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


　　鲁迅原名周树人，于1881年10月诞生于浙江绍兴。这是一个古城，傍水居筑，风景佳丽，有东方威尼斯之称。
　　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
　　这是一个奇异的生命现象。然而，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1881年。鲁迅出生的年头，正好临近帝国的悬崖，是时间的断裂带。中国现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蹒跚起步，许多陌生的事物，陆续出现在大队蠕动着的辫子和小脚之间。随着经济的萌动，政治改革的一次尝试——戊戌变法——
　　旋起旋灭，蒙受血光之灾。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横亘在官员、士子和百姓面前的共同的问题。
　　汉学家费正清用“沿海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概念，阐述中国近代的两大传统。鲁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绍兴。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它是越王报仇雪耻的故地，又是新书报最早流布的地方。在它四周，毗连大小村落，具有明显的边缘色彩。
　　清朝末年，现代化变革主要经由两条路线进行：一是以当权派为首的“洋务运动”，一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西学东渐”，即大兴翻译出版办学之风，推进思想启蒙运动。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25～1895）的著作《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对中国知识界影响甚巨。
　　鲁迅的大家庭过早败落，对应于古老中国的命运，很有点同构的意味。由于祖父下狱事件的牵连，他曾经在乡下度过一段短暂的“乞食者”生活。祖父被判“监斩候”，由最高统治者于顷刻间的“钦点”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这是荒谬的，但是又是天经地义的。权力的这种不测之威，使他自小便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耻辱和仇恨所抓攫。父亲的长期卧病和后来的亡故，
　　1902年，鲁迅作为官派生留学日本，次年带头剪去辫子——民族屈辱的象征。此为断发照，题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1904年9月，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经“幻灯事件”而自行中辍学业，重返东京，为未来的文学事业积极准备。在此期间，撰文多篇。并与二弟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
　　无疑加剧了他的精神创痛；而作为长男，又不得不从中担当沉重的责任。家庭的两次变故，把他无情地推落到社会底层；从小康而入困顿，终致自我放逐，远走异乡，“把灵魂卖给鬼子”。生活的巨大落差，构成了他日后反抗现存秩序的广阔而深刻的背景。
　　可以说，鲁迅来自传统中国的黑暗的深部，来自现代的源头，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第一波，来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鲁迅及其时代的关系，就整个现代化进程来说，带有某种“原型”性质。由于改革的缓慢，在一个长时段内，前前后后会产生许多彼此类似甚至雷同的事件；也就是说，在无限张开的现实当中，将仍然不断遭逢以往的幽灵。这种“同义反复”的东西，是最本质的东西。鲁迅始终抓住这东西，对于这个前现代社会，则抓住其中的死结：“吃人”。所谓“吃人”，即作为个人的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用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于奴隶的非人的处境，
　　《自题小像》诗，1931年书。
　　麻木，苟且，逃避自由。对于现实，一是不敢正视，二是善于遗忘。鲁迅所作的斗争，不但在于揭露黑暗的事实，还要暴露各种企图掩饰黑暗的行为。可怕的是，这其间，除了官方的布置，还有“同人”的合谋，以及民众的参与。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极力使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使隐蔽的东西公开化，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总之，他要使“黑暗的动物”现形，使“铁屋子”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见事实的实在性，使真理自明。鲁迅的全部努力，几乎都在于揭示时代的真相。所以，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
　　的事实，已然包涵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犹如先知的预言。
　　辛亥革命后，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后随迁北京，寓居绍兴县馆内补树书屋。此间，读佛经，抄古籍，集古物，曾以“寂寞”、“麻痹”、“装死”等语形容。在《新青年》杂志编委之一钱玄同的催促下，创作中国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鲁迅与周作人决裂后，由“八道湾”迁至西三条21号。此为卧室兼工作室，鲁迅戏称“老虎尾巴”、“绿林书屋”。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枪杀和平请愿的学生群众数十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图为北京各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会场。
　　鲁迅发表《纪念刘和珍君》等系列文章，抗议反动政府，被列入政府通缉的黑名单。
　　我们是谁？人还是奴隶？我们是否具备自由的意志和权利？
　　鲁迅的存在，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这不仅仅因为他揭露了为人们所不乐于接受的世界的真实，而且还在于他总是以一种与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4年秋至1925年底，发生著名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在该校兼职任教，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并因此引发与教育兼司法部长章士钊的官司。许广平为学生领袖之一，及后成为鲁迅终身伴侣。
　　人们相悖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这真实。无需斗争，或者简直厌恶斗争，应当算得上是幸福的罢？可惜事实上并非如此，无视斗争的存在，往往出于奴隶的自欺。鲁迅终其一生，确实不曾背弃青年时期构筑的“人国”乌托邦；但是在现实中，除了确信自己做为奴隶以致奴隶的奴隶的经验之外，他怀疑一切。他把几千年的“东方文明”等同于僵尸，不相信一直为统治者编修的中国历史，说是“家谱”，不相信正统意识形态控制下的霸权话语。那些故作激烈，左得可怕的革命者，也是他所憎恶的。他反对蒙昧主义，而对中国的学者又往往抱不信任的态度，大约在他看来，其中多是“假知识阶级”，是喜欢给权势者帮忙或帮闲的。对于底层阶级，虽然一直是精神皈依的对象，却同样反对“迎合”，作“大众的新帮闲”。


引言（2）


　　他承认自己的“多疑”，而且为多疑作过辩护。然而，这丝毫无改于斗争的确定不移的目标。准确一点说，鲁迅的敌人，都不是迎面而来的，而是来自上层，背后，内部，来自周围，带有“围剿”性质。所以，鲁迅的斗争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斗争，而是反叛，反抗，突围。他反叛社会，反叛所在的阶级，反叛集体，直至反叛自己。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每
　　一个人，既被吃也曾吃人；而他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做“醉虾”的帮手。因此，他不断地使自己从权力和罪恶中分裂出来，脱离出来，成为相对于权力系统的密集网络的一个活跃的反抗点。
　　自从为革命的梦境所放逐，鲁迅选择了上海作为斗争的最后一道壕堑。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兄弟阋于墙”，国共两党联合破裂。中央集权制度经过长期松弛以后迅速收紧，年轻的民国在一次大清洗中蜕变成为“一党专政”的“党国”；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到厦门后，即寄此“厦门大学全景”明信片给已到广州的许广平。
　　随着民族战争的临近，专制与奴役在国家主权的庇护之下进一步合法化。作为反抗者，鲁迅加盟了反对政府的争取自由和人权的各种组织，其中包括左联。然而，就在这组织内部，1927年3月，鲁迅应聘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为助教。图为中山大学大钟楼。
　　产生了新的权势集团。鲁迅从中意外地遭遇了“奴隶总管”，“自有一伙”的压迫，孤立和打击。对此，他曾使用“横站”一词，表达后来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处境。正如自命不凡的才子所嘲笑的那样，这时，
　　鲁迅与许广平、蒋径三合影。1927年9月11日摄于广州西关图明照相馆。
　　他写作的惟是不能进“艺术之宫”——自然也不能进“学术殿堂”——的杂文。仅从鲁迅最后十年的杂文所取的材料，形式和风格的演变来看，斗争的情势，显然要比北京、厦门和广州时期更为严峻而急迫。
　　这是一场绝望的抗战。那结果，鲁迅不但不曾丝毫动摇党国，反而成了党部呈请通缉之人；不但没有夺过“工头”的鞭子，“元帅”的军棍，这样的人物却照样挂帅，照样“以鸣鞭为惟一业绩”，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图为参加会议的执委合影。左起第一排：丁惟汾、顾孟余、徐谦、谭延闿、孙科、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经亨颐、吴玉章。第二排：江浩、董必武、丁超五、邓懋修、陈其媛、于树德、彭泽民、毛泽东、林伯渠、朱雯青。第三排：周启刚、王乐平、王法勤、夏曦、詹大悲、陈公博、恽代英、邓演达、许苏魂、谢晋。
　　但是，由于党组织的集权性质，蒋介石通往最高权力之路不可阻挡。一个月后，蒋介石即发动“清党”，在一场血腥屠杀之后，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他的几个较亲近的青年朋友，都是给“实际解决”了的。而且，还有不断纠缠他的文痞、文氓、文探，种子绵绵不绝。鲁迅一生傲然独立，却是遍体鳞伤，过早地耗尽了体内的全部燃料。斗争的无效性，不免使人们又多出另一种折磨，就是：——
　　鲁迅的存在，其价值仅仅在于反抗本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