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修荣（民国）
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余人，都是当年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堪称民国教授的一个缩影。
作者试图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刘文典的名士风度、黄侃的“狂狷”、章太炎的“疯”……同时，还以翔实的史料，披露了鲁迅与顾颉刚、苏雪林与鲁迅、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情感纠葛，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再回首，民国教授的陈年往事原来竟如此鲜活精彩！
怪杰辜鸿铭
怪杰辜鸿铭（1）
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
——罗家伦
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林语堂
怪杰辜鸿铭
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两则真实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辜氏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
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名汤生（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辜氏后来暴得大名也与他精通多国外语有很大的关系。
一八八○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辜氏通过研读传统文化，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文襄闻而大异之，延入幕府，不烦以常职，有要事就询焉。”（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
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
一九○七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一九一○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一说校长）。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死后，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更大胆声称：“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难逃厄运，劝他南下，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辜氏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辛亥革命后，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一说是被赶走）。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是这样说的：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怪杰辜鸿铭（2）
辜氏在南洋的时间虽不长，但这却是辜氏教授生涯的开始。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还有人描写得更加细致：“先生性虽和蔼，但一触其怒，则勃然大发，无论何人，不能遏止，必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战必北。日居谈喜诙谐，叨叨不绝，信难捧腹。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几个人的回忆，大同小异，却从侧面构成了一幅北大时期辜鸿铭的形象写照。
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最有发言权的，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罗家伦）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辜鸿铭》）
不仅如此，辜氏许多做法，也迥异于常人。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怪杰辜鸿铭（3）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但在具体表现上又特立独行。
“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对辜氏的种种另类做派，罗家伦分析得十分透彻，“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同在北大执教的温源宁认为：“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承认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温源宁《辜鸿铭》）温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对此，辜氏自己的说法也许最具参考意义。“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林语堂《辜鸿铭》）
作者试图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刘文典的名士风度、黄侃的“狂狷”、章太炎的“疯”……同时，还以翔实的史料，披露了鲁迅与顾颉刚、苏雪林与鲁迅、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情感纠葛，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再回首，民国教授的陈年往事原来竟如此鲜活精彩！
怪杰辜鸿铭
怪杰辜鸿铭（1）
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
——罗家伦
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林语堂
怪杰辜鸿铭
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两则真实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辜氏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
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名汤生（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辜氏后来暴得大名也与他精通多国外语有很大的关系。
一八八○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辜氏通过研读传统文化，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文襄闻而大异之，延入幕府，不烦以常职，有要事就询焉。”（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
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
一九○七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一九一○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一说校长）。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死后，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更大胆声称：“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难逃厄运，劝他南下，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辜氏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辛亥革命后，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一说是被赶走）。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是这样说的：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怪杰辜鸿铭（2）
辜氏在南洋的时间虽不长，但这却是辜氏教授生涯的开始。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还有人描写得更加细致：“先生性虽和蔼，但一触其怒，则勃然大发，无论何人，不能遏止，必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战必北。日居谈喜诙谐，叨叨不绝，信难捧腹。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几个人的回忆，大同小异，却从侧面构成了一幅北大时期辜鸿铭的形象写照。
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最有发言权的，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罗家伦）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辜鸿铭》）
不仅如此，辜氏许多做法，也迥异于常人。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怪杰辜鸿铭（3）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但在具体表现上又特立独行。
“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对辜氏的种种另类做派，罗家伦分析得十分透彻，“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同在北大执教的温源宁认为：“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承认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温源宁《辜鸿铭》）温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对此，辜氏自己的说法也许最具参考意义。“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林语堂《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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