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现在开始讲故事了。
　　前面有朋友说到《信徒》，就从这儿讲起，我翻了一下网络资源，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那一天》这段文字是仓央嘉措的情歌，而且还是他的“代表作”。这哪儿跟哪儿啊，它的著作权属于当代的一位汉人，跟仓央嘉措丝毫没有关系。
　　这种事儿很多，比如，大家看下面两首诗歌
　　自己的意中人儿，若能成终身的伴侣，
　　犹如从大海底中，得到一件珍宝。
　　
　　而我手头有一本近年出版的《西藏日喀则传说与民歌民谣》，书中收录了民间流传的一首：
　　日夜爱恋的情人，如能成终身伴侣，
　　哪怕是海底珍宝，我也把它捞上来。
　　
　　很显然，这两首诗实际上是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但现在我们根本不可能查出是仓央嘉措的诗流传于民间，还是先有民歌而后被人收录在仓央嘉措的集子里。问题是，在民间，后一首民歌是作为藏族的情歌广为流传的，写的是青年男女两情相悦的情调。这样一来，如果是仓央嘉措创作在前，那他写情歌的事实就没争议了，如果不是他写的，为什么后世人收到他的集子里？
　　而前一首确实是目前公认的仓央嘉措的原作，那么情理上应该是这样：仓央嘉措写诗——诗流传到民间——诗被理解为情歌并进一步流传——仓央嘉措这首诗是情歌——仓央嘉措所有诗都是情歌。
　　关于仓央嘉措很多谜团，都是这样一步步推出来的，尤其在他的“生活之谜”中，我会告诉大家他的“罪状”是如何出炉的，那真是偷换概念的高手干出来的杰作。到时候再说。
　　话说回来，仓央嘉措写情歌的“帽子”，不就这样结结实实地扣在他头上，再也摘不下去了吗？
诗歌之谜
　　
　　现在开始正式讲仓央嘉措了，嗯。
　　在讲他之前，咱们还是先扣个小帽，研究一下为什么他成为一个谜。
　　这段完全可以跳过去不读，就当我在这儿打字练习得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缺少那种浑身上下处处谜团笼罩的人物。有的人命运多舛，活得好好的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转折，眼见穷途末路时却走上了一条新路，反而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有的人实际上一辈子庸庸碌碌，本来并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人生，但在民间却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有的人一生中丰功伟绩数不胜数，拿出哪样都足以名垂青史，可偏偏栽在一件荒唐的小事儿上，错儿犯得莫名其妙，到今天也让人琢磨不透……
　　很多历史人物就是因为他们神秘传奇的经历和让人费解的某段故事而被人们记住，造成这种人生之谜的原因，最主要的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正史记载本来就不详细，甚至充满矛盾，给后人留下想象的空间；二，野史笔记、民间传说太多，让人无法分清；三，人物的多重角色和身份造成的多重人格，反映在生活中呈现出多种面貌，这样的人总会引起人们的诸多猜想；四，民间心理的夸大作用，对那些身世、经历明显迥异于普通人的，惊异、赞佩、同情、惋惜等等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在本来就面貌不清的人物形象上再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后世人对历史的真相即使了解了很多，也还真就不相信，反而更愿意接受那些漏洞百出的假话。
　　这也形成了一个历史人物民间化的四个前提，首先，正史记载最好不那么详细，如果正史记载有矛盾之处，想不让民间编故事都难；其次，这个人的经历、命运、性格等等总要有点超出常人之处，要让民间产生极大的好奇心、激起某种强烈的情绪；第三，如果在这个人的经历、命运、性格等细节之处，有大量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解释也说得通的情况，那就非常难得了；第四，需要一些民间文学作品推波助澜，就算没有笔记小说、曲艺戏剧作品来演绎，最少也要有民间传说。
　　以上四点，具备一点就足以让人搞不清楚了，要是四点同时交杂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简直就是迷雾重重般的人物了。
　　仓央嘉措就是这样的人。
　　对照以上几点，他几乎是条条不落：在正史中，关于他的记载十分不全面，而且对照各种文字版本，里面疑点重重、矛盾重重，就连他什么时候去世、因何去世、在哪儿去世都搞不清楚；反倒是在民间，关于他的野史、传说五花八门，直到现在还有新故事出现，那些新段子越编越离奇，让人看了更加同情他、喜欢他，便又在他身上强加了很多光环，其实，这些光环无非是反映了普通人无法实现的人生憧憬，寄托了民间一些美丽而朴素的感情。
　　最重要的一点，是民间心理中可以心照不宣、但永远无法写到纸面上的一种情绪，那就是对自我的否定和对冲出现实樊篱的渴望。每个人都会幻想过一种与目前状况截然不同的生活，知足常乐、随遇而安这样的词儿挂在嘴头说说是可以的，也能适时地用来安慰一下自己，但其实是不做数的，只要是个正常人，内心中对现实生活的反抗情绪就都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当仓央嘉措出现在民间传说中时，人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他作为自己内心情绪的代言人。
　　能够当上代言人的前提，必须是这个人有典型性，比如身份特殊、身世迷离等等。仓央嘉措显然不是邻居大哥那样的普通人，他的真实身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第六世达赖喇嘛，也就是当时西藏宗教、政治事务的当然领袖，而他又显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种无欲无求、生活枯燥的得道高僧，在他的经历中人们找到了打破传统、反抗现实、追求自由的精神影子，所以，很多人往往记不住他活佛的真实身份，反而记住了他的副业——诗人。
　　作为一位地方宗教集团的活佛，那个真实的历史形象我们已经很难还原了，民间只保留了他的另外两种形象：一是作为文学形象的风流浪子宕桑汪波，他与玛吉阿米之间的爱情故事，一直是通俗文学中着力渲染的话题；另一个是作为民间形象的浪漫诗人，给我们流传下了感情饱满奔放的情歌。而这两种形象的综合体，完全遮盖了他的真实面目，人们记不住那个政教领袖，完全不关心他的政教功绩，只记住了那个风流倜傥、英年早逝的浪漫诗人。
　　也可以说，如果单纯是一个风流的人，或者只是一个活佛、一个早逝的诗人，人们统统记不住，但如果“三位一体”，将有些神秘、有些浪漫、有些悲凉的因素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人们就很快记住他并且津津乐道了。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正史中记载，年轻早逝的仓央嘉措虽然没有大多数达赖喇嘛那么高的佛学成就，但也留下了几部宗教著作，比如《色拉寺大法会供茶如白莲所赞根本及释文》、《马头观音供养法及成就诀》等，看样子这并不是什么大部头的著作，毕竟他还年轻，没到著书立说的年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至少还说明了他并不是对宗教事务完全没有贡献，也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对佛学研究丝毫没有兴趣。然而，人们记住而且传诵的，只是他的另一种著作，也是他的“ 副产品”——《仓央嘉措情歌》。

　　对上文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从这儿读。
　　我先说一下我写这一章的总体思路。
　　前面说过，关于他的诗歌的分析，根本没有什么史料，完全靠嘴皮子忽悠，很多东西是猜测性的意见。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完全猜对。我的意见倾向于认为他的诗歌不是情诗，但先说明白了，倾向于。
　　有朋友可能不太接受我的分析方法，这没问题，对文学作品怎么读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而且我所用的分析方法也不是我独创的，网上都有。所以，别把砖拍我一个人身上。
　　我也可以自揭老底地说，我没读过藏文原本，我也不会藏文，顶多学过一些发音不准的咒语。您若认为通过汉译诗分析不是条好路子，这一点我同意，但我也没办法，如果您会藏文、读过原诗，给我提出意见，那么我改。
　　另外，关于诗歌分析我还有个看法，我们别争论诗歌的问题，仓央嘉措的研究关键在生活之谜和死因之谜，诗歌这一部分大家就看个乐儿，纠缠在这儿我觉得本末倒置。
　　因为汉译诗大概有70首左右，咱们不能一一分析，而且很多诗我也没读懂。那么，我在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只是提出一种读诗的思路，看看这条思路行不行，如果行得通，不是要求所有人都这么读，而是给大家介绍一种新方法。
　　我的分析思路和过程先说一下，首先，我用一首诗来做例证，把前人的分析方法加上我的理解进行解读。这算是一个标本吧，主要是介绍这种思路可行不可行。这个标本我选择的是《仓央嘉措情歌》的第一首：“东山诗”。这个标本不新鲜，有人分析过，我只不过是分析得更细一些。
　　标本分析完之后，我再选几首内容上比较典型的诗，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以此来印证我的思路，进一步说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最后，我再选一首内容上不典型的诗，也就是大家一直当作情歌的诗再分析一下。
　　结论部分，我告诉大家汉译诗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前人会这么翻译，这就自然过渡到他的生活之谜了，我们就接着讲下一章节。
　　
　　那么，我们先来说情歌的事儿。
　　目前仓央嘉措情歌的辑本种类甚多，据我国藏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佟锦华（1928年～1989年）先生统计，集录成册的有“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57首；于道泉教授1930年的藏、汉、英对照本62节66首；解放后，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还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说有1000多首，但没见过本子”。
　　插句话，我在很多网友的博客里看过这段话，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统计是从哪里来的，还以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希望大家再引用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定标明是佟锦华先生说的，他是这段文字的著作权所有者。
　　那么，这么多版本之中，哪种可以视为定本？
　　这是个无法认定的事儿。各版本情歌中作品的风格与手法都有不统一之处，内容与思想也有相互矛盾，所以，这些情歌是否为仓央嘉措所作，或者到底有多少是其所作，学术界尚无定论。
　　不过，按照学术界比较通行的意见，他的诗作大概有70首左右较为可信。多出的部分，有人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为陷害他而伪造的，还有人认为，有些可能是后人采录的民歌。就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首日喀则民歌。
　　为什么大家认定了仓央嘉措写情歌呢？
　　也不怪大家这么想，因为，在他的集子里，表露感情更大胆、直接的诗作并不在少数。
　　比如于道泉先生翻译的这一首：
　　我向露了白齿微笑的女子们的座位间看了一眼，一人羞涩的目光流转时，从眼角间射到我少年的脸上。
　　从字面上来看，这首诗写的是男女两人眉来眼去、暗送秋波的事儿，如果出在一位活佛笔下，显然是太不严肃。就算是出于普通诗人，也有轻浮之感，活脱脱一个浪荡公子哥儿的形象。
　　说实话，诗人写到这个份儿上，我看也就算了吧，三流诗人都算不上，整个一个薛蟠体。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于道泉先生在翻译之后，可是有一条注释的，它标注在“我向露了白齿微笑的女子们的座位间”这一行上，说“在这一句中藏文有 lpags-pa（皮）字颇觉无从索解”。这就是说，翻译者承认，这首诗他也没搞懂其中含义，甚至字面上的疑问也没有解决掉。这在于道泉译作中出现过几次，有条注释甚至干脆说，“乃勉强译出，这样办好像有点过于大胆，不过我还没有别的办法能使这一行讲得通”。
　　这样说来，第一，诗是不是他写的，我们搞不清楚，第二，就算是他写的，表达什么意思我们也不清楚，如果这两点我们都不清楚，怎么一口咬定他写的就是情诗，又怎么判断出仓央嘉措写的是轻浮浪调呢？
　　这恐怕是我们心中那个民间形象在作怪，因为每个人都追求自由、渴望浪漫而且真挚的爱情、欣赏奔放无羁的个性，因此我们喜欢这位与众不同的活佛；因为我们认定了仓央嘉措是位风流浪子，所以我们习惯于将他的诗当作情歌。反过来，因为我们认定了他写的是情歌，所以更加喜欢这个追求浪漫自由的活佛。
　　这些因果关系就这样互相纠结成一个循环，永远也解不开了。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抛开他的民间形象，从他的真实历史形象的角度重新阅读一下他的诗呢？

　　嗯，我就琢磨着谈论诗歌不太讨巧，果然，一下午没有人捧场。
　　不过这坑都挖了，总不至于让我放下诗歌不说，先讲他的生平谜团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