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新（汉）
汉武帝新传 《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1.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淮南子》（即《淮南王书》又称《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叶淮南王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的一部奇书。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此书杂采战国以来除儒学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黄老道家言论。包罗万象，从天地开辟、宇宙洪荒到黄老养生之术，无所不及。但表面上，却似乎丝毫未涉及当时的政治与时局。因此，古今论者，都以为这是一部杂驳斑烂的
纯学术之书。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而黄老道则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从现代的观点看，前者主张国家主义，后者主张自然放任，即自由主义。
2.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威。窦氏于建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叹称羡。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
汉武帝新传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
我在“《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一文中，曾谈到武帝“建元”年间发生了一场宫廷之变。刊出后，有友人对此提出质疑。此事淹昧在史料中，古今论汉武帝者皆未见论及。
1. 汉初“无为而治”并非太平天下
前人之论刘彻，多以其为太平天子，也有认为他是挥霍无度之败家子者。认为刘彻上承文景盛世，国库充盈，因而对外大规模用兵，“内穷侈靡，外攘夷狄”，致使“天下萧然，财力耗尽”。《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功业基本肯定，但也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认为汉武帝的失误，在于改变了文景时代无为而治的黄老路线。
实际上，文景之世并不是太平时代，而是潜伏危机的时代。
汉文帝时产生了两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贾谊，一是晁错。贾谊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传》的专家。20岁从政，33岁早逝。生前曾多次问文帝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对。文帝忌惮朝野舆论的压力，虽然重视贾生之论却不敢采纳。晁错是研治《尚书》的专家。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多次向文帝上书，提出削藩限制诸侯的政议，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击胡备边的对外战略，文帝均明确表示欣赏但也不敢采用。
文帝时“匈奴连岁入边，杀掠人民及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敝甚。”文帝六年，匈奴两路攻汉，“烽火逼于甘泉、长安”，兵锋直逼距长安不远的皇帝行宫甘泉宫。（宫址在陕西淳化县西北。）而文帝也只有以外嫁公主纳币和亲一策作为应对。景帝初即位之第三年，以吴王、楚王为首的刘姓七国诸侯即联兵造反，其口号是“杀晁错，清君侧”。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作为安抚，但诸侯并没有退兵。兵连祸结，内乱一年后才被中央平定。景帝在位仅十六年，其间匈奴五次入边，杀掠人口，动以万计。
景帝时代，国政糜烂，法制荒疏。王公贵族嚣张，官制世官世守。“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豪）民富，役财骄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通鉴》卷16）
2.刘彻不是坐享其成的太平天子
刘彻于建元元年16—17岁时继父位成为皇帝。上台后即任命信奉儒学的窦婴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蚡主持兵政为太尉，任命他当太子时的两位儒学老师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毅然实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这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要规范和限制诸侯及权贵无礼无法的乱妄之行，加强国家的权力，以便对外御侮。因而涉及到当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刘彻于即位的当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诏要各地举荐“直言敢谏之士”。各地推荐上来一百余人，刘彻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从平民中擢拨了董仲舒、严助等一批后来的名臣。但刘彻所注意的，并不是应付一时的对策，而是统筹全局和长远的总体战略思想。
他的老师王臧推荐宿儒鲁申公作皇帝顾问。这位申公曾作过楚王刘戊的宾客，七王之乱时由于反对楚王叛乱一度被楚王罚为奴隶。刘彻派人以安车驷马恭敬迎接，向其“征问古今治乱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论，只说：“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这种见解令刘彻大为失望，因为他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要设计一套全新的国家战略和理论。
3.建元新政及窦氏政变
为了抑制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刘彻命令当时驻在京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时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国、诸侯领地开放城门，不得私设关卡限制往来出入。这是打破地方割据的重要举措。还下令对贵族子弟横行不法者实施惩戒，削除其贵族属籍。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毁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于是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
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被迫偃旗息鼓了。
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败。当时在列王贵族及诸窦宗室中无疑发生了欲废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现了田蚡与刘安密议的一幕。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一则史事中得到旁证。
据《资治通鉴》记：当初武帝被立为太子，靠的其姑母长公主刘嫖。条件是刘彻娶长公主独女陈阿娇为妻。刘彻即位后，陈阿娇成为皇后。长公主自恃拥立皇帝有功，向刘彻请求利益无厌。武帝深患之。而陈皇后骄悍，于是刘彻疏远阿娇。而刘彻的母亲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说：你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现“又忤怒长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谓“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权贵中反对刘彻的暗流。所谓“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当不成了。
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马上转而“恩礼”长公主、陈皇后。从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间，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窦氏死后，刘彻的帝权得到恢复。他再度改元，将年号命名为“元光元年”。所谓“元光”，这一年号显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此后数十年间，刘彻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
年号；表明建元六年之间的失败记忆对他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元光元年以后，刘彻遂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汉朝推上了全盛的时代。在历史和政治中，时间也是一种力量，刘彻是懂得这一点的。
1.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淮南子》（即《淮南王书》又称《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叶淮南王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的一部奇书。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此书杂采战国以来除儒学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黄老道家言论。包罗万象，从天地开辟、宇宙洪荒到黄老养生之术，无所不及。但表面上，却似乎丝毫未涉及当时的政治与时局。因此，古今论者，都以为这是一部杂驳斑烂的
纯学术之书。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而黄老道则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从现代的观点看，前者主张国家主义，后者主张自然放任，即自由主义。
2.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威。窦氏于建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叹称羡。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
汉武帝新传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
我在“《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一文中，曾谈到武帝“建元”年间发生了一场宫廷之变。刊出后，有友人对此提出质疑。此事淹昧在史料中，古今论汉武帝者皆未见论及。
1. 汉初“无为而治”并非太平天下
前人之论刘彻，多以其为太平天子，也有认为他是挥霍无度之败家子者。认为刘彻上承文景盛世，国库充盈，因而对外大规模用兵，“内穷侈靡，外攘夷狄”，致使“天下萧然，财力耗尽”。《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功业基本肯定，但也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认为汉武帝的失误，在于改变了文景时代无为而治的黄老路线。
实际上，文景之世并不是太平时代，而是潜伏危机的时代。
汉文帝时产生了两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贾谊，一是晁错。贾谊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传》的专家。20岁从政，33岁早逝。生前曾多次问文帝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对。文帝忌惮朝野舆论的压力，虽然重视贾生之论却不敢采纳。晁错是研治《尚书》的专家。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多次向文帝上书，提出削藩限制诸侯的政议，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击胡备边的对外战略，文帝均明确表示欣赏但也不敢采用。
文帝时“匈奴连岁入边，杀掠人民及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敝甚。”文帝六年，匈奴两路攻汉，“烽火逼于甘泉、长安”，兵锋直逼距长安不远的皇帝行宫甘泉宫。（宫址在陕西淳化县西北。）而文帝也只有以外嫁公主纳币和亲一策作为应对。景帝初即位之第三年，以吴王、楚王为首的刘姓七国诸侯即联兵造反，其口号是“杀晁错，清君侧”。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作为安抚，但诸侯并没有退兵。兵连祸结，内乱一年后才被中央平定。景帝在位仅十六年，其间匈奴五次入边，杀掠人口，动以万计。
景帝时代，国政糜烂，法制荒疏。王公贵族嚣张，官制世官世守。“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豪）民富，役财骄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通鉴》卷16）
2.刘彻不是坐享其成的太平天子
刘彻于建元元年16—17岁时继父位成为皇帝。上台后即任命信奉儒学的窦婴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蚡主持兵政为太尉，任命他当太子时的两位儒学老师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毅然实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这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要规范和限制诸侯及权贵无礼无法的乱妄之行，加强国家的权力，以便对外御侮。因而涉及到当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刘彻于即位的当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诏要各地举荐“直言敢谏之士”。各地推荐上来一百余人，刘彻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从平民中擢拨了董仲舒、严助等一批后来的名臣。但刘彻所注意的，并不是应付一时的对策，而是统筹全局和长远的总体战略思想。
他的老师王臧推荐宿儒鲁申公作皇帝顾问。这位申公曾作过楚王刘戊的宾客，七王之乱时由于反对楚王叛乱一度被楚王罚为奴隶。刘彻派人以安车驷马恭敬迎接，向其“征问古今治乱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论，只说：“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这种见解令刘彻大为失望，因为他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要设计一套全新的国家战略和理论。
3.建元新政及窦氏政变
为了抑制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刘彻命令当时驻在京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时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国、诸侯领地开放城门，不得私设关卡限制往来出入。这是打破地方割据的重要举措。还下令对贵族子弟横行不法者实施惩戒，削除其贵族属籍。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毁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于是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
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被迫偃旗息鼓了。
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败。当时在列王贵族及诸窦宗室中无疑发生了欲废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现了田蚡与刘安密议的一幕。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一则史事中得到旁证。
据《资治通鉴》记：当初武帝被立为太子，靠的其姑母长公主刘嫖。条件是刘彻娶长公主独女陈阿娇为妻。刘彻即位后，陈阿娇成为皇后。长公主自恃拥立皇帝有功，向刘彻请求利益无厌。武帝深患之。而陈皇后骄悍，于是刘彻疏远阿娇。而刘彻的母亲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说：你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现“又忤怒长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谓“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权贵中反对刘彻的暗流。所谓“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当不成了。
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马上转而“恩礼”长公主、陈皇后。从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间，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窦氏死后，刘彻的帝权得到恢复。他再度改元，将年号命名为“元光元年”。所谓“元光”，这一年号显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此后数十年间，刘彻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
年号；表明建元六年之间的失败记忆对他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元光元年以后，刘彻遂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汉朝推上了全盛的时代。在历史和政治中，时间也是一种力量，刘彻是懂得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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