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回到台湾，我发现《云深不知处》带给观众和媒体的印象仍然留有余温，一年前结识的某些新闻界友人又重新回头来找我，希望知道我在纽约的种种经历。我当时早已把一头长发剪成了中国娃娃头，额前的刘海儿垂挂在看起来相当自然的双眼皮上，新闻界的老大哥宇业荧很直接地告诉我他还是比较喜欢单眼皮的我，另外有些艺文界的友人也怀念我以前的东方古典美。我发现凡是对我说真话的朋友多半能维持比较长久的情谊。透过媒体的报道我似乎助长了当年台湾服装界的中国热，随着年纪的增长和自我认识的深化，我愈来愈清楚中国风就是最适合我的风格，不需要再追随已经技穷的西方设计师们一季一季地跟着团团转，把宝贵的能量消耗在物化而低自尊的向外驰求。
此外流行也只不过是一种心态上的除旧布新罢了，心态如果老旧陈腐，穿得再时髦也毫无新意。
中影公司从群众的反应嗅到了我的潜力，决定和我签订基本演员合约。说实话我当时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演技，我想其他的演员也不十分清楚，甚至导演、编剧都是半摸索半凭直觉地运转着他们的创造力。和凡事讲求方法的西方科技世界相比，台湾的电影从业员可以算是天才了，因为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本地出品的影片竟然能霸占整个东南亚市场。就创意而言编剧是所有电影从业员中真正的创意人，演员和导演严格讲起来都是诠释者。然而当时的编剧人才十分匮乏，除了张永祥之外就属琼瑶的作品最有销路了，其后果是每部片子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剧中人的对白与独白听起来总是似曾相识，连幕后的配音员都是相同的那两三个人。
导演群中除了老一辈的李翰祥、胡金铨、白景瑞、李行、宋存寿之外，应该数刘家昌的产量最丰，当时大家都称他为“刘疯子”。刘疯子走路快、动作快、思考快，国骂出笼的速度也快；像一场台风似的，他把全组的工作人员吹得七零八落。他要求自己要做个省时、省钱、省人力的导演，因此而创下了三天拍完一部电影的惊人纪录。他片中的演员从这部戏的客厅跑进了另一部戏的饭厅，接着又都挤进了咖啡厅。片尾他通常用蒙太奇手法让男女主角漫步于白浪滚滚的沙滩，配上他自己创作的流行歌曲，终结了一部又一部的“三厅电影”。
刘疯子到今天都是我的好友，他真是个颇值得研究的人类。别人口出秽言总给人负面的感觉，然而他的“六言绝句”即使吐了一百回，你还是觉得童言无忌。他的性格愤世嫉俗，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但无论怎样折腾，总能维持住吓人的排场。他看似不忠不孝，可每逢紧要关头，却出落得“忠党爱国”。他的情绪永远写在脸上，他的计划永远挂在嘴里，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幼稚，因为连最精明的商人也臣服于他的魅力之下。当然这些都是旁观者的简单结论，人性的复杂面只有自己心知肚明。
演员群中有许多高能量的、不吝于展现自我的人，真正吸引我注意的通常还是内敛型的人，其中以郎雄最能引起我谈话的兴趣。虽然合作的机会不多，但我总觉得心灵有些方向是相似的。演艺人员虽然不是个个胸中有墨，却很少有愚钝之人。在这个圈子里工作，也许智识上的收获并不多，但情感和情绪的交流往往是通畅无阻的，视觉上的享受也很充足。当时有许多明星都是“摄影机偏爱的演员”——他们的骨骼构造、脸上的肌肉、身材的比例、肤色与肤质、情绪的展露和身体语言，都能带给观众一份美感和吸引力。国外也有许多这类个人魅力型的演员，他们多半能成为超级巨星，虽然他们在每部戏中展现的都是自己而不是剧中人。
客观地比较之下，我早已认清自己是“摄影机不爱的演员”——我的脸不是“巴掌大的小脸”（这是非常关键的上镜条件），体重则必须维持在四十五公斤左右，脸部在镜头上才能呈现出美感。此外我的气质带着几分冷艳，身材却不够女人，然而我对自己不满意的程度还不到需要丰臀隆乳的地步，所以演出的尽是一些非玉女非艳星的尴尬角色，譬如《梅花》中跳海自杀的女老师、《笕桥英烈传》中高志航跳河自杀的贤妻、《花非花》中特立独行的舞女、《跟我说爱我》中的叛逆女画家、《酒色财气》里偷汉子的老兵之妻、《借尸还魂》中的女鬼、《六朝怪谈》中与白马做爱的少女等等。
我在准备这些角色的时候，通常是一星期之前或当天才拿到剧本，甚至没剧本就开拍的情况也有。角色的历史背景与心理刻画只有简单的交代，导演运镜的方式也多半得靠剪接串联短镜头，因此演员在演出时情绪动不动就被切断。通常是走几步路到达定点，回过头来转成最上镜的四十五度角，做出沉思、默想或独白的内心戏。每当演员需要和伙伴演出对手戏时，往往由副导演伸出拳头来顶替，因为他或她上厕所或休息去了。所以你不论是哭、是笑、是说，还是默然无语，面对的经常是一只拳头。
当时流行的爱国战争片、神怪片和武侠片经常会运用到特技，演员在土法炼钢的爆破技术和高来高去的吊钢丝中饱经忧患。我曾经把《七月幽灵》这部片子里的惊险爆破过程写成杂文发表在报纸的专栏中。当时负责的技师是一名退伍下来的军人，我和男主角石峰耳闻这位仁兄在《八百壮士》的拍摄过程里炸死了几名充当临时演员的士兵，所以在每个跟火药有关的镜头开拍前，都会以守望相助的心情彼此叮咛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