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家庭情况
我的家在湖南省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我小时家中有父、母、姐、兄、弟和我一共六口人；当我离开学校，参加革命时有十口人，因我兄弟均已结婚，老兄已有两个孩子。家中有水田三亩多点，旱土二三亩。（湖南旱土不收田赋，从来不大准确。）有住房六小间，与另一户农民合养一头耕牛。还租种公会水田五亩多点，议定每年交田租谷子十五石多点。（每石老秤约九十斤左右。）大旱年请田主来吃饭，看禾议租。借高利贷有二十多元，年利加三，即每一元每年交利息三角；不还利息，则利上加利。在收成好、人不害病、牲畜不死亡的情况下，一年劳动所得，勉强可以糊口，半年吃粗米，半年吃红薯、杂粮。如果遇到灾年，或者人、畜出问题，就要借债。
　　我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生，生日折合阳历，恰好是10月1日。父亲名叫黄清主，母亲姓邓。
　　我家住的那个村子坐落在两条自西向东流的溪水之间，村北的一条叫做杨家江，村南的一条叫做沙子江，都是由西边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村庄坐西面东，背靠青山，村前面是一片起伏的水田。沿两条水溪筑有一道道堤堰，可以引水自流灌溉。两溪之间还有几道泉水流向田间。溪水冬夏长流，夏季水少时，宽不过二三十米，人可1以徒涉而过。村后面的山上长满树木，以松柏居多，间有少许油桐，其余都是杂树。双手合抱不交的树木遍山可见，也有两三个人合抱不交的大树。这些树木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都被砍光了，实在可惜。按说，这里的自然条件并非很差，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我的家乡始终是一副贫穷落后、杂乱不堪的面貌。
　　我从五岁起开始参加劳动。每天除拾粪外，还得陪伴比我大十岁的姐姐到田里做农活。姐姐自小害羊角疯病，家里无钱替她医治，时常发病，一发作起来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人事不知，所以家里就让我伴随她在田里劳动，以便在她发病时能及时喊救。在姐姐很小的时候，家里就给她订了婚。但她自己心里明白，害着这种病，连亲生父母尚且讨厌，将来到了婆家以后，还会有什么好结果？
　　所以，她非常悲观，整天只是闷着头干活，极少言笑。在我六岁那年，有一次她偷偷上吊自杀，脚下踩的凳子还没有踢倒，恰巧被父亲进屋看见了。但父亲并没有去解救她，而是上前将她脚下的凳子推倒，好让她快死。父亲刚走，就又有人进屋来，才把她救活。打这以后，姐姐也就更加明白自己是家里的一个累赘，尤其为父亲所不容。后来，她又找了一个空儿，终于上吊死了。姐姐死后，父亲感到松了一口气。母亲有些难过，但也感到姐姐还是死了好，也松了口气。母亲嘱咐我说：到外边不要说姐姐是上吊死的，就说是跌死的。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实际社会问题，亲眼看见环境是怎样把人逼上绝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淡薄，甚至父母子女之间竟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但这种事情在那时的农村又是十分平常！
　　我还记得有一个堂婶母，仅仅因为连生好几胎都养不活，虽然她丈夫并没有抱怨，她就自怨自艾，自叹命苦而上吊自杀了。农村妇女的性命，不但被别人看得贱，连她们自己也看得贱，上吊、投水而死，不算一回事。
　　农村男人的情况虽比女人稍好，但同样苦得很。一般贫苦农民2一年到头，辛勤劳动，还有时连糠菜半年粮的日子都过不下去。所以许多地方，农民都自称为“受苦人”。这就是20世纪初，中国农村相当普遍的状况。我离家时，家中还欠着三十多块银元的债务。
　　我的母亲是个体弱多病的农村妇女，加之缠了足，不能到田里做农活，只能在家里做针线，操持家务。母亲的娘家比我家富裕些，在她的长辈中曾出了几个秀才。母亲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相信命运。她自小在娘家学到一些封建礼教、迷信鬼神之类的故事和格言，常常讲给我们听，总是教我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勤奋诚实，不许冒犯神灵。
　　全家人都不大喜欢我父亲，但实际上他心地并不坏。他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成年累月地在生活中艰难地挣扎着。农作之余，他还常常跑几百里路到广东乐昌县坪石镇挑盐回来卖。往返一趟行程大约十天左右时间，除掉开销外，仅能赚得块把钱。全家就靠养一口猪和挑盐赚到的一点钱供穿衣和买灯油等零用。父亲从来安守本分，胆小怕事，在村子里常常受人欺负而忍气吞声，从不敢与人抗争。由于家里人口逐渐增多，生活越发困难，只得借高利贷，年复一年，利上加利，总也还不清。父亲一横心，忍痛卖掉仅有的三亩水田抵债。他对我们说，欠别人的债如果今生今世还不清，来世就得变牛变马去抵偿。
　　父亲在外边挨了打也不敢还手，但在我们家里他却说一不二。
　　生活的艰难和世道的凶残，使父亲变得冷酷而严厉，时常对家里人发脾气，对孩子们动辄非打即骂，其中我挨的打最多。我刚满五岁，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去拾粪，起晚了一点儿就要挨打。拾粪回来，父亲还要检查数量，拾少了也要挨打。平时吃饭掉了米粒要挨打，吃红薯时挖掉一块烂皮也要挨打。到我六岁时，每天除了拾粪以外，还要割草、砍柴、看牛。有时在外头和别的孩子偷空玩一会儿，割的草、砍的柴自然会少一些，回到家里又要挨打。我年纪幼小，睡眠不3足，干起活来总想打瞌睡。没奈何，我就想了个法子，在放牛的时候，用一根长绳子把牛拴在我腰上，牛可以走得远点儿去吃草，我就可以借机会偷着打个盹儿。但不久就被父亲发现了，更是吃了一顿好打。
　　这使我想起苏联十月革命前夕，工人中流传的一首歌，歌词中有几句说：
　　生活像流着的泥河，无处泄恨无奈何，常见父亲打他儿子，丈夫敲他们老婆。
　　我的家庭生活就也是这种样子。
　　这歌最后号召工人联合起来，破坏这个旧世界。就是说：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当然，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叫革命，这个歌也是后来参加革命才听到的。但这歌却唱出了穷苦劳动人民当时的状况。
　　我从五岁到九岁，天天劳动又几乎天天挨打。到九岁开始上私塾读书，又挨先生的打。刚一开始读书，很不习惯，有时一天甚至挨先生三次打：背书背不出来打头，写错了字打手心，认错了字打屁股。后来我的学习成绩渐渐好了，才不大挨打了。
　　我自出生一直到十九岁，没有尝过冬季穿棉衣是什么滋味。那时全家只有父亲和母亲各有一件棉背心，其他的人谁也没有棉衣穿。冬季天冷时，冻得浑身发抖，就只好拼命干活，让身上出点热气。直到我二十岁那年，考取了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要出远门去读书了，家里才设法凑了点钱给我做了一件棉衣，这是我有生以来穿上的第一件棉衣。
　　这就是我的童年、少年的生活，对我后来性格的养成影响很大，它使我经受了磨练，不怕吃苦，也受得住委屈。在我六十余年的4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屡经坎坷，甚至蒙受极大的委屈，我都挺受住了。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因于自小经受了痛苦的磨练，但至少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2上学
我们这个村子里当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全都姓黄。族大人多，而我父亲这一支是弱房，经常受人欺凌。父亲和叔父等人商量打算培养一个孩子读书，学点文化，不求飞黄腾达，只图将来写个状子、祭文之类的东西不用求人。于是，议定从祭田里每房抽一担谷作为学费（当时称作“束修”），供一个孩子上私塾。不知怎么把我选中，作为培养对象。于是，从九岁起我就入私塾读书，间或参加一些农田劳动。
　　入私塾的第一年，先生教我读《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我似乎还不笨，记性也好，又肯用功，第一年就读到了《孟子》的“离娄章”，受到先生的夸奖，这就使父亲、伯、叔们决心让我继续读下去。一读就是五年。除“四书”读完之外，还读了《幼学》、《鉴略》、《诗经》、《书经》、《左传》等。但这位先生只管教认字，而不能讲解字义。所学的这些书，尽管可以背诵如流，却不能理解其中含意，纯粹是死记硬背。对这种读书方法，我越来越不满意，就向家里提出换先生的要求。但先生是几房公请的，强房的人不答应换，我们这弱房的人就没有办法。那位先生也很恃强，不准我到别处就读。扬言如果我到别处就读，仍要照旧给他交一份“束修”。一6见这种状况，父亲就害怕了，认为哪一方也得罪不起，只得让我停了学在家参加农田劳动。我停学约有一年光景，成天在田间劳动，顶得半个劳力。除掌犁、撒种还不行外，其它的农活全能干了。割草一天能割二三百斤，还能从十五公里外挑五六十斤煤炭回来。
　　我十五岁时，那些长辈们觉得我的学业半途而废太可惜，又让我到一个邓先生处读书。这个先生学识挺高，但非常懒，毫无责任心，只是敷衍了事。我在这里马马虎虎凑和了两年，通过堂伯父家的关系又换到一个史先生处读书。我哥哥送我去时，嘱咐史先生对我要严格，要多教给功课。史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对学生要求严格，责任心很强。他给我讲解古文，教读《了凡纲鉴》之类的经史书，教我写大字、作文章。我在史先生处认认真真地读了两年书，很有些收获。我的史学知识主要靠这两年打了一点基础。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我的家乡地处湘南偏僻的丘陵地区，风气闭塞，很不开通。那时已经是民国十年，而我家乡的人们对于君主、民主、总统、皇帝还分不清楚。我小时候，受母亲的影响，还肯安于现状。但这时我已经对家乡人们的生活状况发生疑问了。我常常问自己：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似这样一年到头受苦受累，勉强维持个半饥不饱的生活，岂不是活着就是受罪，受罪是为了求活？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我读了一些书之后，开始相信孔孟之道。古人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陶渊明和文天祥。我爱读《归去来辞》和《正气歌》，总想学习他们，对个人名利看得很淡泊，觉得为人必须做个忠诚正直之士。
　　到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整整读了八年书了。虽然学会了咬文嚼字地写文章，但以后怎么办？我却茫然无所知。在我们这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里，当时只有两名中学毕业生。一名叫黄锡珍，中学毕业后在县里劝学所当所员（相当于后来的县教育局的职员）；一名叫黄廷珍，中学毕业后在县立高等小学当算术教员。这一年的春7节，黄锡珍从县城回家过年，他动员我去县城读书。进县城上学，这在我们那家族里看来，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于是，家庭讨论，族房会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母亲不赞成，一是怕我远离家门放心不下，二是考虑到家庭无力负担我读书的学费。我父亲对我进城上学的事模棱两可、犹豫不定。只有我哥哥坚决赞成我去，堂伯、叔父等也多数赞成。他们认为已经花了许多谷子供我读了这多年书，如果就此作罢，我仍旧务农，岂不是亏了么？于是大家议妥：每年由嫡堂公房继续凑六七担谷子，供我进县城读书。当时家里备不起衣服行李，族里各家纷纷来帮忙。黄廷珍把他一个旧书箱子借给我，并送给我一套他穿旧了的学生制服和一件布夹袄、一件长衫，其他人又凑了几担谷子和其它用品。1920年春节过后，我哥哥挑着书箱和行李，一直把我送到永兴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