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神道设教
　　大宋帝国真宗皇帝对“神道设教”的理解，因为王钦若的一番话，开始误入歧途。他将无信仰的“怪力乱神”误以为就是“神道设教”，于是，为世间留下了一连串非理性笑柄。
　　亳州判官王钦若
　　大宋在“澶渊之盟”以前的真宗咸平年间，可以概言为“李沆时代”，而后是“寇准时代”，到了“后寇准时代”，真宗一朝开始渐渐进入“王钦若-丁谓时代”。这是大宋开始发生隐秘变化的时代。
　　先说王钦若。
　　这位脖子上长了个大肉瘤的“瘿相”，事实上做了不少大事，对大宋也够得上“忠心耿耿”。他在契丹特别嚣张的时刻，无论主动或被动，反正到天雄军去了，成功地守卫了豫北、冀南、鲁西；在王超动机不明时，设计解除了他的兵众，为大宋的未来增加了安全系数；在曹利用要去契丹谈“和议”时，以为此事不真，宁肯担上“误国”的责任，也坚定地“扣留”使团，不使出境；后来他还负责编纂宋代四大名著之一的《册府元龟》，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经典文献。
　　他也有重视民生的理念。当初，他在太宗朝中进士后，为亳州判官，同时负责管理当地粮仓。这年久雨，谷物往往难干。仓司认为地方纳税交粮太潮而拒收。但百姓纳粮，往往远道而来，一是盘缠有限，二是粮食越放越潮，不免心焦难熬。王钦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当即下令：全部粮食照收不误。他的办法是：第一，为这批新收的粮食另外建仓收纳；第二，无论中央、地方，支用亳州粮食，不分先后，一律先支放新粮，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支放旧粮。这样，湿谷在发霉之前就已经全部用掉了，解决了霉烂问题。
　　在这个办法实施之前，他已上章汇报给朝廷，太宗见到他的奏章，大喜，认为此人有“相才”，就将他从地方判官升职，改判三司，管理国家财政。
　　当时真宗做开封尹，也听说了他的这个“事迹”。
　　后来京畿大旱，太宗下诏，核定受灾程度，蠲免开封府附近十七个县的民租。当时有“飞语”流传到朝廷，说查验田亩的官员实际上是收买人心，实际旱情并不严重，因此，没有必要蠲免那么多。太宗闻讯很别扭。御史台负责纠弹百官，揣测太宗的意思是要励精图治，就上奏要求重新审查、核实。于是下诏，要开封府两边，东西诸州的官员来查验京畿十七县。按规定，王钦若所在的亳州要查验开封所属的太康、咸平两个县。亳州太守就派王钦若来做这件差事。别的州县查验的结果是：京畿诸县果然免税太多，于是全部追回原来蠲免的税物；但王钦若却得出了与人不同的结果。他上奏说：“开封旱情严重，但官员只免除了七分租税，现在请求全部蠲免。”这结果一出，人们不免为他捏一把汗。一个小小的亳州判官，显然在与朝廷御史台大员唱对台戏。不久太宗病逝，真宗践祚，当即就擢用了王钦若。真宗对辅臣说：“朕那时在做开封尹，查验旱情一事，朕亦自惧。没有想到王钦若一个小官，独敢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
　　王钦若之体恤民生疾苦，是事实，千年之后，还是值得表彰。
　　蠲免“天下宿逋”
　　风云人物，往往需要机运。状貌短小的王钦若在真宗面前抓住了不少机运。
　　此人有诗才，而且气量不俗，年轻时，曾经挨饿，村社有活动，他去观看，然后向主事者“求祭肉”。人们见他一副瘦小猥琐的样子，就问他是谁。他说：“我是秀才。”人又问：“秀才，你有何本事？”他说：“我能作诗。”于是人就让他作诗。当时没有纸笔，他就拿了炭枝在猪皮上写字，其中有诗句道：“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秋色过衡阳”。这两句诗描写了江南秋天乡村的暮色风光，确有一种大家浑仑之象，所以后人称赞此句“有宰相气象”。真宗做开封尹时，就曾见过这诗，当下就赞扬道：“落落有贵气。”后来听说是王钦若所作，就记下了这个“微时”的秀才，所以践祚之后，就有意提拔了他。
　　但后来又有一件事，从中更见他的“宰辅气象”，但也同时窥见了他的道德短板。
　　王钦若做了财政官之后，负责催讨各地债务。同僚有一位官员名叫毋宾古，此人也有民生理念。有一天，他对王钦若说：“天下向来有很多宿逋，从五代十国以来，历代都有催讨故实。但庶民实在缴纳不起，还不起这个债啊！我想上奏皇上，蠲免这些欠账。”所谓“宿逋”，就是欠缴很久的税赋或债务。
　　王钦若口头上支吾着，当晚就命令手下的干员赶紧统计各地欠税数目。第二天一早上朝，他就把奏章递上去了，要求蠲免“天下宿逋”。
　　真宗览奏，大吃一惊。他刚刚践祚，没有想到民生如此之苦。于是问王钦若：“先帝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吗？”
　　王钦若做出一派“大臣”的模样，从容说道：“先帝固知之，殆留与陛下收天下心尔。”先帝当然知道，但是要把这件事留下来给陛下，要陛下以此收拢天下人心啊！
　　史称“上感悟”，终于听从了王钦若的意见。当下蠲免了天下欠租一千多万石，还因此赦免了被抓的债务“犯人”三千多人。一千多万石，不是个小数目。王钦若抓住了真宗富有“爱民”信念、乐于推演“仁政”的特点，极力做成了大宋史上最大一宗“蠲免宿逋”案。但他的一句话，此举之诉求在“收天下心”，而不是“苏万民困”，这就从大义上与圣贤之心有了区别。说到底，王钦若的“民生”举措，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一种“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由计算功利实现的途径而达致目的的“工具理性”，固然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按照儒学意见，此之谓初心“不诚”“不正”，实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忌。王钦若之所以受到史家诟病的根本原因在此。
　　王钦若一字损大节
　　在这一案例中，王钦若做成了“爱民”“仁政”的大功，但除了初心之“工具理性”令人看透他的人格面貌之外，还要知道，他的这个创意来源于毋宾古，也即他剽窃了他人的圣贤思想，以此邀功请赏。
　　果然，真宗对他“独敢为百姓伸理”的“大臣”之节操甚为赞赏，就要提拔他为宰辅，但当朝宰相王旦不同意。
　　王旦是大宋可与李沆并肩的一等一的名相，看人有洞察力。他已经知道王钦若的若干丑陋传闻，对他的“抢功”行径深恶痛绝，但他知道真宗正在信任此人，不便于多言，于是借助于“祖宗之法”对真宗说：“臣注意到，太祖、太宗两朝都没有用‘南人’当国参政。虽然树立贤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但也需要这个人确实是个贤人才好。臣为宰相，不敢阻拦抑制贤人，但关于王钦若，实在是有公论的。”
　　真宗这才没有过早起用王钦若，只让他做到副宰相——参知政事，一直到王旦死后，才得到大用，做成了执政。所以王钦若对人说：“就因为这个王公，我晚了十年当宰相。”
　　所谓“祖宗之法”，在宋代，一般指太祖太宗时代的习惯法。王钦若是临江军新余人（今属江西）。有一种说法，认为太祖时代有规矩：不得用“南人”为相。王旦的意见透露出：王钦若口碑不佳。
　　这个事实证明，真宗看不破他，但有人能看破他。
　　不但文相王旦能看破他，武将马知节也早就看破了他。
　　真宗喜欢作诗，有一次久旱不雨，忽然下了雨。真宗高兴，就写了《喜雨》诗（一说《喜雪》诗），有内侍送到中书和枢密，给文武两府官员看。
　　王旦为首辅，看到后，见那诗误用了旁韵，就装在袖子里，对同列说：“皇上这诗用错了一个字，应该改一下再给诸位看。”
　　王钦若已经看过，对王旦说：“这个字不改也通，不影响诗意，可以不改。再说，天子作诗，岂可以用‘礼部格’校对？”
　　所谓“礼部格”，指的是宋初礼部颁行的《韵略》，后世又称《礼部韵略》或《景德韵略》（因为颁行于宋景德年间）。该书是从隋代《切韵》而来的简略本，最初主要适用宋代的科举考试。
　　王钦若的意思是：天子写的诗，不可以用科举考试的韵格来界定。
　　王旦想想也是，用韵出入，多大的事啊，又不影响诗之意境，因此作罢。
　　但当天，王钦若就秘密地给真宗上了书，说那个字用错了，应该改一下。
　　第二天，皇上面带嗔意，责问王旦说：“朕前所赐诗，如果没有王钦若提醒，几乎就要被众人所笑。朕那诗误写一字，你们都看到了，为何不奏来？”
　　王旦度量大，遇有误解一般不解释，于是再拜后说：“昨天得到诗，还没有时间再看；有失奏陈，不胜惶惧。”
　　这一番话就是试图将这一件小事遮掩过去，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此不伤和气不斗闲气，帝国则可以继续平静运行。如果一认真，就要哓哓辩解，说得清说不清倒在其次，同僚间却会因此而生猜忌，下绊子，风起青萍之末，未免有莫测之凶咎。这就是王旦了不起的“大臣”之体。
　　诸公也有这类“觉悟”，认为不必为此而起争辩，于是一起再拜。但枢密使马知节不拜，也就是不认错，并且上奏说：“王相公本来要改那个字，但王钦若阻止不让改。现在王相公又不上奏辩解，真是宰相之器！”
　　王钦若就在这类小聪明的地方，损失了大节，但他似乎根本不在乎大节，只想抢功占便宜，似乎就不在乎他人能不能看透他。
　　他每次奏事，总是怀里揣着几个本子，但是他只拿出一二个估计皇上能批准的来奏，其余的都在怀里藏着。等到退朝出来，他就用自己的意思说自己怀里揣的这些奏章皇上都同意了。
　　马知节窥伺到他的“奸状”，有一次当着满朝文武质问他：“你怀里那些奏章何不都拿出来？”
　　后来的日子里，二人争执越来越多，最后同时受到了责罚，不提。
　　畏妻的王钦若
　　王钦若奉旨修纂《册府元龟》，此书成书后，一千卷，兼及经部、集部、子部三大门类，从“澶渊之盟”后真宗景德二年（1005）开始，到大中祥符六年（1013）完成，用了八年时间。此书另外一个修纂总管是北宋一等一的文豪、“西昆体”诗坛领袖杨亿杨大年。修纂中，像太宗当初每天要看一卷《太平御览》一样，真宗每天也要看《册府元龟》，一面督促进度。因此，每成一辑，王钦若就派出自己的亲信书吏向真宗进呈。如果得到真宗称赏，需要上书致谢，王钦若就将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列；如果得到真宗批评、责问，王钦若就叮嘱亲信说这一章这一节是杨亿安排做的。他就这样规避责任，贪图功名，邀求恩赏。
　　事实上，用今天的交往理论和交往经验考察，他这个做法并不智慧，甚至不聪明，如此赤裸裸的目标诉求，稍有观察力，就不难识别。
　　杨亿就对此人从此知之甚深，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他采用了“冷战”战术，不搭理。在馆中，如果遇到王钦若来，杨亿就起身避开，不与他对话、交接，在其他场合亦然，只要王钦若在，杨亿就回避。
　　若干年后，王钦若大搞封禅有功，以曾任宰辅的身份，加官太子太保出知杭州。按照真宗安排，为他送行前，官员们都要有赠别诗，杨亿不凑这个热闹，不写。王钦若向真宗汇报，真宗特意下诏，要杨亿为宰辅作诗赠送。但杨亿不奉诏，拖延，就是不写；到了送行酒宴，他也不来。
　　他就是要做一个姿态：我杨亿，不欣赏你王钦若。
　　读史多了、阅世多了，就知道“利欲熏心”这四个字，实在是对王钦若这类无格局、无操守之小人的真实写照。当利益来临时，他们是随时可以省略道德评判，直奔目标而去的，但这样一来，就要付出为人所轻的代价。此类人物，也许能够一时博得利益、地位，但最后是不可能获得士林尊重的。
　　有一个故实，恰好可以佐证。
　　王钦若在做资政殿学士，主修《册府元龟》时，因为有这类抢功推过的劣迹，很为馆职文士不喜。于是当他不在馆里时，有人就编排小品找乐子。
　　一位陈馆员假装王钦若已经死去，躺着；一位石馆员扮作王钦若的妻子李氏，在旁边哭丧；其余人都在左右哼唱传统哀乐《虞殡》，嘻嘻哈哈地做了一场活人出殡。这等于在咒他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