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北部的仪陇县，位于嘉陵江中游的东岸，是嘉陵江和渠江之间的一片狭长的丘陵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狭，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这里缺水少矿，土地贫瘠，是四川的偏僻山区。但嘉陵江向南经过重庆流入长江，还有一条驿道穿过仪陇可以通往成都。所以，外界的消息还常能传到这里来。

仪陇县城坐落在金城山的半山腰上。金城山东南约三十七公里，有一个马鞍场，它因镇旁有一座马鞍形的山而得名。马鞍场西北约两公里处，突起一座山粱，一峰屹立，松柏参天，草茂林密，叫琳琅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辰时），朱德就诞生在琳琅寨脚下李家湾一个佃农的家里。

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省韶关县的客家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流行严重的疫病，使四川人口稀少，荒地很多，有些城镇甚至成为虎狼出没之区。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它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一系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的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大群大群的外省人经过长途跋涉，迁移到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历史上称它为“湖广填川”。朱德的祖先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朝乾隆末年，朱氏第三代的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常后代在马鞍场的大湾定居。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湾”了。

朱邦俊是朱德的祖父，在他上一代还有老业田三十挑（一亩约为五挑），到他那一代，四兄弟平分，只得到七挑多地，加上人丁兴旺，这点地已不够维持生计。于是，在一八八二年把土地和草屋典了三百吊钱，作为资金，领着全家到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琳琅寨西麓李家湾的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土耕种。从此，朱家沦为贫苦的佃农。

朱德出生时，全家共有十一口人：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二哥朱代凤，姐姐朱秋香。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六男二女，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朱德在姊妹兄弟中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在封建社会里，男子在家庭中特别受到重视。老人担心男孩子出生后养不大，便以动物命名，想用来骗过那些专门捉拿男孩子的“鬼怪”，给朱德取乳名叫“狗娃子”。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一生都在家里劳动，从未出过远门，“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①。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但由于没有文化，思想比较狭隘。

朱德的母亲出身于姓钟的贫苦人家。她身材高大，“有着一般农妇的强壮的体力”，性情“贤淑和气”，“从来不发（脾）气，不打人、骂人”②。

在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同长辈、叔伯、妯娌都能和睦相处，对朱德更是特别爱抚。“她不嫌弃人，爱穷人，给叫化子也要说几句话”。③她又是个好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在生朱德前一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母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朱德。朱德从幼年时起便在母亲身边帮助干活。他在一九四四年忆自己的母亲时，还深情他说到：“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还说道：是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

④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人口的增多更使家里必须十分节省才能维持生活。他家的住房原来是地主用来存放粮食的仓库，光线昏暗。全家从来没有吃过白米，多半是吃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油盐很少。过年时宰一头猪，要留着吃一年，只在过年过节时才可以吃到。遇上好年成，可以做件新衣服，平时就没有了。鞋子是家里自己做的。点灯用的也是自己家打的油。少年时代这种艰苦简朴的生活，给朱德留下深刻的印象。

全家后来有二十多口人。朱德忆道：“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

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⑤有人为他祖母所写的寿文也称她“事无钜细，皆躬自纪理无遗绪”，“内治殊谨严，令子侄皆以力事事。”⑥自幼所过的这种有规律有组织的生活，对朱德的一生也是有影响的。

他小的时候，脾气很倔强，干什么事情，一干就干到底。他从小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还翻杠架，所以身体一直很健壮。

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朱德说：“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⑦一八九二年前后，仪陇县一带兴起种植鸦片，百姓的生活比以往富裕了些。朱德家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有所好转。那时，清朝政府的苛捐杂税非常严重，“可是这些交粮催差的，就怕读书人”，因此，朱家几房人决心省吃俭用，送一两个孩子去念书，近一点说，可以为家里抵挡税吏、差役的欺侮和“帮助家里打打算盘”⑧；远一点说，还期望今后能改变朱家的生活和地位。

这样，一八九二年，也就是朱德六岁的时候，老人把他们兄弟三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药铺垭私塾就因此而得名。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四百个铜钱。私塾离家不远，白天去读书，晚上来，中午还要家吃饭。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奏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

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

他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又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他家田地的地主。私塾丁老师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读了不久，两个哥哥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纪小，又过继给了伯父，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开始学作对联。

佃农的家庭真是多灾多难。租种地主的田地年年要交纳租粮，“一年除去五十担纳租以外，余下的将将够吃”⑨，终年不得温饱。如果遇到灾年，日子就更加难过了。

一八九五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方加租子”，朱德家里没有力量交纳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突然来到朱家，逼着他们退佃搬家。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有如晴天霹雳一样，震碎了朱德一家人的心。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向人家借了两百多吊，加上家里仅存的一百多吊钱，赎原已典当出去的大湾老屋和祖业田。全家被迫分居两处：生父朱世林带领一家迁居陈家湾；朱德随养父母、三叔、四叔搬大湾去祝在这里，朱德整整住了十四年。

悲惨的遭遇，严酷的现实，给年幼的朱德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仇恨那些欺压穷人的地主的种子，使他从小深深感到人世间的不平。后来，他在《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

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⑩迁居大湾后，从第二年起，朱德又到离大湾不远的席家砭私塾随席聘三（他的名叫国珍，聘三是他的字）老师读书。席聘三那时四十多岁。(11)朱德在这里断断续续地读了八年书。老师给他取字“玉阶”。

席家砭私塾与大湾相隔四公里。朱德每天清晨起床后，干点家里的劳动，然后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每天都要来走四次，“晌午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来怕天黑了，也得快”，长年累月，使朱德“养成走路快的习惯”。他家迁大湾后，在镇外佃来三亩地。一到农忙季节，朱德就不去上学，在家里劳动。一年大约有三四个月在家种地，有六七个月去读书。他后来忆起艰辛的童年时代对自己的影响：“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

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指挥的士兵并肩走来走去。”“习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没有觉得苦，在毛尔盖（草地）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12)席聘三，是当地一位很有见识的学者。他多次去考秀才未中，后来家设馆，以教书为业。乡中男女老少都很尊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