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代序）

茅家琦张连红

经盛鸿教授撰写的《胡宗南大传》最近出版了，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胡宗南的学术传记。

胡宗南是国民党内一位重要而又复杂的政治军事人物。如何撰写一本客观、公正、经得起时间考验与历史检验的胡宗南传记，殊非易事。1965年7月16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谈到如何撰写国民党将领传记时，举了胡宗南的例子。他说：

胡宗南，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先生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见《浙江作家报》总第47期）

数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读到了经盛鸿教授撰写的《胡宗南大传》，读后感到全书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做到了“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在国民党人物传记中，往往只强调传主消极反动的一面，忽略其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一面。对胡宗南，过去我们总是强调他“反共”的一面，但对他的抗日活动则总是避而不谈。本书根据可靠的史料，叙述了这段历史：在抗战爆发前夕，胡宗南看到日本向中国步步紧逼，十分愤慨，“常以不得参与淞沪、长城作战为憾，……对宋哲元冀察中立化尤为憎恶，敌忾心特强。”（本文中引文部分，凡不注明出处的，均为经著原文。）为了准备对日抗战，胡宗南在其所部第一军举办了“全军军官短期训练班”，培养抗战人才与抗战意识。抗战爆发后，胡宗南率所部第一军参加了淞沪抗战，“第一军官兵面对装备先进、进攻凶猛的日军毫无畏惧，同仇敌忾，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攻击，几乎每一块阵地都经过反复的争夺，使日军付出巨大的代价。”“在数十天的淞沪血战中，胡宗南始终在前线指挥，日夜在战场指挥抚巡，从未离去，官兵见之，无不感奋。”淞沪会战之后，胡宗南又率部在豫东大战土肥原师团，参加过武汉保卫战；在抗战后期，在对日作战中，曾先后取得过灵宝大、豫西反攻战等胜利。作者用两章的篇幅如实详细地描写了胡宗南在抗战中的活动与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又如，胡宗南被蒋介石称为“模范军人”的楷模，是公认的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一生愚忠于蒋介石。但在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胡宗南同蒋介石关系的另一面：胡宗南对蒋介石的信心也曾产生过动摇，有过怀疑，甚至也曾有过对抗。特别是在1949年秋胡宗南兵退汉中时，周恩来让胡宗南的友人胡公冕出面，遣密使张新（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原胡部整编二十四旅旅长，在陕北被解放军俘虏）去见胡宗南，动员胡宗南率部起义。胡宗南在驻地三次秘密召见张新，反复询问，感情激动不能自已。--反映了胡宗南这一阶段思想的苦闷与彷徨。

再如，胡宗南过去被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是“志大才疏”。确实，本书如实地写了他在一生军事生涯中的许多败笔，如他自己所承认，“他当团长时指挥最得手，部队再大了指挥就不如意了”。尤其是他在指挥所部进攻延安与陕北时，在历次战役中犯了许多错误，损兵折将，失地扰民。他远不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对手。但本书也如实地写了他不仅在北伐、抗战中打了许多恶仗、许多胜仗，而且在与解放军的交锋中，也曾在1948年3月指挥西府战役--国民政府方面称之为“泾渭河谷之役”时，吸取教训，改变作风，果断决策，指挥凌厉，以大兵团迅速推进，与友军密切配合，一举包围了西北解放军的主力与彭德怀等高级指挥人员，给解放军重大杀伤，成为国民政府军在一片兵败声中难得的重大军事胜利，显示了他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与高级指挥官的才干。





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代序）（2）


本书除了对胡宗南在历次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中的表现以浓墨重彩加以描述外，还对胡宗南一生刻苦自励、为人宽厚、关心部属、较正直清廉等多方面都有所论述，许多皆是我们以前很少了解，或者是知之不详，或者是虽知道而忌讳不敢写的内容。本书作者以对历史与广大读者负责的态度，将这些对传主来说十分重要的内容，经过认真的调查考订，秉笔直书将它们写出来了，从而使得传主人物形象显得真实而又丰满。

其次，本书对传主胡宗南一生历史活动的动机与原因，进行了客观的令人信服的分析与评论。

我们在研究国民党将领，特别是那些以反共著称者，往往是对其反共活动大加挞伐，而对他们的反共动机和原因很少论及，或只作简单化的甚至是谩骂式的结论。但在这本关于胡宗南的传记中，作者能避开感情因素，超脱党派之争，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胡宗南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思想变化与人生抉择，作出冷静、客观、实事求是、令人信服的分析与评论。

例如作者在分析胡宗南在北伐战争与大革命失败时，为何倒向蒋介石、而未能像有些黄埔生，如徐向前、陈赓、林彪那样，跟共产党走的原因时，就从当时中国的大环境与传主所处的小环境，进行详细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论述了胡宗南长期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胡宗南已走过的人生道路与复杂的社会关系，“胡宗南从小接受与形成的浓重的封建思想，以及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的新军阀思想，压倒了他脆弱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对蒋介石对他的赏识与提拔的感激与忠诚，他的雄心与野心，他对三民主义的迷恋、对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毫无认识与深刻偏见……使他走上了他以后将要走的人生道路。”尤其是本书将胡宗南在当时与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等国民党党政要人的关系，同胡宗南与周恩来、胡公冕等中国共产党要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作者在书中论述道：

胡宗南进入黄埔军校后，接触到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士。但无疑，给胡宗南影响最大的，是军校校长蒋介石。蒋介石不仅是胡的浙江同乡，是胡的直接领导，而且在胡看来，蒋有着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光荣历史，有创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党军的巨大功劳，有坚毅果敢的领袖性格与军政指挥才能。胡为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器重与迅速提拔而兴奋与感激。胡早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接受的封建忠君思想，这时在他脑子里活跃起来了。他感到自己找到了一位“明主”与领袖，越来越紧地将自己的命运与蒋介石联系在一起。在这同时，胡宗南与其他国民党右派领导人也联系颇多。如张静江系湖州南浔人，是胡宗南的同乡，……对陈果夫、陈立夫等，胡也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关系。

相比之下，胡宗南与黄埔军校中的一些共产党人虽也有接触，如对周恩来，胡常去看望他，表示十分敬佩；再如对担任军校警备司令的胡公冕，胡宗南还与之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私交。但胡宗南受他们的影响则是很微弱的。胡宗南的思想始终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时代的迅速前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重大原则问题，几乎毫无认识，甚至还有抵触与抗拒。这就决定了胡宗南在这时期的政治倾向日益右转。在1924年底到1925年，黄埔军人中先后成立了左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倾的“孙文主义学会”，斗争越来越激烈。胡宗南最终选择了右派，在1925年12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他在驻军潮梅时，正式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