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 5 月我戴上右派铁帽，告别风景如画的黄山，来到那荒山野地一个叫门口塘农场的地方监督劳动，那年我 21 岁。这家农场全称为：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对外称是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场所，有点像文革时的干校。其实主要任务是管制改造右派，虽说也有一些机关裁减下来的冗员，和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包括未戴帽子的所谓中右分子。主要还是定了案的右派分子和一些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人数最多时有近 1500 名，以后知道全专区类似这样的农场就有好几处，全省就更多了。和全国右派 40%---50%被送去劳教和劳改相比，这家农场的右派和反社会分子，都还保留了干部或职工的身分，还有不低于月薪 13 元的工资，还有一定的口粮供应，比起被送去劳教劳改的右派们，要幸运一些，事实也是这家农场饿死人要少一些。宏观反右扩大化带来的恶果，这里右派们遭的罪，客观点说不算是太深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右派们可能又是最不该被扩大的，或是说受冤曲最深的一群人。因为一提起右派，总会使人想那至今也是权威的概括，即“右派分子都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斗出来的”。这句话应该说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但却又是很不全面的，起码我们这家农场，乃至我们这个专区和安徽省许多这样的农场，就不是这样的。先具体说说我们这家农场吧，全盛时期关了近 1500 名右派和反社会分子，我算是去的比较早的，先在生产队劳动了两个多月，以后被废物利用，抽调到总场卫生所当右派医生，以后又说我和右派划不清界限（都是右派划什么呀！），又第二次发配到另一个小作业区半医半农。这样全场三个作业区我全呆过了，又当着半个医生，所以四年下来，我对全场的右派和反社会分子们都有了较多的接触，有的成了我终身好友。 和绝大多数难友们心都是通的，不说都能坦诚相待了，沟通还是容易的，所以我可以说对门口塘农场的右派们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一旦了解了他们被错划了的实情以后，我内心惊异的程度是难以表述的，并且这种惊异与迷惑是随着了解人数的增多， 16日益加重的。先说说我们的专区，现在叫地区，那时全地区还没有一所高等学校，没有一家正式的科研机构，也没有民主党派组织，更没有文联作协等专业文艺团体，所以整风鸣放期间，地方小报上几乎未见到有什么知名人士参加鸣放的报道，别说和中央及其他大城市的整风鸣放活动有什么联系，就是和省会合肥也没有什么关联。所以我们这家农场里的右派，没有一位大学教授讲师（1960 年以后，才来了五位大学普通的年青教师），连一位在校大学生也没有，没有一位科研人员，没有一位民主党派成员，也没有一位那怕是不入流的作家和演员，也没有什么编辑记者，更没有当时一些什么事件的参与者，也未听说谁和某大右派有什么瓜葛。一句话，全都不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那么这近 1500 名右派，都是些什么人呢？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基本上是各基层单位的办事员、小职员，公司的业务员，供销社的营业员、保管员、送货员。他们中很多人不知道整风反右是怎么回事。称得上知识分子的，要算少数中学教师和多数小学教师了，不过小学教师中除少数正规中师毕业生之外，多数是简易师范，即小学毕业读三年的初中水平教师，还有小学毕业只读半年速成班的教师，也就小学生程度。 他们大都是当年教师暑期学习班考出来的右派。多数人是这一道题答错了，即是非题中有一题是：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对就画“十”号，错就画“一”号。这些乡里娃们，还有人敢说现在不是共产党天下的吗？都纷纷画了个“十”号，这一划就像在卖身契上画押一样，把自己卖了，都名正言顺的成了大右派储安平的应声虫，成了右派的正规军。不像某些基层供销社的工人们，不够资格戴右派帽子，只能戴个什么反社会分子杂牌军的帽子。我就在罗家冲作业区，见到过一个刚刚 19 岁的小右派，又瘦又小，地道的一个孩子，整天哭，哭来哭去就一句话，就像祥林嫂唠叨的那样，说我不就画错了一个符号吗，怎么就犯了大罪呢？听了真叫人肝肠寸断！我在赵家岗作业区还见到过一个姓方的“反社会”分子，是粮站扛大包的，是个只认识自己的姓的真正文盲，半文盲的人就更多了。天晓得反右派怎么会反到这些人头上，他们和什么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大决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极普通的基层群众，怎么会和什么所谓关系国家命运大决战扯到一起呢？如果当时真的有什么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或者真如邹诗人那首长诗题目所说的：《中国在进行一场大辩论》，那么和这些基层百姓乃至文盲半文盲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