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马鞍庄。我家是穷苦佃农。为了一家二十口人的生活，我们租种了二十亩地。我六岁时，进了一个姓丁的地主办的私塾。为了上他这个学，他要我交学费，还待我特别坏，就好像他是在办慈善事业似的。我食宿都在家里，每天要走三里地去上学。放学后，我还要干各种各样的活儿，例如挑水放牛这类的事。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了三年。

后来，这个大家庭在地主的压迫下没法活下去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分了家。我过继给一个伯父，就跟着他到大湾去住了。我亲生的父亲对我很不好，可是这位伯父却像疼亲儿子那样疼爱我，送我去上学，学了六七年的古文。我是我们家惟一受过教育的，为了要上学，我只好一面读书，一面干各种活儿。

我在一九○五年考过科举，一九○六年到了顺庆①县，在一个高等小学里读了六个月书，接着又在一所中 学里读了六个月。一九○七年我到成都的一所体育学校里学习了一年，然后回到家乡仪陇县，在县立高小教体育。一九○九年，我到云南省会云南府，进了云南讲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我才离开那里。我那时的志愿一直想当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可能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要求很严格，所以我能被录取，感到很高兴。

我一向崇拜现代科学，觉得中国需要产业革命。我小的时候，听到织布的以及其他走街串巷的手艺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给了我很大影响，那些人在当时是新闻的传播者。由于有了革命的想法，一九○九年我进入讲武堂不到几个星期，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我当时是个连长，跟随有名的云南督军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了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的，二十天以后云南也举行了起义。同年，我被派往四川和清朝的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第二年的四五月间回到了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命为云南讲武堂的学生队长，在那里我教授战术、野战术、射击和步枪演习。

一九一三年，在蔡锷部队中我被任命为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两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去和袁世凯的部队作战。打了六个月的仗，我们胜利了。随后我升了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叙府和沪州。我的部队是第七师的精锐部队第十三混成旅（后改为第七混成旅），在当时是有些声望的。可是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作战中半个多旅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驻扎了五年，不断地跟听命于北京段棋瑞政府的卖国旧式军队作战。

一九二○年年底，我回到云南府和反动派唐继尧作战，这时蔡锷已经死了。蔡锷是南方最进步的共和派青年领袖之一，他对我有很大影响。是他第一个举起反叛的旗帜，反对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保卫共和国的。

一九二一年九至十月，我当上了云南省警察厅厅长。那时，唐继尧卷土重来，他追了我二十天，我还是带了一连士兵逃了出来。另一个同伴也带了一连人和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捉住，受刑致死。我带领一连逃难的士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后来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到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州停了一下，然后进入四川。我先到嘉定，然后去重庆，受到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的接待。一九二二年六月还和他们一道看了龙船会，这两个军阀后来当然受到过红军的进攻。但是在当时，刘湘并没有悬赏要我的人头，却急于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去找共产党。刘湘所以对我为他效劳感兴趣，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令人害怕。我这一套对付专制军队很有成效的战术，主要是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中学到的机动游击战术。我和军队逃兵纠合组织的流窜匪帮打过硬仗，从中学到的经验，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里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

我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本人身体健壮，可以和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一般来说我和民众的关系很好，这给我很大帮助。蔡锷以其指挥战术著称，他教了我很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有德国步枪作为武装。我认为对于指挥员和战士都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政治形势的了解，这样，他们就会有为主义而坚决战斗的高昂士气——你仗打得越多，就越能掌握局势。

我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就乘了长江的船顺流而下，去上海寻找共产党。这时，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主义时期，前景是十分暗淡的，我感到非常泄气。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一九二○年底回到云南时，在从唐继尧手中逃出来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药、一九二一年向西康进行第一次"长征"时开始戒烟，在去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已经戒得差不多了，在上海广慈医院又狠狠地治疗了一个星期，最后才完全根治了。

一九二二年我离开四川去寻找共产党时，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组织进行联系，只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联系上。事实上党还只是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是在自己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惟一的其它影响是跟留法归国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在此之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在中国实现共和以及孙中山的民主而战上。但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

在上海，我找不到共产党，因此就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也和我一起去寻找共产党。但是，在北京我的运气也依然不佳，仍然没找到共产党，于是，我又返回上海。这样，在一九二二年这一年，我从南方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到处乱跑，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似的。北京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国会的腐败和荒唐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遇到很多学生，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同旅行，他们的行为给了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以后，我见到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他要我去四川打陈炯明，我拒绝了。他又要我到美国去，可是我的兴趣是去德国研究军事科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后果。九月，我乘船去欧洲，途经新加坡、马赛，然后到了巴黎。在埃菲尔铁塔上照了一张俯瞰全城的照片，颇感得意。

在柏林，我遇到了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其他同志。我总算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十月，我到达柏林，当时我大约三十六岁。我一找到了党，便立即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的事。

在柏林我呆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去哥廷根，进了一所大学，学了两学期的社会科学——部分原因是为了掩护我继续呆在德国。在德国期间，我坚定地干着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中国青年党是国家主义政党，当时，学生分成了两个阵营。我同时主编了一份油印的《政治周报》。邓演达当时也在那里，后来他组织了第三党。我出席了世界学生大会。一九二五年，因与钱柯夫案件有牵连，被德国警察拘捕。

钱柯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反动派，有人想在大教堂里炸死他，许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人，其中有三四个人是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遭逮捕，不过只有二十八小时。一九二五年在柏林，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的活动。第二次被捕只拘留了三十小时。因此，我为革命而坐牢的纪录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总共不过是五十八小时。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起工作。许多国家的学生出席了那次的学生大会，我结识了不少朋友。由于这些活动，我终于被赶出德国，我就到欧洲各地游历，去了苏联，直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国。

回国后，我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党派我去指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到杨森的部队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因为我是杨将军的好朋友。这些军队曾是吴佩孚的部下，杨是吴任命的，他反对国民党的北伐。然而，我终于把他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军。我当上了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党代表，或称政委，但未担任军职。一九二七年，由于杨森态度仍然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虽然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始终和北方敌人有联系。湖南的唐生智奉命率领国民党军队去打杨森。我就在这时离开了万县，到了江西。

一九二七年一月，我加入了南昌朱培德的部队，被任命为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这个职务我一直担任到南昌八一起义。我帮着组织这次起义，它是在我这个公安局长的保护下策划的。起义后，我被任命为新九军的副军长，该军是起义过程中组成的，大约有三千人。国民党的第十一、第四和第二十军也参加了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