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甲申政变时的朝鲜王宫内，是袁世凯孤军杀入，夺回对朝控制权；“二十一条”的谈判桌前，是袁世凯殚精竭虑、寸步不让，艰难取得弱国外交的胜利，可我们误会了他是出卖主权的“卖国贼”。
　　甲午战败，中国几无可用之兵，是袁世凯费尽心血小站练兵，缔造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却因被迫卷入康有为政变夺权阴谋，不得已向荣禄泄密，可我们误会了他是以“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顶戴的“变法叛徒”。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陷入分裂危机，在中外各方势力公推之下，是袁世凯一面逼迫清帝退位，一面与革命党妥协建立共和政府，可我们误会了他是窃取革命果实的“窃国大盗”。
　　宋教仁遇刺，是袁世凯下令限期破案，令凶手两天内归案，此案至今未有定论，当时唯有政敌咬定袁世凯，可我们却众口一词他是唯一的嫌疑人。
　　效率极低的内阁让列强环伺的民国险象环生，是袁世凯一人挑起重担，顶住内外压力，在争吵声中拖着中国跨入近代，开创了中国民族产业的第一个黄金期，最后社会各界的劝进“民意”终于让心力交瘁的袁世凯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以君主立宪的国体称帝，可我们误会了他称帝是重开历史倒车。
　　读懂了袁世凯，您也就读懂了1894年到1916年这段诡异荒诞、迷雾层层的大变局时代。
　　
【作者简介】
　　吕峥，作家，代表作《明朝一哥王阳明》。《创业家》杂志副主编，WeMedia成员。吕峥披阅近代资料五载，前后修订七次，方著成《中国误会了袁世凯》，将此书视为最珍视的作品。

　　序　言 难道我们都要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余世存
　　一次饭局上，朋友称赞作家吕峥有信誉。我很为他高兴，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他是研究王阳明的啊。”朋友说，现在轻诺寡信的现象太多了，一般饭桌上的话谁当真呢？吕峥在饭桌上承诺他一件小事，事后确实用心做了，这就了不起。朋友感慨道：“回想起我们年轻时也曾想做一个正直守信的人，后来不免有所松懈了。”
　　不久，在《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沙龙上，见到暌违已久的吕峥。他是这套丛书的编委之一，却因闭关写作，缺席了好几次公开讲座。他给我送来了新书《中国误会了袁世凯》，60万字，创作两年，反复磋磨，总算艰难面世。
　　吕峥算得上是85后极为幸运的作家了。他的《明朝一哥王阳明》再版重印多次，发行量几十万册；他的文字轻松，及时及物，读其书而时时移情现实。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承继了吕峥一贯活泼幽默的风格，但嬉笑怒骂的背后，却透露出类似秋水般深刻的绝望。比如：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也不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而爱、宽容、理解、体谅和分享，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临这片惨遭诅咒的土地；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人与人之间的苦痛从不相通，以至于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飞落大海般悄无声息。长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当的表情；公平，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不是绝对的；但不公，却在这座赌场准确无误屡试不爽地实现了；反抗、呐喊、讽刺、诅咒都已徒劳，罪恶的体制造就了罪恶的虚无。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样，你越是挣扎越是沦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对正义和良知的信心，简直就是你的灵魂——如果还有的话。
　　黑暗的时代是漫长的，当我们极目远眺，会因为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沮丧绝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岁月，用无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点一点地填充。
　　……
　　鞭挞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制度与文化的碰撞、裂变。
　　有别于以往的袁世凯传记，本书根据真实史料，客观还原了袁鲜为人知的少年时光。比如随叔父谒见曾国藩，聆听“曾门四学士”同容闳、王闿运就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宪政的辩论，铸就了进步的思想。而在“丁戊奇荒”中，袁世凯同叔父回河南赈灾，目睹了炼狱一般的底层真相与腐败透顶的官僚体系。被视作精神支柱的叔父积劳而死，更是对袁世凯产生了强烈的刺激，逐渐树立起“顶层亡清”的远大目标。
　　从建功朝鲜到小站练兵，袁世凯日拱一卒、步步为营，利用体制内的资源，爬上权力的巅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北洋班底，并在清廷行将就木时反戈一击，摇倒了这棵千疮百孔的枯树，避免了流血漂橹的“暴力革命”。
　　然而，这个在直隶总督任上就大搞自治实验，于基层推动全民普选的立宪派旗手，居然以称帝画上人生的句号，留下一段聚讼至今的公案。袁世凯的“窃国”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这个“中国的彼得大帝”，本可以跟革命派孙中山们一道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旗帜，作为极宝贵的政治遗产使后人受益，却因此为人唾骂百年。
　　吕峥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在仇恨、自私与责任、谦卑的天平上，在成年、占有与青春、理想的天平上，中国人的人生多半向前者滑落倾斜。袁世凯没能例外。
　　据《失乐园》记载，路西法曾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六翼炽天使，并担任天使长的职务。由于傲慢与愤怒，他率领天界三分之一的天使举起反旗，却因失败而堕落成撒旦。于是便有了社会学里的专业术语——路西法效应。
　　其实，不用了解路西法效应，我们中国人人人都能理解人生社会的变异。人们很难“安分守己”，在巨量快速的群体示范面前，人们只能成为“羊群效应”中的一员，纯洁、无辜、顺从，又迅速地走向了“畜群效应”中的本能、贪婪、仇杀。孙中山看到了这种表面的顺从实为“一盘散沙”，真的善的秩序很难从中建立后也一度走向独裁、斗争，直到临终才醒悟“和平奋斗救中国”。
　　民国的混乱让国人产生了“不如大清”的观感，政以贿成的现实愈演愈烈。各省截留税收，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财政，甚至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专制太久的国度，虽有“见群龙无首，天下大吉”的古老教言，但人们更易将其理解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逐利逐权，只愿攫取存量中的权利而不愿创造，不愿对自己和周围乃至民族国家尽其责任。
　　这的确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要走得远。但时人悲哀地发现，享受到民主自由甜头的，是国会的议员，地方的都督，跟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完全无关。为了肃贪、剪除异己、加强行政效率，袁世凯又端起专制的毒药，义无反顾地饮下，一如他之前与之后的独裁者。
　　为了剖析专制的起源，探究“谁能替天行道，英雄还是法治”，吕峥挖出了伍连德（医学家）这个若隐若现的历史人物，借他之口，亦真亦幻地表达了“国人皆有专制之基因”的观点。也许，真如他所说，儒家改造世界的冲动在我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式成功学”的烙印。
　　王道、霸道、民主、集权、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造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有梦想不是错，强迫他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洪杨之乱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饿死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畜群”中人手持大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作为年轻一代作者，能有这样的思考和收获，既让人“刮目”关注，又让人自省而思，年轻作者以自己的存在思考改变了知识的秩序，这是无论如何都值得注意的。吕峥以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参照触及到我们国人的变异，他在书中感慨，“专制，就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民主，就是对何为真理不那么确定”，这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在我看来，吕峥的书不仅让人认识我们的政治通病，也让我们反观自身。我们的人生社会对青春少年的教育是“希圣希贤”式的，但很少有人以一生的努力成为圣贤，绝大部分人反而自青年起就走上一条下陷堕落的道路，大部分人的品质心性失去了他早期的纯粹、真诚、博爱，而变异为专制、贪婪、自私。读史使人明哲，吕峥这样的历史作者不仅在写史，更直接把现实的真相或人生的悲喜剧“撕”给我们看。
　　会有多少人反躬自问，自己是否压制了他人的创造力，而首先是压制了自己青春时期的梦想和创造力？自己是否在热闹的人生和中国社会里变异为真实的“孤家寡人”？这样的话大导演王兵也曾对我表述过，王兵先生曾经沉痛地说，努力吧，我们总不能像那些人一样，变成年轻人最为厌恶仇恨的那种中年人。
　　序　章
　　不是所有人都忙着站队
　　1911年7月26日，武汉《大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
　　这篇被人竞相传阅的文章开篇即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
　　在那个腐烂与动荡的年代，类似的反动文章俯拾即是。之所以将这篇毫无史料价值、文笔稀松平常的文章单拎出来，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可贵的现实——上下醉梦。
　　由于多年来文科教育的失败，国人缺乏历史的现场感，一谈到辛亥革命，眼前就浮现出“烽烟滚滚血横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画面，仿佛全体清朝人高度自觉，人手一本《推背图》，早就算好了10月10日改朝换代，只待天朝崩溃，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各色人等便一齐跳出来，打跑颟顸愚昧的满酋。
　　这不符合历史真实。
　　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观察，1911年的中国是充满了新气象的。
　　“（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邸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
　　如果是拍电影，你可以说导演在欲扬先抑，渲染气氛。但这一片大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波谲云诡还真不是所谓的蠢蠢欲动、暗含杀气。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也不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
　　可惜，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最终将人生追求定格在“莫谈国事，赚钱滚蛋”上。
　　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的情绪并不能打破晚清那种群体性麻木的常态，阶层分化的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稀释了对同一社会目标的持续关注。
　　1911年，地处山西平遥，有“汇通天下”之称的晚清第一大票号“日升昌”由于时局维艰，存银锐减，它考虑的是如何重组转型为现代化的“银行”。
　　1911年，后来成为民国最牛出版商的张元济已经尝到了出版教辅书的甜头，原本只有一间房子的商务印书馆被一本名为《最新教科书》的教材推上了成功的天梯，他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下一个出版计划，迎接比张小波、路金波都要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911年，滦州煤矿的负责人周学熙正和在庚子拳乱中被洋人骗走的开平煤矿打价格战。作为官二代（其父周馥曾任两江、两广总督），周学熙一不撞人二不奸淫，而是将有限的生命献给了同洋人作对这无尽的事业上。三年时间里，周学熙将英商打得皮开肉绽，元气大伤，让一帮爱国青年们激动得热血沸腾。
　　1911年，昆曲票友穆藕初正在美国学习棉纺业。他有幸成为泰勒（现代管理学之父）那本管理学奠基之作《科学管理原理》的第一批读者。这个年近四十的留美学生数次拜访泰勒，是唯一一个同这位管理学大师有过切磋的中国人。穆藕初学成回国后，筹资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后来居上地崛起为同张謇、荣氏兄弟、周学熙并列的“棉纱四天王”。
　　在这个有着悠久投机传统，宛如一座赌场的古老国度，各怀鬼胎的清朝人对于“武昌起义”这样一个若干年后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名词并非热情似火，因为大家还要忙着生存或忙着投机。
　　十几年间，革命党三天一暗杀，五天一暴动。吴樾敢在天子脚下炸出洋五大臣；徐锡麟打入敌人内部，搞死一个巡抚；温生才直接拦轿手刃广州将军（省军区最高长官）孚琦——你要不弄死个把总督，都不好意思让人报馆上头条。
　　虱多不痒。在没有微博的年代，很多人只知道武汉出事了，却没料到有生之年竟能见证一个王朝的末日。
　　与此同时，一双冷峻的目光正投向洹（huán）上村那深邃的夜空。
　　这是一处占地三百亩的宅第，四周封闭，内院星罗棋布着四方形的建筑。与传统四合院不同的是，每栋建筑均有五间房，落地门窗，装有自来水，中西合璧。别具特色的同时，似乎也皮里阳秋地暗示了宅邸主人内心深处的矛盾。
　　花园的面积很大，有珍禽馆和鹿房，中间是一个椭圆形的大水池，主人经常划船到池中央垂钓，“一不小心”流传出去的“孤舟蓑笠翁”的照片还被时人和后人煞有介事地解读出各种政治寓意。
　　“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夜空中隐隐传来读诗的声音。月光洒下，一个只有1.58米高的中年男子，身影被拉得很长，满池的清水都被那影影绰绰的黑影给覆盖了。
　　他，就是袁世凯。
　　时人眼中的袁世凯
　　许多年后，当察存耆（qí）回想起儿时第一次见袁世凯的情景，依旧感慨万千。
　　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刚刚调京任军机大臣，按例要拜码头，遍访中央大员。
　　拜来拜去就到了内务府总管增崇家。闲聊没几句，增崇把儿子察存耆叫出来见客。
　　小察规规矩矩地给袁世凯请了个安，道：“大爷。”
　　当满人叫你大爷的时候表示和你比较亲近。
　　当袁世凯跟你套近乎时可能只是因为自来熟。
　　只见他闪电般离席，抢前几步，屈膝还礼，连道：“不敢，不敢！”
　　小察愣了，在他的世界观中，位极人臣的军机大臣应该像王文韶那样神气活现。初见王军机时，懂事的小察一揖到底，给足面子。
　　可王文韶老僧入定般纹丝不动，手里的水烟袋也不放下，歪歪扭扭地拱一下手便算是还礼。
　　因此，受宠若惊的小察不懂袁世凯到底要闹哪样。
　　增崇发话了：“小孩子，小孩子，袁中堂太客气了！”
　　袁中堂还觉得不够客气。他紧紧握住小察的手，道：“老弟好！”接着，半侧着脸看他，目光炯炯有神，半侧着脸对增崇道，“老弟真英俊！让我们先谈一谈。”
　　增崇不语，表示同意。
　　袁世凯转过脸来，道：“经书都读过了吧？”
　　小察：“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