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们在德马雷斯特度过了暑假，我大姐（孔夫人）返回中国，二姐（孙夫人）返回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时，我才11岁，太小还不能上大学。由于我喜欢这儿的村庄，而且在那里的小女孩中找到许多玩耍的伙伴，我姐姐决定把我留给莫斯夫人托管，她是我大姐一个校友的母亲。
我在皮德蒙特学校上了八年级，我留在这里的9个月，日子过得很快活，使我感到有兴趣的是，同我一起上八年级的许多同学都是成年男女，他们来自远方的山区，许多人已在小学里从教多年才获得上皮德蒙特的必要学费，他们对我都极感兴趣，而我却开始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为谋生和求得起码的教育，不得不为之奋斗。同这些生来就没有铁饭碗的人们接触，使我这个女孩子深受感化，我从未以别的方式体验过这种接触，它使我看见了他们的真正价值，说到底，他们和他们的一类人一直都是所有民族的栋梁。我记得，奥利夫·范·海斯小姐教我哲学和自然科学。一天她宣布我的哲学平均分数为98分，由于我这学期获得了高分，便成了惟一免受期末考试的学生。这时，我感到了一生从未有过的自豪。
另一个老师是亨里埃塔·阿迪顿小姐，她现在在纽约的警察部门里做事，最近我收到她的一封信。当时，她教我算术，我应当承认，当我遇到百分比换算的时候，我就无法施展我的任何才能，而且仅能得C等成绩。
在皮德蒙特时，我开始进入句子语法分析的迷宫，因为我在美国仅呆了两年，我的英语知识充其量还很肤浅。我在措辞用句方面犯了许多可笑的小错误，这使我的语法老师感到迷惑不解。为帮我纠正，她教我试着对它们进行语法分析，她的努力肯定是卓有成效的，瞧，现在我英语写得多好。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几学期为纠正不连贯的短语和分裂的不定式所进行的刻苦练习，使我在英语语法和修饰方面有了排难解疑的能力，那时的苦练也许与以后我在此种能力上的训练效果相同。
村民们总是好奇地看待我，但是不管他们好奇不好奇，我总是去老亨特的杂货铺买5美分一块的口香糖，每当这时，我都像其他伙伴一样感到极度的快活。我记得，我们三四个小女孩常这样想，要是谁拿出一枚5美分镍币，请其他伙伴一起去吃乳酪饼和“全日”棒棒糖，真是高兴极了。这些糖果摆在亨特先生的玻璃橱窗里，很招惹人。
当时，我们不懂得苍蝇和细菌的危害，对它们也不在乎。在我们眼里，橱窗里的满是斑点的粘蝇纸也和那些诱人的货物一样，享有同样的声誉。不管怎样，我还是有幸活着讲起这段往事。圣诞节的前几天，弗洛伦斯·海蒂·亨德森、弗洛斯·阿迪顿和我，决定发扬圣诞节的真正精神，为他人谋求幸福。想到这一点，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仁爱的正义感令我激动不已。我们真心实意地要行善，每人拿出25美分，用这1美元的钱买土豆、牛奶、汉堡牛排、苹果和橘子，施舍给铁路沿线的贫困家庭。我们力图表现得谦虚，对自己的高尚行为保密，但是，我们太激动了，不曾想亨特先生在他的杂货铺里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和买哪些食品合适的争执。
由于生理学是我喜欢的科目，我记得，我坚持要买大量的糖，因为碳水化合物的好处能使体弱的孩子保持温暖，也能给母亲大量的能量。与此同时，另一个慈善心肠的施舍者提议多用钱买土豆，她认为，土豆是最能充饥和产生热量最大的食物。亨特先生好奇而又有兴味地听着我们这场激烈的争论，他慷慨大方地把每样东西都捐献给我们一些，才使我们解决了争端，他还给我们每人一点东西作为自己所有，然后，这个了不起的“慈善企业家”走开了。当我们手里捧满包裹，步履艰难地走过车站的天桥时，我们感到心花怒放，就像圣女贞德正在行使一次神圣的使命。
我们到达了盼望受施舍人的家，它们实际上都是些东倒西歪的小木板房。面对沮丧憔悴的母亲，以及紧紧拉着她的手、从她裙服后偷偷张望的孩子，我们惊呆了，像哑巴一样，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一句话来，我们猛地放下一包包东西夺门而去，我们跑远后，才再度感到有了勇气，这时，我们中的一人才敢大声喊道：“圣诞快乐！”然后，便以更快的速度溜之大吉。我们喜爱的娱乐活动是采摘榛子，那条满是尘土的长路，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一到星期日下午，我们总是沿着这条路走到树林中去。有时我们很幸运，会碰到一个赶马车过路的好意农夫，他会让我们搭他的车，而且给我们吃他午饭吃的玉米面面包，偶尔还会撕下油炸小鸡的鸡腿给我们吃，但是，我们都是些小女孩，很不好意思接受。
我常受到不少善意的戏弄。你可没听说过这些山里人是怎样用那些老掉牙的笑话来耍弄这个中国小姑娘。“坚果来自何处？”显然，我会鲜明地回答：“当然来自树上。”他们眉开眼笑地反问道：“油炸甜团（油炸甜团doughnut的后缀nut也是坚果一词——译注）是从哪种树上长出来的？”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从餐室里。”（餐室pantry的词尾try和树tree谐音——译注）说完，他们开怀大笑，但我依旧迷惑不解。好心的车夫让我们在树林边下了车，并总要照例再告诫一番：“你们女孩子家最好天黑前就动身回家。”然后，我们总是蹦蹦跳跳地跑进树丛里，去采摘榛子或是黑莓。我们心满意足地吃着，也许吃掉的果子远比带回家的还多。
在皮德蒙特，我常进行大量的阅读。我居住的屋外有两棵树，中间有一个木板凳，那里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我住在莫斯夫人家中，她是男生宿舍的负责人。我和她一起住在楼下的一套房间里，和我们同住的，还有她的女儿罗西娜和鲁比。罗西娜启发我学会了颤音、半颤音、和弦以及五指练习的复杂弹奏。那时，我学会了演奏诸如“小耗子田野四处跑”一类的小调，每首小曲都有一段和它相关的故事。另外还学会了“小羊倌”一类的曲子。
我记得一个动作迟缓的大女孩说，她生活的志向就是能在圣诞节时演奏赞美歌，以便使她的情人为之倾倒。我那时认为，这个目标是值得赞赏的，但我疑惑为这些公子哥们而全力以赴是否有价值。绝大多数的男生都在20岁上下的年龄，一些是到学校寻求教育的乡村教师。莫斯夫人每星期日晚上都邀请他们一些人来吃晚饭。男学生们能把一盘盘的热饼和黑莓酱吃得精光，这总是使我感到惊讶不已。成盘的热饼和大盘的炸火腿都像变魔术一样消失了，但是，莫斯夫人和罗西娜能极其熟练地做出这些东西来。在按比例配料方面，她们似乎天生就懂，要掺进多少烤面粉和其他东西才恰到好处，她们干得是那么快。每当这时，莫斯夫人都很照顾我，她总让我做饼干，可我从未做出过像样的饼干，看来我天生就完全没福气成为一名厨师。在我记忆中，皮德蒙特还有我难忘的一件事。
在那里我患了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耳疼病，这正巧在我12岁生日那天，我疼得很厉害，人们只得请来拉姆医生。当他把热油滴入我疼痛的耳朵眼里时，我感到惊恐万分，他看到我这种样子开心地乐了起来。我离开皮德蒙特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费尔蒙特，我姐姐已决定去那里上暑期补习班。莫斯夫人把我远远地送到亚特兰大，我在那儿遇见了我姐姐。以后我再没回过皮德蒙特，但是，我在那种环境中度过的岁月，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