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说明
　　由于我们把几百万字的日记缩短成了篇幅较短的一本书，从而有必要就删节的方法和指导原则作一些说明。
　　詹姆斯·哈克是从他进入内阁之日起就记下这些日记的。他向磁带录音机口述日记，有时每天这样做，更经常的是于周末在自己选区的家中进行的。他原来只打算做些记录来帮助记忆，但他不久就明白，一本描述一位内阁大臣日常斗争的日记会具有其内在的趣味性。
　　在他成为专职政治家之前，哈克曾经是一位工艺专科学校的讲师，后来又成为《改革》杂志的编辑。当日记首次以文字写下时，由于原来口述的话语就像他在讲课一样，是随口说的，所以几乎无法阅读。再者，他对事情的叙述，无论是就此书的本身范围而言或者是与外边情况的客观对比，都存在一些出入。由于哈克是新闻记者，他并不特别擅长报道事实。
　　除了上述不一致情况之外，还相当多地存在着政治家日记中无可避免的令人厌烦的重复的话。多年的政治锻炼和从政经验使哈克学会在使用一个词就足够了的地方用上二十个词，在用几千个字就足够的情况用几百万字来进行口述，而且学会用语言使问题变得模糊，从而回避问题，这样就可以使别人难于理解。难于理解可能为某些政治家提供庇护所。因为他们在其中可以暂时求得安全。
　　虽然滥用言语的天才对于一位在职的政治家是极有价值的，但对于想当作家的人却并不是有利条件。他显然曾经打算重写日记，以便提高它发表时的清晰度、正确度以及相关性，不过当他生命接近结束时却放弃了这项计划，因为——据他的遗孀（现在的）哈克夫人说——他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成为发表遵循上述准则的回忆录的唯一政治家。
　　于是编者就不得不挑起这付担子，并在这样做时发现了要清楚理解哈克录音的又一个障碍。本书的前几章在这位伟大政治家生前就已经根据录音用文字记录下来了。他本人约略看过而且就选材和编写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初步建议。可是当以后几章还有待于用文字记录时，后一次分组表决的铃声响了。[1]奇怪的是：随着每次录音的进行，哈克的讲话变得越来越含糊不清而且激动了。这可能是由于录音机出故障。但这并没有使我们的工作变得轻松一点。
　　尽管如此，这些日记在帮助我们了解英国在八十年代是如何治理的这一问题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而且由于哈克写日记旨在使公众更加明白、而不是更少明白政治过程，所以我们就拼命地对这些日记进行了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遇到三方面主要的问题——年代、技术和解释的问题。
　　首先，年代问题。我们大体上试图保存日记原来的叙述形式，所以我们旨在跟踪具体情节和一连串发生的事件直到结束为止。我们始终努力保持按照时间逐日叙述的方式，即使原来的磁带录音内容要紊乱得多。这一方法会冒一点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危险，由于哈克在职的大多数时间里，本人也处于十分困惑的状况，从而可以争辩说，日记应该反映出这种困惑的情况，不过如果我们容许日记完全反映他的困惑，那么读者———如他本人一样——就会对日记所述的情况无法理解了。
　　就技术方面而言，我们把句子变得完整而且加上标点符号，调整了胡乱混用的暗喻并纠正了语法错误，除非为了使读者深入了解哈克的思想状才保留原来句子。
　　后是解释工作方面，我们假定书中模棱两可之处是由于他故意运用政治技巧之故。虽然他的确常常对事的意义不太清楚，但有时故意把事情说得含糊的情况也是有的。
　　我们相信这些日记准确地反映出我国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思想；假如反映得似乎不太清楚的话，毛病可能不在于镜子本身。哈克本人以多种方式处理事情，读者得自己去判断任何一段话是否说明了：（1）发生了什么事；
　　（2）他认为发生了什么事；
　　（3）他乐于见到什么事情发生了；
　　（4）他希望别人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5）他希望别人相信他本人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一般说来，政治家的回忆录叙述失败不如其叙述成功那么可靠，谈久远的事情不如谈新近事情那么可靠。由于哈克，正如所有的政治家一样，其经历中无可避免地以失败居多数，所以这些日记就可能存在历史价值不高的危险。但由于这位伟大的人物没有时间根据以后的事来修改或删节日记，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从这一大堆乱糟糟的资料中挑选出对研究那个时间英国历史的学者有独特价值的文献。
　　本书包含哈克担任行政事务大臣的整个经历。这是他首次参政的经历，这个部遵照六十年代威尔逊政府中乔治·布朗的经济事务部的构思，已于数年前作为一个综合性的部而建立，以便协调政府行政管理。在政治上，它向哈克提供了一个不肯定的任务——在整个系统中调查和控制任何地方发现的行政低效率以及费用超支的情况。不幸的是，行政事务部是为了控制行政部门而设立的，但是其人员得由文官来充实。从而读者就会明白哈克努力的必然结果了。
　　尽管如此，本书编者仍然有点感到迷惑：在政治交易中如此善于混淆是非的哈克，却在应付一群文官时感到如此困难，而这些人的手法基本是相同的。这些日记所披露的哈克的天真情况十分动人。
　　以《是，首相》为题名的续集将涉及哈克未能爬到唐宁街十号的那段经历并一直写到他升到上议院后去世为止。
　　当然我们也得益于其他资料来源。哈克对某些谈话内容和情况难免一无所知，如果他知道了，无疑是会改变他的认识和见解的。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根据“三十年规则”，[2]能看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所有备忘录和摘要。再有一个幸运的情况是：由于阿普尔比是第一流文官，他完全相信把一切情况写下来的价值。从而我们也得益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日记。我们还要在此写下我们对档案局以及数量巨大的阿普尔比文件的受托人的感激之情。
　　后我们还要表示一些谢意。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由于年事渐高，虽然说话依旧十分流畅，但已经不能集中思想，往往说到题外去。我们能在此之前同他本人进行了几次谈话，感到由衷的谢意。我们也要向他晚年所居住的圣迪姆那的老年精神错乱病院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
　　我们尤其感谢文官的前任首脑伯纳德·伍利爵士（巴思十字勋章获得者）。他曾是哈克任大臣时的私人秘书。他慷慨地花费自己的时间，而且把我们所选的材料对照自己的记忆和记录加以核实。不过我们当然要为一切错误和遗漏负全部责任。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公元2019年11月于牛津的哈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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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文The Last Division相当于The Great Divide（生死界限），意指哈克之死——译者。
　　[2]“三十年规则”，即英国政府规定的三十年保密规定——译者。
　　1．开放性政治
　　10月22日
　　唔，此刻也许已是23日星期五凌晨了。我极为兴奋。我在伯明翰东区竞选获胜，刚刚回到国会。我党多年在野后终于在大选中获胜，于是我们又再度执政了。
　　选举结果公布后，我参加了在市参议员斯波蒂斯伍德家中举行的联欢会，[1]并且看到罗伯特·麦肯齐在电视中说：“这样，哈克在他占有微弱多数票的边缘选区中票数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又东山再起。他作为多年影子大臣，看来几乎肯定会在新政府中获得阁员职务。”
　　不过罗宾·戴对此似乎没有把握。我但愿麦肯齐的预言没有落空。
　　10月23日
　　我仍然抱着希望，不过我不知道罗宾·戴是否知道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内情。
　　我从早餐后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边，在一位新首相被任命后的二十四小时中，从来没有一个可能当上内阁大臣的人会走到离电话机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如果你在二十四小时内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你就不会进入内阁。
　　安妮在整个上午不断为我送上咖啡。午饭后当我回到电话机旁边的扶手椅时，她要我在没有其他事要做的情况下帮她拣晚餐用的汤菜。我对她解释说我不能帮她忙，因为我正在等电话。
　　“打来的电话？”安妮有时的确是有点傻。
　　电话铃响了。我赶紧抓起听筒，是我的特别政治顾问弗兰克·韦塞尔打来的。他说他已在路上，就要过来了。我告诉了安妮。
　　她却并不高兴。
　　“他为什么不直接来？”她忿忿地问我。
　　有时我简直不能理解她。我耐心地向她解释说，弗兰克作为我的政治顾问，我倚重他超过任何其他人。“那么你为什么不娶他呢？”她反问一句，“我现在宣布你们俩为丈夫和政治顾问。被政治结合在一起的人，别让妻子把他们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