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绿岛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摇呀摇

情郎呦你也在我的心海里漂呀漂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

吹开了你的窗帘

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

不断地向你倾诉

椰子树的长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

情郎呦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紫薇唱的绿岛小夜曲，柔情动人。那歌声在20世纪50年代传遍台湾。80年代，从我两位好朋友陈映真和柏杨那儿，才知道唱得那么美丽的绿岛，就是火烧岛。两位作家都在1968年被捕，都在绿岛囚禁多年。

1948年秋天，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毕业后，去了北平，结了婚。1949年春又从北平围城出来，左兜右转，到了武汉，立刻拖着母亲弟妹一大家子，经广州6月到了台湾。到达台北那天，碰上台风。狂风呼天抢地哀嚎，薄板房子震得咯吱响，随时要裂开的样子。台风呼啸过去之后，嗒嗒的木屐就在街上响起来了。

那木屐声带我回到儿时的汉口日租界。

1929年，控制武汉的桂系被中央瓦解。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亡到汉口日租界。父亲有时突然不见了，又突然回家了，好像捉迷藏，躲得不耐烦了，自己就钻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只见浑黄的小灯，黑洞洞的窗子。我大叫姆妈。她踮着脚跑进房来，一面摇手，指指屋顶，弯身在我耳边小声说：有人。我点点头，没有作声，只知道那楼顶上的人不是好人。母亲又低声说：我出去找你爹。我又点点头，破天荒的乖巧，让母亲出去了。我躺在床上，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只是想着屋顶上的人挂着刺刀，提着盒子炮，两眼四边扫射，眼光在黑暗中格外凶狠锐利。爹回不来了，妈也回不来了。原来那晚父亲躲在一个日本护士家阁楼里。我初尝恐惧滋味。

但是，战乱流浪岁月已经过去了。台风已经过去了。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我正在找工作养家，听说有个什么《自由中国》杂志要出版了，胡适是发行人。我在中学、大学就喜欢写文章，在南京用笔名发表过几篇文章。编辑李中直是南京时代的朋友，知道我和文字的这点儿缘分，仿佛灵机一动，告诉我《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正在找个管文稿的人。

他带我去见雷震。他在书房写稿。我初出茅庐，怯生生走进他书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啊了一声，点点头说：好吧，你明天来吧。

我就那样子参加了《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开始的头两年在台北金山街，也就是雷家。进了大门，在玄关脱了鞋，右边一间小房，就是《自由中国》办公室。一个编辑，一个经理，一个会计，我们一共四个人，挤在一间六个榻榻米的小房间里。雷先生在他书房工作，偶尔来我们办公室，魁梧的个头在那矮小的榻榻米房间里显得特别高大。他很少和我说话。我工作不久，李中直告诉我，雷先生要为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对他说：那个女孩子还不错。我大笑说：你告诉雷先生，那个女孩子马上要做妈妈了。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年雷先生要为我介绍的男朋友是谁。

我参加《自由中国》不久，就开始用本名写散文和短篇小说。一天，雷先生一进屋就说：我看到你文章了，你做我们文艺编辑吧。又过了一阵子，他说：你写得不错，参加我们编辑委员会吧。





《三生影像》 雷青天(2)


那时台湾文坛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共八股，很难读到反共框框以外的纯文学作品。有些以反共作品出名的人把持台湾文坛。《自由中国》决不要反共八股。例如郭衣洞的第一篇讽刺小说《幸运的石头》，就是在《自由中国》登出来的，他以柏杨火辣辣的杂文出名是多年以后的事。有心人评50年代的台湾为文化沙漠，写作的人一下子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切断了，新的一代还在摸索。有时收到清新可喜的作品，我和作者一再通信讨论，一同将稿子修改润饰登出。后来几位台湾出名的作家就是那样子当初在《自由中国》发表作品。当年有名的作家，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所有的文章，吴鲁芹的《鸡尾酒会》所有的文章，朱西宁的《铁浆》，陈之藩的《旅美小简》，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等，都是在《自由中国》发表的。《自由中国》文艺版自成一格。我在台湾文坛上是很孤立的。

《自由中国》创办时的发行人是胡适，他那时还住在美国。雷震是《自由中国》实际主持人，编辑委员有十人左右，有学者，如北大教授毛子水和张佛泉；有国民党官员，如教育部长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也有思想清明的文人，如戴杜衡，夏道平；也有血气方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殷海光。宋文明是后来参加的，那时《自由中国》已逐渐孤立了。

雷震1917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中许多重要职位，曾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离开大陆前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1949年到台湾后，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

我在南京就见过杭立武。1948年刚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一位父执辈介绍我去见他，他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你要找工作吗？他问我。我回答：是的。你可以教什么呢？他又问。我说：我不要教书。他笑了：那你要什么样的工作呢？我的回答很简单：不知道。他摇摇头，无可奈何笑笑。在台湾第一次见到杭先生，是在《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上。他一眼就认出我，笑着说：我们早认识了。《自由中国》创刊时，教育部长杭立武，由教育部按月贴补经费，后来他出任泰国大使，贴补经费才停止。

《自由中国》创办时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组合，是界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刊物。这样一个组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中国》对于自由民主的改革主张，也应该是国民党政府所能容忍的，与现实权力应该不会有严重的冲突。

我加入《自由中国》不久，全家就搬到松江路。那时雷先生在台湾政府中还有支持他的朋友，他向台湾省政府要来一栋房子，作为《自由中国》宿舍。我们和殷海光住在一起。他还没结婚，在我家搭伙，饭后常和我们谈到深夜，和我家三代（母亲，女儿以及我）近如家人。他那时就有胃病，一颗一颗饭粒，有一下没一下喂进嘴里，仿佛嚼蜡。他的谈话总是很有趣。他那时就气冲冲地说：雷震！无论在基本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没有根本上的差别！

我是编辑委员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自由中国》十一年（1949—1960），如鱼得水，我的个性受到尊重，我的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以后，我在这爱荷华河上寂静的鹿园，写下这篇回忆，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到台湾最初几年很不快活。我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养家。我家庭负担很重。我的大弟、母亲年轻守寡望他成龙的那个弟弟汉仲，1951年3月空军例行飞行失事，年仅二十五岁。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现实中凸显出来了，不和，也不能分，只有那么拖下去了。《自由中国》办公室，气压低得叫人透不过气。雷先生的旧部属刘子英只是个会计，但他摆出一副主子面孔，作威作福，什么事都管。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个人，每天还得在一个本子上签到。有一天，我迟到了半小时，刘子英就在我名字上打了个问号。我们全讨厌他，叫他奴才。一间办公室不够用了，我搬到院子角上一间小屋里，很高兴有自己的小天地了。后来雷先生安排刘子英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去了。皆大欢喜。

雷先生对以前在大陆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顾。刘子英在1950年从大陆到香港，雷先生保证他台湾入境，并接济旅费，安插他在《自由中国》担任会计工作。据刘子英自己所说：我到达台北第一天，自然先到金山街谒见雷先生和其夫人宋英女士，先生夫妇仍是往日那样和蔼慈祥，对我在南京的遭遇垂询备至，也问到留在南京的同仁生活情形，乃就所知一一陈述，并将去看傅学文事讲了出来，因她也算是国民参政会的一分子。先生听了并不在意，且问及她在做什么和邵力子的近况，我也据实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