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代序 尤物精卫何其烈

余世存

由于意识形态、资讯和思维的多重困厄，我们对历史人物多有无明的观感。一如博物园中的动物植物，圈起来钉上标牌，难以亲近，却以为让游人尤其是孩子完成了认识的义务。看着孩子们对假蛇假恐龙等那么热衷，对毒蘑菇刺梅等那么喜爱，我们会摇头叹息，会预知他们知道一二真相时的逆反和伤害。历史也如同博物院，其是非善恶毒害的界限，今天似乎正在泯灭。大陆的改革开放，十年不到，就有了为历史翻案的思潮，至今不绝。从李鸿章、袁世凯到孙中山、陈炯明、蒋介石，从马克思到格瓦拉，从张爱玲到沈从文、胡兰成，从萨特到哈耶克……其中道理或意义，真是一言难尽。 关于汪精卫的评价即如此，有关他的研读在最近十年间突然热闹起来了。这个大革命家、国民政府的领袖，“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学生心中理想的抗日领袖，在抗战期间投靠了日本，组织伪政权，沦为汉奸，本是历史铁案。但人们读汪，不免多情，感时伤世，以为读懂了汪的人生选择。从“真实的汪精卫”、“你不知道的汪精卫”到“汪的才情与曲线救国”、“汪精卫的汉奸案，总有一天会推翻的”、“汪精卫不是汉奸，可能是真正的英雄”……这个现代史上的失足巨人，何其幸运，遇到当代人的宽容。尽管这种宽容极其乡愿，仍足以说明汪精卫的个人魅力。 其实，对汪精卫的同情、惋惜、辩护，在当年就大有人在。代表者即有我们的思想家胡适先生。汪精卫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据说胡适声称自己是女人就嫁给他；他们也都是抗战初对和平抱有幻想的人，都是当时“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因此，胡适对汪精卫有着同情之理解，他曾说：“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的确，在汪精卫那里，有些事是不用置疑的。 他是否贪生怕死？不是。他年轻时赴北京刺杀满清权贵，壮怀激烈：“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年轻如此，晚年则多次成为刺客的目标，为枪弹警告、教训。一九三五年遇刺时，子弹留在脊柱骨里难以取出，导致后来数次手术，痛苦不堪，最终身亡。抗战开始，汪出走重庆，到越南河内，由国民政府下令解决，只是刺客功亏一篑，杀死了汪的副手曾仲鸣。由此种种情形可知，汪精卫自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以来，一直命悬一线，他并没有激流勇退，反而拼命向前，可见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汪精卫有才情吗？答案是肯定的。用章伯钧的话，他的诗文可入教科书，他在台上是政治领袖，在台下是提笔即为大才的文人。孙中山极重视汪的才情，其重要文件一度都交汪精卫起草，他阅后总感满意，极少改动。曾为国民熟悉的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即由汪精卫代笔。陈寅恪先生在汪生前即有诗说：“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钱钟书也说：“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 汪精卫有能力吗？答案也是肯定的。历史学家许倬云承认，汪的讲话煽动性很强，也有组织能力。因此他以一文人而能长居国民政府的领袖地位，跟枪杆子打出来的蒋介石一起分管党、政。‘许先生说，汪精卫并不想做汉奸，跟日本谋和平，在他看来，可以替国家留一些余地，争取一些时间。只是事与愿违，骑虎难下，做了自己不想做的汉奸。 汪精卫懂得选择当汉奸的利害关系吗？他是明白的，他多次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浪漫多情的人很少着力于饮食男女，却用情于家国天下。词学家龙榆生先生说汪诗是“哀国之音”，另外一个词学家叶嘉莹先生则说汪有“精卫情结”，他有精卫填海的追求和执着。确实，从他给自己改名精卫开始，他的浪漫情感既幽怨又壮烈。他哀山河、民生，如“废堞荒壕落叶深，寒潮咽石响俱沉”、“橄榄青于饥者面，木棉红似战时瘢”；他自省名节，如“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跋涉艰难君莫叹，独行踽踽又何人”；他也如终有收拾山河的豪气，如“湖山自郁英雄气，原隰终兴急难心”、“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 他临终的自嘲是，“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因此种之故，今天的一些名人学者替汪精卫翻案就有了不少理由。有人说，言为心声，读汪精卫的诗词，可知这个革命家和大文人的忧患、悲悯。汪从政一生，诗词也伴随了一生。据说，他病重时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诗词稿，从追随孙中山开始，他就有了天下兴亡感；甚至早在少年时代，失恃之后，跟着同父异母的长兄生活，他的生命底色就是忧伤的，是“孤臣孽子”式的操心也危，虑患也深。人们还说，一个国家既得有鹰派，也得有鸽派。当时就有人以为汪精卫跟蒋介石在唱双簧，汪精卫自己也曾跟蒋介石表白，“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汪精卫不幸，做了历史赋予的鸽派角色；但是，他这只和平鸽摇身变成了秃鹫。 甚至不仅学者考证出汪精卫有力爱国、无心卖国，就在当时，一般民众中的“有识之士”也认为，如果中国完全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那就没有人替自己的国家人民讲几句话，所以现在有一个人过去，总算是个代表中国的人，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局势。据说汪精卫的伪政权管辖下的地区，相对比较平稳，老百姓的生活也过得去。当年审判汪夫人陈璧君时，陈璧君就在法庭上说，你们说汪精卫卖国，说汪精卫是汉奸，中国哪一寸土地是汪精卫卖的？哪一寸土地是汪精卫丢掉的？他是在这些地方沦陷以后，才来挽救这里的。有这样想法的非陈一人。而由于抗战后国民政府的接收腐败不堪，民怨沸腾，舆论甚至有“人心思汉”之说，以表示人心思念曾维稳有功的汉奸政权。 如此我们遭遇到评价汪精卫的困难。得承认，我个人在接触到众多的材料之后，也曾对汪精卫大起同情之心。但汪精卫毕竟做了汉奸，做了中国及其人民的罪人。余英时等人都注意到，抗战期间，从国民政府的要人到陈寅恪、胡适等文化人都以为中国无力抵抗日本。但是，像胡适这样的文人毕竟从“低调俱乐部”走出来，谴责日本。胡适在放弃和平幻想后，还告诉汪精卫等人：“和比战难百倍。”而陈嘉庚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的提案更是对日对中国政要掷地有声的回答：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无论汪精卫投日有多么不得已，这是人的底线，也是民族的底线。 而我们考察汪精卫投敌过程可知，他投靠日本，欲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但这并非是他深思熟虑、一以贯之的结果。他做汉奸，有太多的原因。他无意做汉奸，却一步步地走上汉奸的道路。胡适说，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式的战争。在中国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不惜一切追求中日和平。跟蒋介石不同，蒋的和平谈判是底线，而汪为了“和平”，什么都可以谈，都可以牺牲，包括他自己。汪精卫的浪漫重情使他容易受人影响，内受妻子陈璧君和周佛海等的挟持，外轻信日本政客的承诺。如此佳人做贼，身败名裂。 在投日问题上，汪精卫并未将其烈士精神贯彻到底。轻信日本，结果一切由日本支配，到发现日本要跟自己签订出乎意料的卖国条约时，他和一批追随者骑虎难下。而像陶希圣等人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开始了生死未卜的逃亡，最后辗转到重庆，做到了回头是岸。相比之下，汪精卫签字，做日本人的傀儡，他是过于纠结了，自恋得过于悲壮了。或者说，他把自己的文学才华等同于政治才能，他以为自己像驱遣文字一样从政，纵横捭阖；他不曾意识到，他的文字和政治意识都不再新鲜，日渐陈腐，最终做了文字和政治的傀儡。 汪精卫的入地狱之举显然是复杂的。作为革命者，他有着“我之不出如苍生何”的救世愿心。但他并非没有私心杂念，从心理学分析，他参加革命以来，活跃在中国政坛，却始终非男一号，组建伪政权算是圆了他内心隐秘的梦想。就是说，他真实而不纯粹，烈而不英。跟中共革命家瞿秋白的自省相比，汪精卫的自省是过于自负了。也因此，人们写诗批评汪，“恨君不早死，早死成英杰。空留作孽身，累及诗章灭。”“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做楚囚。恨不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当时上海的女诗人陈小翠感叹：“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河山半壁犹存末，松桧千年耻姓秦。翰苑才华怜俊主，英雄肝胆惜昆仑。引刀未遂平生志，惭愧头颅白发新。” 熟悉历史的汪精卫不难明白他在做一件什么事。林语堂说过：“不论古今，在中国总是有打着爱国旗号的汉奸，只要自己能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便在救国救民的堂皇名义之下，甘心充当异族的傀儡。”林语堂说，儿皇帝石敬塘的遭遇没有阻止后来傀儡张邦昌的出现，亦未阻止后来吴三桂的出现。普通民众的行为可悯可恕，但民族的精英上层也附敌，则是彻头彻尾的背叛。抗战开始，文化界都希望周作人南下，或在北平隐居，但他投敌了，这是不可饶恕的。艾青当时写诗：“周作人，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我们。”这种态度，体现了我们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对民众和精英选择的不同规定和判断。在这种宏大的历史正义审判之外，中国人更有人生正义。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汪精卫不仅居入了，还去为虎作伥，显然背离了中国文化的教导。他有着中国文化的心灵，却无中国文化的头脑。 在跟我们今人的关系上，汪精卫又缺失了文明个体最宝贵的常识感。他虽然伤春悲秋，感时伤世，但一如他的浪漫情感少用于饮食男女一样，他对生命个体缺乏实感。他太纠结于宏大的山河和抽象的民生逻辑，他跟我们现代国民之间缺乏对话、沟通的“主体问性”。由他带头搭建的一个汉奸政权因此给了占领区的国民双重的压迫，大大消解了中国人的抗争意志、人生信念。自然，他也给了国民活着的虚幻感，从而对正义、是非、自由等等淡漠、弃置不论，使我国民难以获得人的自觉和存在的超越性。 在现代觉醒意义上，西方的文人哲士贡献自己的思考代不乏人，从胡塞尔、弗洛伊德、柏格森到罗素、维特根斯坦、荣格、葛兰西、弗洛姆、雅斯贝尔斯、爱因斯坦等人都有可圈点的成果。比如我们至今缺少萨特式的存在感觉，后者在“占领下的巴黎”中感受并思考，“至于德国人，他们想的是怎么样用最好的方法把这块土地并入‘欧洲’整体。我们感到自己的命运从我们手里滑走：法国像人家放在窗台上的一盆花，天晴时拿出来，天黑了又搬回来，从不征求这盆花本身的意见。”有人以为这是比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更有力的文献，因为它有着拷问人的坚硬质地：“如果我说我们对它既是不能忍受的、又与它相处得不错，你会理解我的意思吗？”萨特承认法国在二战中表现并不是伟大，国家和人民都在羞辱、厌恶、愤怒中忍受一切，但这种伤害沉沦需要疗救，需要理解，更需要人民走出战时的阴影，能够勇敢地回归人道主义，以完善个人和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萨特、雅斯贝尔斯等人对二战的反思既是其国民的需要，又是西方文明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