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占元（当代）
在中国近代史上，本书传主左宗棠（字季高，又字朴存）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经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边疆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为清朝的封疆大吏，他自然在"靖内"方面与民众的反清起义为敌；作为反抗列强侵略的民族英雄，他又能够在"御侮"方面誓同西方殖民主义者抗争；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巨擘之一，他则为中国的近代化立下了创榛辟莽的劳绩。如果把其生平与思想置于时代变迁的发展脉胳中加以认识，那就可以得出初步的印记：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是其功绩；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面，维护与拯救清王朝统治的举措，是其过失。
清嘉庆五年（1800年），乃世纪之交。步入19世纪的清王朝，由盛转衰，不复再现"康乾盛世"的景象，其衰落的迹象，固然表现在统治机制的紊乱，如吏治昏暗、军纪涣散等，但更重要的则是表现在闭关锁国政策和昧于世界大势。对于这一点，恰是习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所没有、也根本不愿觉悟的。
世界历史的进程在16-18世纪因新大陆的开辟、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相继进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蒸汽机的发明利用和机器工业代替手工操作，大为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坚船利炮成为殖民扩张的有力工具，非洲、西亚、南亚沦入西方殖民者的樊篱，位于东亚的中国在19世纪初正成为其觊觎的目标而濒临被蚕食的危险。
然而，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世界大势的这一流变却不屑一顾，他们在闭关心态的支配下，表现得过于迂腐和昏愦。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抵京后要求觐见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答应予以接见，同时申明英使觐见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阿美士德不愿行此礼节，结果被立即遣迭回国。嘉庆皇帝依然把阿美士德使团视为"贡使"，殊不晓19世纪初的英国已经发展成为海上霸主和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他甚至把使团带来的机器制品看作"奇技淫巧"，曾"敕谕"英吉利国王称："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器"，①对西方的近代文明采取鄙斥的态度，主张"实力禁绝"。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20个年头遇到了鸦片战争。他自继位后，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不断侵扰，认为只要简单地闭关绝市，即可万事大吉，却不料英国的叩关脚步已在加紧。因此，尽管英吉利多次遣使来华，把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并掠走巨额白银，英舰已在中国沿海穿梭游弋，但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字少穆，一字元抚，福建侯官人）到广州查禁鸦片并开始了解外国的情势之前，不仅清朝的皇帝、大臣们对外国的情况茫然无知，就连驻在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地方大员也未曾注意一下英国的情况，难怪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道光皇帝还在"上谕"中问道："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①皇帝如此昏愦，战争的结局可想而知。咸丰皇帝更是以虚骄著闻。庚申之役（指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的"创巨痛深"并未扭转其闭关的心理，他躲到热河行宫不敢"回銮"，确缘于不愿至京师同外使就觐见递国书的礼节问题再起纠葛，而他在派奕䜣为议和大臣时所告诫的"汝不值与该夷见面"的言辞却难以实现。奕䜣在京师同英法代表议和不可能不互相见面，且奕䜣还受到英使额尔金的傲慢相待。令咸丰皇帝不满的是"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②，他所关心的仍是天朝的所谓"威严"。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城遭劫的结局，已经使清王朝的威严扫地了。因此，清朝的"衰落"是与列强的"强盛"相较而言的。
于是，拯衰于兴、转弱为强，摈弃闭关心态而置换开放的理智，成为时代的需求。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行动预示了中国近代新思维的脱颖而出。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加以研究的创举和提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②的主张，被其好友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③而概括之。继林则徐之后，魏源"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忐》，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而"钩稽贯串"、"前驱先路"所作的《海国图志》，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夷之长技"主要为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个方面，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④林、魏的主张触及到坚船利炮的器物文化层面。
善于洞悉社会环境，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历史人物往往在其共识方面表现出颇为惊人的相似之处，本书传主即是一例。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左宗棠不过是个湖南的乡曲布衣，而他却能以超前意识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即注意对"海国故事"探赜索隐，且于战发后与其师贺熙龄（字庶农，湖南善化人）讨论战守机宜，主张"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当然，左宗棠此时的认识水准还未达到"师夷长技"的高度，但他"海邦形势略能言"的自白，则证明他也已睁开眼睛瞄视着"海国"演进的情况。可贵的是，左宗棠不仅自诩为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继承者，而且他的行动也表明其为林、魏主张的实践者。他对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罢免一事深为痛惜，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者"。他在读了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等疏稿后，感到此"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①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与林则徐在长沙湘江木舟上的会面晤谈，更是受益匪浅。同治五年（1866年），他在林则徐的"桑梓之邦"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正实现了林氏仿造外国船舰的愿望。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莅福州组织抗击法国侵略之际，在为《林文忠公政书》作《叙》时写道："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更严，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②左宗棠实乃林则徐事业的后继者。左宗棠对魏源的《海国图志》推崇备至，赞为发愤之作，并称"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以制之也"。③左宗棠确实汲纳了魏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精髓，且予以弘扬光大。
"师夷"以"制夷"，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新命题。也就是说中国原有的刀矛弓箭、帆篷舟楫已无法抵御外国近代化的坚船利炮，要变更此况，必须学习外国的长技，使"西洋之长技皆中国之长技"，以抵御列强的侵略。这一符合逻辑推断的新主张不仅领导了19世纪40至80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潮流，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开新起到了非同小可的积极推动作用。中国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之兴，无疑是"师夷长技"思想结下的硕果。
清嘉庆五年（1800年），乃世纪之交。步入19世纪的清王朝，由盛转衰，不复再现"康乾盛世"的景象，其衰落的迹象，固然表现在统治机制的紊乱，如吏治昏暗、军纪涣散等，但更重要的则是表现在闭关锁国政策和昧于世界大势。对于这一点，恰是习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所没有、也根本不愿觉悟的。
世界历史的进程在16-18世纪因新大陆的开辟、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相继进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蒸汽机的发明利用和机器工业代替手工操作，大为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坚船利炮成为殖民扩张的有力工具，非洲、西亚、南亚沦入西方殖民者的樊篱，位于东亚的中国在19世纪初正成为其觊觎的目标而濒临被蚕食的危险。
然而，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世界大势的这一流变却不屑一顾，他们在闭关心态的支配下，表现得过于迂腐和昏愦。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抵京后要求觐见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答应予以接见，同时申明英使觐见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阿美士德不愿行此礼节，结果被立即遣迭回国。嘉庆皇帝依然把阿美士德使团视为"贡使"，殊不晓19世纪初的英国已经发展成为海上霸主和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他甚至把使团带来的机器制品看作"奇技淫巧"，曾"敕谕"英吉利国王称："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器"，①对西方的近代文明采取鄙斥的态度，主张"实力禁绝"。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20个年头遇到了鸦片战争。他自继位后，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不断侵扰，认为只要简单地闭关绝市，即可万事大吉，却不料英国的叩关脚步已在加紧。因此，尽管英吉利多次遣使来华，把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并掠走巨额白银，英舰已在中国沿海穿梭游弋，但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字少穆，一字元抚，福建侯官人）到广州查禁鸦片并开始了解外国的情势之前，不仅清朝的皇帝、大臣们对外国的情况茫然无知，就连驻在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地方大员也未曾注意一下英国的情况，难怪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道光皇帝还在"上谕"中问道："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①皇帝如此昏愦，战争的结局可想而知。咸丰皇帝更是以虚骄著闻。庚申之役（指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的"创巨痛深"并未扭转其闭关的心理，他躲到热河行宫不敢"回銮"，确缘于不愿至京师同外使就觐见递国书的礼节问题再起纠葛，而他在派奕䜣为议和大臣时所告诫的"汝不值与该夷见面"的言辞却难以实现。奕䜣在京师同英法代表议和不可能不互相见面，且奕䜣还受到英使额尔金的傲慢相待。令咸丰皇帝不满的是"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②，他所关心的仍是天朝的所谓"威严"。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城遭劫的结局，已经使清王朝的威严扫地了。因此，清朝的"衰落"是与列强的"强盛"相较而言的。
于是，拯衰于兴、转弱为强，摈弃闭关心态而置换开放的理智，成为时代的需求。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行动预示了中国近代新思维的脱颖而出。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加以研究的创举和提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②的主张，被其好友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③而概括之。继林则徐之后，魏源"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忐》，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而"钩稽贯串"、"前驱先路"所作的《海国图志》，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夷之长技"主要为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个方面，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④林、魏的主张触及到坚船利炮的器物文化层面。
善于洞悉社会环境，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历史人物往往在其共识方面表现出颇为惊人的相似之处，本书传主即是一例。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左宗棠不过是个湖南的乡曲布衣，而他却能以超前意识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即注意对"海国故事"探赜索隐，且于战发后与其师贺熙龄（字庶农，湖南善化人）讨论战守机宜，主张"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当然，左宗棠此时的认识水准还未达到"师夷长技"的高度，但他"海邦形势略能言"的自白，则证明他也已睁开眼睛瞄视着"海国"演进的情况。可贵的是，左宗棠不仅自诩为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继承者，而且他的行动也表明其为林、魏主张的实践者。他对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罢免一事深为痛惜，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者"。他在读了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等疏稿后，感到此"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①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与林则徐在长沙湘江木舟上的会面晤谈，更是受益匪浅。同治五年（1866年），他在林则徐的"桑梓之邦"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正实现了林氏仿造外国船舰的愿望。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莅福州组织抗击法国侵略之际，在为《林文忠公政书》作《叙》时写道："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更严，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②左宗棠实乃林则徐事业的后继者。左宗棠对魏源的《海国图志》推崇备至，赞为发愤之作，并称"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以制之也"。③左宗棠确实汲纳了魏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精髓，且予以弘扬光大。
"师夷"以"制夷"，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新命题。也就是说中国原有的刀矛弓箭、帆篷舟楫已无法抵御外国近代化的坚船利炮，要变更此况，必须学习外国的长技，使"西洋之长技皆中国之长技"，以抵御列强的侵略。这一符合逻辑推断的新主张不仅领导了19世纪40至80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潮流，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开新起到了非同小可的积极推动作用。中国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之兴，无疑是"师夷长技"思想结下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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