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贝利（当代）
从包鲁走出的孩子
我射进的最伟大的一球是在与塞莱斯特做了个二过一后完成的，我们把他叫做埃德松。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贝利。
——唐丁霍，贝利的父亲
无论我们活得多么长，我们都不会忘记自己小的时候。记忆就像一部我们可以独自观赏的电影。而对我来说，童年时代是这部电影最精彩的部分：我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回到过去，回到那天真无邪的年代，回到那梦想和梦魇交织的岁月。
我出生在巴西东南部里约热内卢正北边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特雷斯科拉桑斯。这一带矿产丰富，特别是金矿——最早的葡萄牙探险者们曾为这里黄澄澄的矿藏如此丰富、如此辉煌激动不已，决定定居在这里开矿。他们当中有一位农民，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勤劳的人，对他从韦尔迪河畔获得的那块土地一往情深。他向上层人物请求在那里建一座小礼拜堂，结果获得了批准。礼拜堂建成后，他将其命名为耶稣、玛丽和约瑟圣心教堂。这位农民给教堂起这样的名字，是因为他对这三位圣人无比崇敬，而教堂的名字后来又变成了这个地区的名字——特雷斯科拉桑斯，它的意思就是"三颗心".
然而巴西是个出故事的地方，你将在本书中处处可以看到，一个故事除非还有其他版本，否则在巴西是根本不值得一讲的。这"三颗心"的故事也不例外：有人说这个名字是指被禁止与三名当地少女结婚的三个牛仔的爱情；也有人说它是指韦尔迪河在流经镇子时形成的三道湾就像是三颗小小的心。然而，我却坚信那位农民的故事——我——在的镇子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追溯至１７６０年圣心教堂建成时。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地方在"地契"上却出了些问题，教堂所建的地方被卖掉了。教堂本身被毁坏了，而且直到１８世纪末才有替代的建筑物出现，一位名叫安东尼奥。迪亚斯。德巴罗斯的船长建起了一座新教堂。当时在围绕着它发展起来的韦尔迪河畔的村庄建立了教区，并被重新命名为"韦尔迪河畔的特雷斯科拉桑斯".１８８４年，在巴西最后一位皇帝唐。佩德罗二世临幸后，在连接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克鲁赛罗城的铁路开通后，特雷斯科拉桑斯变成了一座城镇。
尽管我只在那里住过短短几年，而且无论那里的人们就其地名流传着怎样的传说，有一件事我是确信不疑的——我认为它对我来说不言而喻、理所当然，那就是我应当是出生在一个叫做"三颗心"的地方。在为撰写本书而回顾我的一生时，我发现许多往事都已经模糊不清，难以确定了，但同样变得清晰的是我生命中一个内在的支柱，我认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因为"三颗心"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盏至关重要的指路明灯。我感觉它与我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因为在其中跳动着我们天主教徒如此崇敬和爱戴的三颗圣心。但是在其他见证了我的成长和建功立业的地方——在圣保罗州中心地带的包鲁，我们家移居到此，也是在这个地方诞生了我对足球的热爱；在桑托斯，沿着里约热内卢海岸线在我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赢得了如此多冠军、享受到如此多快乐的地方——我也看到了它。我出生、成长和踢球的地方——它们也给了我三颗心。
自我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３日在特雷斯科拉桑斯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６５年了。我走过的路不算短了，但奇怪的是，那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事让我想不起来。我出身贫寒，降生的小房子是用二手的旧砖建起的，虽然这使得它听上去好像还很坚实，但从外观上你一眼就能看出它摇摇欲坠，而它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尽管我很骄傲这条街以我的名字命名了，而且那座房子上甚至安装了一块饰板，指明这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房子本身却没有什么变化，看上去依旧寒酸。也许正是那块饰板将房子拢在了一起。当我后来重访这座房子时，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我出生时的景象，一定是这样的——我的祖母安布罗西娜曾向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她那时正帮助我年轻的母亲塞莱斯特挺过生孩子的剧痛。终于，这个不停地蠕动的小婴儿——我——被抱到了这个世界上，我的叔叔若热惊叫道："他可真够黑的！"——也许这句话回答了我父亲的第一个问题，我究竟是个男孩还是女孩。我父亲在得知了我的性别后显然很高兴，他戳着我干瘦的腿说道："这孩子将成为一名优秀的足球选手。"我母亲当时的反应不得而知，但我想她对这个预言不会很高兴的。
我母亲塞莱斯特是个本地女孩，一名卡车司机的女儿。她长得很娇小，一头闪亮的头发，微笑起来很美。我父亲若昂。拉莫斯。多纳西门托——人们都叫他唐丁霍——生于６０英里外的一个小镇。他们相识时，他正在特雷斯科拉桑斯服兵役。他也是特雷斯科拉桑斯体育队的中锋。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业俱乐部，他在那里踢球几乎挣不到钱。那里根本没有赢球奖金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而且在那年月，做一名足球运动员意味着你有了一种名声，它使得你——我怎么能这么说呢——臭名远扬。但无论如何，在我母亲１５岁时，我的父母结婚了，而当她１６岁时，她怀上了我。
就在我出生前不久，另一样东西来到了特雷斯科拉桑斯，那就是电。为了庆祝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一重大改善，父亲给我起名为埃德松，以表达对电灯泡的发明者托马斯。爱迪生的敬意。实际上，在我的出生证明上，我的名字是包含"ｉ"这个字母的Ｅｄｉｓｏｎ（爱迪生），然而一个一直延续到今日的错误使我成了没有"ｉ"的Ｅｄｓｏｎ（埃德松），给我带来无穷麻烦的是，这个"ｉ"时常出现在官方或个人文件中，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解释原因。好像乱子还不够似的，他们把我出生证明上的出生日期也搞错了——上面写的是１０月２１日。我不敢肯定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也许是因为我们巴西人对精确不那么在乎吧。这是又一项持续至今的错误。当我第一次领到护照时，上面的出生日期写着１０月２１日，于是每当我换领新的护照时，出生日期一项便铁打不动了。
在特雷斯科拉桑斯谋生可不容易——我们家很快又多了一张嘴。我的弟弟雅伊尔，也叫佐卡，在我降生的同一座房子中出生了。我相信我的母亲一定在想："但愿我的两个儿子都不要去踢球。踢球根本挣不到钱。也许，他们可以去做医生？既然有那么多正儿八经的工作！"然而，我们都知道了后来的情况。我长大后也爱上了这项运动，正如我的父亲——这是他最了解的事情，像成千上万名巴西足球运动员一样，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时来运转，能靠射门得分来养活全家。
这种情况差点儿就发生了。１９４２年，他受到本州最好的俱乐部——首府贝洛奥里藏特的米内罗体育队的征召。好似一缕阳光穿云而出。这是一支全国闻名的正规职业俱乐部，与特雷斯科拉桑斯那支也叫"体育"的破队可不能同日而语。米内罗体育队能够与强队交锋。我父亲首次出场，是对里约州的圣克里斯托旺队的一场友谊赛。对方有一名后卫奥古斯托，后来进了国家队，成为参加１９５０年世界杯的巴西队队长。然而不幸的是，奥古斯托被我们家铭记，却是另有原因：他在比赛中与父亲撞在了一起，我父亲倒了大霉。他的膝盖——我想是韧带——受了重伤。他无法再踢下一场比赛，好运撩拨了他一下，又与他擦肩而过了。
他回到了特雷斯科拉桑斯，又开始了"打短工"的生涯。他也在附近的圣洛伦索和洛伦纳等城市待过，为希帕卡尔和瓦斯科等俱乐部踢球——这支瓦斯科队可不是里约州那个著名俱乐部，只是名字相同而已。在洛伦纳这个山边的温泉度假地，我的妹妹玛丽亚。露西娅出生了。
父亲唐丁霍是名优秀的选手。他踢前锋，他个子大，几乎有六英尺高，而且头球功夫十分了得。通常这种类型的选手都是英格兰人，但当时巴西也有一位屡屡以精彩的头槌破门的球员，叫做巴尔塔萨。所有人都说我父亲是"土包子巴尔塔萨".我想足球在我们这个家族是有家传的。我父亲有一个兄弟叫弗朗西斯科，我从未见过他，因为他很年轻时便死了。他也是一名前锋，好像踢得比我父亲还棒。
据说父亲曾经在一场比赛中五度头球破门。但那时候我还小，记不得有这事了。当后来我射进了一千个球后，一些记者们开始调查起这一传说的真伪。据他们报道，这是惟一不属于贝利而属于他父亲的进球纪录！现在只有天知道了……
１９４４年在圣洛伦索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们全家的生活——特别是我。我父亲收到了圣保罗西北方包鲁一家足球俱乐部的邀请，去为他们踢球，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为他在当地政府中谋到了一份公务员的差事。他去那里了解过情况后很是满意，而我母亲也对那份非足球的工作满心欢喜，认为这将使我们的家庭生活更加安稳，并大大改善家庭财务状况。她希望我们能就此摆脱近乎赤贫的窘境。然而在孩子们看来，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那时还不懂事。佐卡、玛丽亚。露西娅和我都还很小。
父亲设法说服母亲。我们先将仅有的一点点行李寄了过去，包鲁那边的人将车票寄了过来，于是我们就出发了。我感到乘火车旅行实在是令人兴奋，在很多方面它成为我真正的最早的记忆——我那时才４岁，这次火车之旅的快乐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几乎整个旅程，我都像胶水一样牢牢地粘在了车窗上，为窗外景物的不断变化而目瞪口呆。火车走得很慢，对我来说更增添了乐趣，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观赏风景。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我的祖国，或至少是它的一部分的模样。那时我们所能享受的最接近于空调的条件就是把车厢两边的大窗户都打开。在火车拐一个长弯时，我看到了火车头，看到一缕烟雾从火车的引擎中喷出，我是如此惊讶好奇，将身子远远地探出了窗外，要不是我的父亲我早就一头栽了出去。他一把将我抓了回来。我母亲狠狠地瞪着我，严厉地斥责我。我在这个星球上的日子险些就在那时结束了，然而老天有眼……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坐在了父母中间，再也没冒任何危险了。
我们于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５日到达包鲁，对前景充满信心——现在我的父亲有机会展示他的足球才华了，因为不用再担心钱，他将更加出彩。我们起初住在车站旅馆，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街和阿尔弗雷多鲁伊斯街的交会处。后来我们在鲁本斯阿鲁达街租了一间房子，邻居就是巴龙家。这家有一个孩子后来被叫做巴龙尼奥，先后在包鲁的诺良斯特队及帕尔梅拉斯队、弗拉门戈队踢过球。当时住在我们隔壁的还只是巴龙尼奥的祖父母。
而包鲁本身就像是世界中心，比我那时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大，有我想象中的大城市的所有代表物：商店、电影院和宾馆饭店。甚至在那时，它便已经是巴西内陆较大的城市之一了，有大约８万人口，也算是个交通枢纽，有三条铁路干线穿城而过。我们的生活似乎有了新的开端，命运女神似乎一定会在这里垂青我们。
然而麻烦很快就来了。向我父亲提供合同的卢西塔纳俱乐部变成了包鲁体育俱乐部，简称ＢＡＣ，新老板就位后，有了新的主意和新的章程。他们决定信守合同中足球的部分——要知道，唐丁霍是一名优秀选手，尽管他的膝盖曾受过伤——但我们来到包鲁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那份公务员的工作，合同中却绝口不提了。所以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而我父亲要养活的家庭却比在特雷斯科拉桑斯时还要大了。除了我母亲塞莱斯特、父亲唐丁霍、我弟弟、妹妹和若热叔叔，我的奶奶安布罗西娜也和我们一起生活了。
谢天谢地，我父亲的膝盖这回坚持到了正式上场比赛。１９４６年，包鲁队在圣保罗州内地最好的一些球队组成的"乡村联赛"上获得了冠军。我父亲射进了很多球，成为最佳球员。他在城中出了名。然而好景不长，他的膝伤实在是糟糕。我还记得他每天晚上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坐在那里看着他肿起的膝盖。那时包鲁的医疗条件很差，我通常也只能为他取来冰块，帮他敷在膝盖上。那时的医生可能根本不知道"半月板"这个词，更不用说为它做手术了。父亲能上场的时间越来越少，直到在ＢＡＣ队踢了八年之后，他彻底地放弃了。
在父亲因伤不能上场时，我们家便度日维艰。佐卡、玛丽亚。露西娅和我总是光着脚，只能穿旧衣服。我们的房子又小又挤，屋顶还是漏的。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我记得有几次妈妈给我们的饭只有面包和一小片香蕉。我们从未断过顿——就像巴西许多境况比我们还糟的家庭一样——但是对我母亲来说，生活中总是笼罩着恐惧，对于无米下炊的恐惧。我活了６５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对生计的恐惧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恐惧。
当然，家庭成员有难同当。我叔叔若热在卡萨卢西塔纳找到了一份送货人的工作。他在那里一干就是１９年，他的敬业精神（这是他最大的长处）使得他不断得到提升，而他的薪水也帮助了我们填饱肚子。我姑姑玛丽亚在圣保罗工作，每当她放假来看我们时，总是给我们带来食物，有时也带来衣服。
我也该为家里分忧，毕竟我是长子，所以我决心也做点事。大概是７岁时，我勉强攒够了置备一套擦鞋工具的钱，这要感谢若热的帮助。我打算在包鲁繁华的十字路口转转，靠替人们擦本已锃光发亮的皮鞋来挣几个铜板。但我母亲却坚决要求我不能离家太远，只能从邻居中揽活儿。由于我们这条街上有一半人都打着赤脚，我记得我那时就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但母亲的话可没法不听，于是我恭恭敬敬地敲开了鲁本斯阿鲁达街所有人家的门，问他们是否需要擦鞋。他们都很友善，但我只揽到了一件生意，而且我也不知道该要多少钱。从这桩早期的生意中，我汲取了一项后来并未能时时记住的经验：要知道你的顾客在哪里，要了解行情。
然而我也意识到，我并不知道怎样把鞋擦好，我需要练习。我把父亲的足球鞋擦亮了，也把自己的鞋擦亮了——这是一双小巧的鞋，是我姑姑玛丽娅带来的，原本属于她老板的儿子。我只是在特殊场合才穿上它们，所以它们得以在很长时间内保存完好，直到有一天——也许对它们来说是最特殊的场合——我想试试穿着鞋而不是像我平素那样光着脚踢球究竟是什么感觉，结果踢坏了它们。
最终我说服了母亲，想在我们的穷邻居中揽到擦鞋的活儿简直是徒劳，于是她勉强同意我可以在比赛日陪着我父亲去包鲁体育俱乐部的赛场，至少那里有许多鞋需要擦，而且父亲也可以照看我。其实他忙得根本顾不上我，但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潜在的生意，意味着我不可能空手而归，于是那天当我们回家时，我的口袋里就有了两个克鲁赛罗（巴西货币单位——译注）。初战告捷使我母亲宽心了许多，也准许我到火车站一带去擦鞋了——那里多了许多竞争对手，很多像我一样的男孩也想到了同样的主意，但至少我可以挣一点钱了。
我射进的最伟大的一球是在与塞莱斯特做了个二过一后完成的，我们把他叫做埃德松。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贝利。
——唐丁霍，贝利的父亲
无论我们活得多么长，我们都不会忘记自己小的时候。记忆就像一部我们可以独自观赏的电影。而对我来说，童年时代是这部电影最精彩的部分：我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回到过去，回到那天真无邪的年代，回到那梦想和梦魇交织的岁月。
我出生在巴西东南部里约热内卢正北边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特雷斯科拉桑斯。这一带矿产丰富，特别是金矿——最早的葡萄牙探险者们曾为这里黄澄澄的矿藏如此丰富、如此辉煌激动不已，决定定居在这里开矿。他们当中有一位农民，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勤劳的人，对他从韦尔迪河畔获得的那块土地一往情深。他向上层人物请求在那里建一座小礼拜堂，结果获得了批准。礼拜堂建成后，他将其命名为耶稣、玛丽和约瑟圣心教堂。这位农民给教堂起这样的名字，是因为他对这三位圣人无比崇敬，而教堂的名字后来又变成了这个地区的名字——特雷斯科拉桑斯，它的意思就是"三颗心".
然而巴西是个出故事的地方，你将在本书中处处可以看到，一个故事除非还有其他版本，否则在巴西是根本不值得一讲的。这"三颗心"的故事也不例外：有人说这个名字是指被禁止与三名当地少女结婚的三个牛仔的爱情；也有人说它是指韦尔迪河在流经镇子时形成的三道湾就像是三颗小小的心。然而，我却坚信那位农民的故事——我——在的镇子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追溯至１７６０年圣心教堂建成时。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地方在"地契"上却出了些问题，教堂所建的地方被卖掉了。教堂本身被毁坏了，而且直到１８世纪末才有替代的建筑物出现，一位名叫安东尼奥。迪亚斯。德巴罗斯的船长建起了一座新教堂。当时在围绕着它发展起来的韦尔迪河畔的村庄建立了教区，并被重新命名为"韦尔迪河畔的特雷斯科拉桑斯".１８８４年，在巴西最后一位皇帝唐。佩德罗二世临幸后，在连接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克鲁赛罗城的铁路开通后，特雷斯科拉桑斯变成了一座城镇。
尽管我只在那里住过短短几年，而且无论那里的人们就其地名流传着怎样的传说，有一件事我是确信不疑的——我认为它对我来说不言而喻、理所当然，那就是我应当是出生在一个叫做"三颗心"的地方。在为撰写本书而回顾我的一生时，我发现许多往事都已经模糊不清，难以确定了，但同样变得清晰的是我生命中一个内在的支柱，我认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因为"三颗心"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盏至关重要的指路明灯。我感觉它与我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因为在其中跳动着我们天主教徒如此崇敬和爱戴的三颗圣心。但是在其他见证了我的成长和建功立业的地方——在圣保罗州中心地带的包鲁，我们家移居到此，也是在这个地方诞生了我对足球的热爱；在桑托斯，沿着里约热内卢海岸线在我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赢得了如此多冠军、享受到如此多快乐的地方——我也看到了它。我出生、成长和踢球的地方——它们也给了我三颗心。
自我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３日在特雷斯科拉桑斯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６５年了。我走过的路不算短了，但奇怪的是，那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事让我想不起来。我出身贫寒，降生的小房子是用二手的旧砖建起的，虽然这使得它听上去好像还很坚实，但从外观上你一眼就能看出它摇摇欲坠，而它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尽管我很骄傲这条街以我的名字命名了，而且那座房子上甚至安装了一块饰板，指明这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房子本身却没有什么变化，看上去依旧寒酸。也许正是那块饰板将房子拢在了一起。当我后来重访这座房子时，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我出生时的景象，一定是这样的——我的祖母安布罗西娜曾向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她那时正帮助我年轻的母亲塞莱斯特挺过生孩子的剧痛。终于，这个不停地蠕动的小婴儿——我——被抱到了这个世界上，我的叔叔若热惊叫道："他可真够黑的！"——也许这句话回答了我父亲的第一个问题，我究竟是个男孩还是女孩。我父亲在得知了我的性别后显然很高兴，他戳着我干瘦的腿说道："这孩子将成为一名优秀的足球选手。"我母亲当时的反应不得而知，但我想她对这个预言不会很高兴的。
我母亲塞莱斯特是个本地女孩，一名卡车司机的女儿。她长得很娇小，一头闪亮的头发，微笑起来很美。我父亲若昂。拉莫斯。多纳西门托——人们都叫他唐丁霍——生于６０英里外的一个小镇。他们相识时，他正在特雷斯科拉桑斯服兵役。他也是特雷斯科拉桑斯体育队的中锋。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业俱乐部，他在那里踢球几乎挣不到钱。那里根本没有赢球奖金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而且在那年月，做一名足球运动员意味着你有了一种名声，它使得你——我怎么能这么说呢——臭名远扬。但无论如何，在我母亲１５岁时，我的父母结婚了，而当她１６岁时，她怀上了我。
就在我出生前不久，另一样东西来到了特雷斯科拉桑斯，那就是电。为了庆祝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一重大改善，父亲给我起名为埃德松，以表达对电灯泡的发明者托马斯。爱迪生的敬意。实际上，在我的出生证明上，我的名字是包含"ｉ"这个字母的Ｅｄｉｓｏｎ（爱迪生），然而一个一直延续到今日的错误使我成了没有"ｉ"的Ｅｄｓｏｎ（埃德松），给我带来无穷麻烦的是，这个"ｉ"时常出现在官方或个人文件中，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解释原因。好像乱子还不够似的，他们把我出生证明上的出生日期也搞错了——上面写的是１０月２１日。我不敢肯定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也许是因为我们巴西人对精确不那么在乎吧。这是又一项持续至今的错误。当我第一次领到护照时，上面的出生日期写着１０月２１日，于是每当我换领新的护照时，出生日期一项便铁打不动了。
在特雷斯科拉桑斯谋生可不容易——我们家很快又多了一张嘴。我的弟弟雅伊尔，也叫佐卡，在我降生的同一座房子中出生了。我相信我的母亲一定在想："但愿我的两个儿子都不要去踢球。踢球根本挣不到钱。也许，他们可以去做医生？既然有那么多正儿八经的工作！"然而，我们都知道了后来的情况。我长大后也爱上了这项运动，正如我的父亲——这是他最了解的事情，像成千上万名巴西足球运动员一样，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时来运转，能靠射门得分来养活全家。
这种情况差点儿就发生了。１９４２年，他受到本州最好的俱乐部——首府贝洛奥里藏特的米内罗体育队的征召。好似一缕阳光穿云而出。这是一支全国闻名的正规职业俱乐部，与特雷斯科拉桑斯那支也叫"体育"的破队可不能同日而语。米内罗体育队能够与强队交锋。我父亲首次出场，是对里约州的圣克里斯托旺队的一场友谊赛。对方有一名后卫奥古斯托，后来进了国家队，成为参加１９５０年世界杯的巴西队队长。然而不幸的是，奥古斯托被我们家铭记，却是另有原因：他在比赛中与父亲撞在了一起，我父亲倒了大霉。他的膝盖——我想是韧带——受了重伤。他无法再踢下一场比赛，好运撩拨了他一下，又与他擦肩而过了。
他回到了特雷斯科拉桑斯，又开始了"打短工"的生涯。他也在附近的圣洛伦索和洛伦纳等城市待过，为希帕卡尔和瓦斯科等俱乐部踢球——这支瓦斯科队可不是里约州那个著名俱乐部，只是名字相同而已。在洛伦纳这个山边的温泉度假地，我的妹妹玛丽亚。露西娅出生了。
父亲唐丁霍是名优秀的选手。他踢前锋，他个子大，几乎有六英尺高，而且头球功夫十分了得。通常这种类型的选手都是英格兰人，但当时巴西也有一位屡屡以精彩的头槌破门的球员，叫做巴尔塔萨。所有人都说我父亲是"土包子巴尔塔萨".我想足球在我们这个家族是有家传的。我父亲有一个兄弟叫弗朗西斯科，我从未见过他，因为他很年轻时便死了。他也是一名前锋，好像踢得比我父亲还棒。
据说父亲曾经在一场比赛中五度头球破门。但那时候我还小，记不得有这事了。当后来我射进了一千个球后，一些记者们开始调查起这一传说的真伪。据他们报道，这是惟一不属于贝利而属于他父亲的进球纪录！现在只有天知道了……
１９４４年在圣洛伦索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们全家的生活——特别是我。我父亲收到了圣保罗西北方包鲁一家足球俱乐部的邀请，去为他们踢球，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为他在当地政府中谋到了一份公务员的差事。他去那里了解过情况后很是满意，而我母亲也对那份非足球的工作满心欢喜，认为这将使我们的家庭生活更加安稳，并大大改善家庭财务状况。她希望我们能就此摆脱近乎赤贫的窘境。然而在孩子们看来，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那时还不懂事。佐卡、玛丽亚。露西娅和我都还很小。
父亲设法说服母亲。我们先将仅有的一点点行李寄了过去，包鲁那边的人将车票寄了过来，于是我们就出发了。我感到乘火车旅行实在是令人兴奋，在很多方面它成为我真正的最早的记忆——我那时才４岁，这次火车之旅的快乐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几乎整个旅程，我都像胶水一样牢牢地粘在了车窗上，为窗外景物的不断变化而目瞪口呆。火车走得很慢，对我来说更增添了乐趣，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观赏风景。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我的祖国，或至少是它的一部分的模样。那时我们所能享受的最接近于空调的条件就是把车厢两边的大窗户都打开。在火车拐一个长弯时，我看到了火车头，看到一缕烟雾从火车的引擎中喷出，我是如此惊讶好奇，将身子远远地探出了窗外，要不是我的父亲我早就一头栽了出去。他一把将我抓了回来。我母亲狠狠地瞪着我，严厉地斥责我。我在这个星球上的日子险些就在那时结束了，然而老天有眼……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坐在了父母中间，再也没冒任何危险了。
我们于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５日到达包鲁，对前景充满信心——现在我的父亲有机会展示他的足球才华了，因为不用再担心钱，他将更加出彩。我们起初住在车站旅馆，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街和阿尔弗雷多鲁伊斯街的交会处。后来我们在鲁本斯阿鲁达街租了一间房子，邻居就是巴龙家。这家有一个孩子后来被叫做巴龙尼奥，先后在包鲁的诺良斯特队及帕尔梅拉斯队、弗拉门戈队踢过球。当时住在我们隔壁的还只是巴龙尼奥的祖父母。
而包鲁本身就像是世界中心，比我那时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大，有我想象中的大城市的所有代表物：商店、电影院和宾馆饭店。甚至在那时，它便已经是巴西内陆较大的城市之一了，有大约８万人口，也算是个交通枢纽，有三条铁路干线穿城而过。我们的生活似乎有了新的开端，命运女神似乎一定会在这里垂青我们。
然而麻烦很快就来了。向我父亲提供合同的卢西塔纳俱乐部变成了包鲁体育俱乐部，简称ＢＡＣ，新老板就位后，有了新的主意和新的章程。他们决定信守合同中足球的部分——要知道，唐丁霍是一名优秀选手，尽管他的膝盖曾受过伤——但我们来到包鲁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那份公务员的工作，合同中却绝口不提了。所以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而我父亲要养活的家庭却比在特雷斯科拉桑斯时还要大了。除了我母亲塞莱斯特、父亲唐丁霍、我弟弟、妹妹和若热叔叔，我的奶奶安布罗西娜也和我们一起生活了。
谢天谢地，我父亲的膝盖这回坚持到了正式上场比赛。１９４６年，包鲁队在圣保罗州内地最好的一些球队组成的"乡村联赛"上获得了冠军。我父亲射进了很多球，成为最佳球员。他在城中出了名。然而好景不长，他的膝伤实在是糟糕。我还记得他每天晚上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坐在那里看着他肿起的膝盖。那时包鲁的医疗条件很差，我通常也只能为他取来冰块，帮他敷在膝盖上。那时的医生可能根本不知道"半月板"这个词，更不用说为它做手术了。父亲能上场的时间越来越少，直到在ＢＡＣ队踢了八年之后，他彻底地放弃了。
在父亲因伤不能上场时，我们家便度日维艰。佐卡、玛丽亚。露西娅和我总是光着脚，只能穿旧衣服。我们的房子又小又挤，屋顶还是漏的。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我记得有几次妈妈给我们的饭只有面包和一小片香蕉。我们从未断过顿——就像巴西许多境况比我们还糟的家庭一样——但是对我母亲来说，生活中总是笼罩着恐惧，对于无米下炊的恐惧。我活了６５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对生计的恐惧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恐惧。
当然，家庭成员有难同当。我叔叔若热在卡萨卢西塔纳找到了一份送货人的工作。他在那里一干就是１９年，他的敬业精神（这是他最大的长处）使得他不断得到提升，而他的薪水也帮助了我们填饱肚子。我姑姑玛丽亚在圣保罗工作，每当她放假来看我们时，总是给我们带来食物，有时也带来衣服。
我也该为家里分忧，毕竟我是长子，所以我决心也做点事。大概是７岁时，我勉强攒够了置备一套擦鞋工具的钱，这要感谢若热的帮助。我打算在包鲁繁华的十字路口转转，靠替人们擦本已锃光发亮的皮鞋来挣几个铜板。但我母亲却坚决要求我不能离家太远，只能从邻居中揽活儿。由于我们这条街上有一半人都打着赤脚，我记得我那时就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但母亲的话可没法不听，于是我恭恭敬敬地敲开了鲁本斯阿鲁达街所有人家的门，问他们是否需要擦鞋。他们都很友善，但我只揽到了一件生意，而且我也不知道该要多少钱。从这桩早期的生意中，我汲取了一项后来并未能时时记住的经验：要知道你的顾客在哪里，要了解行情。
然而我也意识到，我并不知道怎样把鞋擦好，我需要练习。我把父亲的足球鞋擦亮了，也把自己的鞋擦亮了——这是一双小巧的鞋，是我姑姑玛丽娅带来的，原本属于她老板的儿子。我只是在特殊场合才穿上它们，所以它们得以在很长时间内保存完好，直到有一天——也许对它们来说是最特殊的场合——我想试试穿着鞋而不是像我平素那样光着脚踢球究竟是什么感觉，结果踢坏了它们。
最终我说服了母亲，想在我们的穷邻居中揽到擦鞋的活儿简直是徒劳，于是她勉强同意我可以在比赛日陪着我父亲去包鲁体育俱乐部的赛场，至少那里有许多鞋需要擦，而且父亲也可以照看我。其实他忙得根本顾不上我，但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潜在的生意，意味着我不可能空手而归，于是那天当我们回家时，我的口袋里就有了两个克鲁赛罗（巴西货币单位——译注）。初战告捷使我母亲宽心了许多，也准许我到火车站一带去擦鞋了——那里多了许多竞争对手，很多像我一样的男孩也想到了同样的主意，但至少我可以挣一点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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