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述的就是其中一个人的故事。对他的朋友和邻居而言，弗雷德里克·A.克里（Frederick A.Kerry）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尽职的丈夫、慈爱的爸爸，堪称各方面的模范。他与妻子艾达和三个孩子住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郊区的布鲁克林富人区。他们拥有一个风格随意的三层小楼，距离电车线几个街区，一位德国移民妇女伊莉斯是家中的佣人，也是他们家庭的一员。他们经常参加地区罗马天主教堂的活动。
美国这个移民之国是在1921年繁荣起来的，当时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传统中心——欧洲正动荡不安，弗雷德里克·克里16年前就离开欧洲，来到了美国，这个日后美国参议员约翰·F.克里的祖父已经在自由之国挣下了——也失去了——两份财产。现在他正在为第三份财产奋斗。
体重接近二百磅、身高足有六英尺二英寸的老克里是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商人。他曾经帮助改组美国的几大零售巨头，一些报纸称他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在离开芝加哥后，他又来到波士顿，奋斗了大约七年。弗雷德里克·克里和他的家庭很容易就融入了美国社会，在美国这个梦的国度取得了成功。在爱尔兰人数最多的这个州里，他们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甚至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还说克里是来自爱尔兰的。
然而，表象是靠不住的。在刚来到美国时，在爱丽丝岛上对移民局官员陈述或后来在布鲁克林的人口普查中，弗雷德里克一家都没有隐藏自己的家庭背景：克里和其家人是奥地利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出生于当时奥匈帝国的一个地区，后来这个地区成为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奥地利的记录告诉我们更多的细节：弗雷德里克·A.克里出生在一个以制啤酒和制鞋为生的犹太家庭，名字叫弗里兹·科恩（Fritz Kohn）。关于这个秘密，他显然不想让布鲁克林的邻居们得知。
据奥地利人口记录记载，弗里兹·科恩于1873年5月11日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的贝尼施(Bennisch)，现在则是捷克共和国的霍尔尼·贝内绍夫(Horni Benesov)。弗里兹的父亲本尼迪克特·科恩据记载是贝尼施的犹太啤酒制造商，母亲玛蒂尔德·弗兰克尔（Mathilde Frankel）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商人的女儿。这个小城约有4300人，其中犹太人寥寥无几，1896年，弗里兹来到维也纳郊区莫德林，他在那里经营舅舅阿尔弗雷德·弗兰克尔的鞋厂。
弗里兹·科恩娶了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犹太女孩艾达·罗维（Ida Lüwe），随后生下儿子艾里克。当这个家庭逐渐在维也纳富裕起来时，一场反犹太运动席卷了维也纳。当时基督教社会团体管理着维也纳，他们严酷地对待犹太人，在各个方面压迫他们。尽管犹太人享有法定权利，但他们很难甚至不可能在商业和军事领域获取高层位置，也几乎没有希望成为教师、法官或政府官员。1900年，科恩申请将自己的姓改为克里。当时的文献资料显示如下：
弗里兹·科恩，莫德林的工厂管理者，出生于贝尼施的西里西亚，享有一切法定公民权利，属于预备役军队一员，申请将姓氏从科恩改为克里。
其一，因为该姓氏是犹太人典型的常见姓氏；
其二，因为他认为该名字将暗示他在军队中的成功。但是为什么他选择了克里呢？根据其家族后人的叙述，弗里兹及其家庭成员展开一张地图，当时弗里兹闭上眼睛随意扔了一枝铅笔，恰好落在了爱尔兰克里县（Kerry County），所以他就这样选择了自己的新姓氏。事实上，尽管克里县有很多人移民到维也纳，但克里这个姓氏却很鲜见。这对夫妇随后就改名为弗雷德里克·克里和艾达·克里。
不过要改变命运，改个姓氏可远远不够。1901年10月9日，科恩偕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来到了莫德林的圣奥斯玛教区，共同受洗成了天主教徒。随后，又在维也纳居住了四年。
此时，从维也纳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相对较少，大多数犹太人都来自东欧乡村。不过这个新受洗的基督徒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机遇在大洋彼岸。于是，他偕家人从意大利港口登上Konigen Luise号，于1905年5月18日来到爱丽丝岛。弗雷德和妻子、儿子告诉移民局官员他们是奥地利人。随后他们举家迁往芝加哥，并在此发迹。克里在当地黄页（姓名地址录）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宣传“弗雷德·A.克里及其员工”的商业咨询公司，克里的大名还列于专门记载当地名流的芝加哥蓝皮书上。
到1915年，克里夫妇带着艾里克和在美国出生的两个孩子米尔德里德和理查德（未来参议员克里的父亲）迁往布鲁克林。据说，他们在唐宁路10号过着富足的生活。他们宅第内部的院墙围着精巧的木制镶板，天花板是由上好的木头精细地制成的房梁。当克里夫妇搬进去的时候，房子才刚刚建好，门前有一个长长的前廊，坐在廊下，克里夫妇可以看见周围富人邻居们同样的豪宅。克里还购买了一辆凯迪拉克，而且有能力去欧洲旅游。1921年，美国对移民的态度和制定的移民政策都发生了极大转变。国会通过了紧急限额法案（Emergency Quota Act），限制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秋天，艾达·克里带着理查德和米尔德里德回到欧洲。艾达此时已经是一位富有的夫人了，据其后代说，她搜集了大量“令人惊愕的银器”。他们为什么返回欧洲不为人知，不过1921年10月21日，他们又回到了纽约，然后据说回到了布鲁克林家中，与弗雷德团聚。
也许旅行途中发生了什么，也许他们听到了什么坏消息，也许这仅仅是一次心血来潮的、感伤的探亲，但从随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个时机却似乎很不寻常。1921年11月15日，克里立下了自己的遗嘱并归档，他将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最爱的妻子艾达·克里，任其永远自由支配”。
八天以后，阴云低低地压着天空，天气阴冷，弗雷德·克里似乎仍然像平常一样循着每日的日程，他从布鲁克林走了四英里来到位于城中波伊斯顿街（Boylston Street）的办公室，大概是乘电车。大约中午11：30，克里来到了久负盛名的科普利广场饭店（Copley Plaza Hotel），距离他的办公室仅有一个街区。据记载，这家饭店于1912年开业，由詹韦·哈登伯格（Janeway Hardenbergh）设计，其风格与纽约中央公园饭店一样。饭店的椭圆形大厅以其天棚的天使著名，是由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画的。克里作为当时城中的商业领袖，自然是这里的常客。
但是在11月23日这一天，克里却情绪低落，异常绝望。午饭前，许多宾客都在餐厅里等着就餐。克里向洗手间走去，从衣袋里掏出一枝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他魁梧的身躯轰然倒下，餐厅里的人群听到一声巨响。
弗雷德里克·克里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