈永锡还在门上贴上“僧道无缘”四个字，以示自己笃信唯物和敬业。
　　　　　　　　　　　　　　　　　
　　茅盾的母亲陈爱珠和沈永锡志同道合。她出生在中医世家，只不过到茅盾外祖父时，陈家已是从辉煌到没落了，陈爱珠出生时，陈家尚兴旺，求医求治者接踵而至，甚至有专门供陈我如出诊用的轿子和船，轿有轿夫，船有船家，子弟七八个人，煞是热闹。茅盾母亲4岁时，因陈老先生看病事多且烦，便托一个姓王的连襟代为管教。这个连襟是个秀才，很会教育孩子，又有知识，因陈爱珠小小年纪，十分聪明，学会了读、写、算，还念了不少古书，跟姨母学会做菜和缝纫。当陈我如向连襟打听女儿情况时，这个连襟很自豪很自信地回答：如果朝廷开女科，我这个姨外甥女肯定能考取秀才。于是陈老先生精力日衰时，便将14岁的女儿陈爱珠接回来，让她管理陈家这个乱哄哄的家庭，很快，他发现了女儿的才干和治家的本领。所以，1894年陈爱珠与沈永锡结婚以后，陈我如仍让女儿回娘家帮助照看这个家庭内外事务。茅盾出生以后，沈永锡夫妇觉得沈家住房嚣闹拥挤，不如西栅陈家厅宁静和宽敞，因而常常住在陈家。
　　　　　　　　　　　　　　　　　
　　乌镇的水依然那样忙碌地往太湖流去，年年不息；唐代银杏春枝发芽、长叶，依然苍劲和有力；镇上农历三月初三开始的“游西寺”——香市，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只不过一年不如一年，连振兴市面的愿望，也远远达不到了。
　　　　　　　　　　　　　　　　　
　　农历五月底边了，天气日渐炎热，沈永锡快信寄到梧州，报告老大爷，重孙已经出世，并十分敬重地请老太爷给这个刚出世的孩子取名。
　　　　　　　　　　　　　　　　　
　　沈焕看到家信，十分高兴，忽又想起梧州百姓反映近几天燕子特别多，是个吉祥的好兆头。沈焕持了捋胡须，心中升起一阵欣喜。对小儿子说：“给伯蕃（茅盾父亲）去封信，沈家这个长房长孙长子，叫燕昌吧，名字么，让他们按我们沈家谱里金木水火土的要求给取一个吧。”
　　　　　　　　　　　　　　　　　
　　于是，沈永锡的长子便起名德鸿，小名燕昌。自然，沈家添个男孩子的喜悦，没有几天，就过去了。因为沈家不乏男孩子，茅盾的几个叔祖和茅盾父亲一般大，而茅盾的几个叔父，也仅仅分别比茅盾大4岁，8岁和10岁，因此添个男孩子，对经济状况并不好的沈家来说，欣喜仅是一阵子而已。
　　　　　　　　　　　　　　　　　
　　太阳已经升起，新的一天又在这古老而神秘的小镇上开始。
　　　　　　　　　　　　　　　　　
　　匆匆忙忙的人们，走在观前街这石板小街上，发出的笃的笃的响声，沿街店里的小伙计也在吆喝着，招呼着每一个相识或不相识的顾客；认识的人，在相互打招呼，相互探询，问候。而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观前街这幢临街楼上，已经诞生了一个男孩子，同样，谁也没有料到他日后会成一代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