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九死其犹未悔"--毛泽东与屈原

毛泽东对屈原其人其诗一直颇为钦佩、赞赏。他青年时代(1918年25岁时)赋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有"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两句，异常自豪地赞赏了屈原横溢非凡的才气。至老年时代(65岁时)，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问，他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于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对屈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屈不挠，虽处逆境、险境而九死未悔的人格精神，予以高度赞赏。

屈原确实是中华民族繁衍历程中的奇崛俊才，他才学渊博，抱负宏远，爱国意志坚强，富有政治才干和斗争精神。早年亦博学多才，且性格刚毅，富有斗争气质，兼具政治洞察力与政治远见，并矢志不移地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对屈原抱高度钦佩、赞赏的态度是很自然的。

痛哉，惜哉

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40年(一说前339年)，约卒于公元前278年。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因其远祖受封于"屈"地，故后世子孙即以"屈"为姓。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的父亲名伯庸。相传有一个贤淑秀丽的姐姐。屈原的故里，一般认为是在湖北秭归县北部地域，但早已难以明确认定。

作为战国时代楚国著名政治家的屈原，毕生是在尖锐复杂的内外政治军事斗争的风风雨雨中度过的。战国时代是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争夺霸权的时代，其历史区段依《史记》年表所记，始于东周公元前475年，终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由此可知屈原所经历的是战国中后期诸侯国相互征战最激烈的历史年代。经过反复兼并，最后形成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大诸侯国并峙的局面，史称战国"七雄"。屈原即用世(出仕)于楚国由鼎盛而至衰败的历史时期。他最初辅佐楚怀王，楚怀王也曾重用过屈原，任命屈原为左徒、三闾大夫。左徒是参与议论国事，起草、发布号令和兼管接待宾客等外事的官职，在内政、外交上都负有重任。三闾大夫则是掌管楚国王族分支昭、屈、景三姓贵族事务的官职。屈原所受命的这两个官职无疑是显要的，然而也极易陷于政治仇恨的旋涡中。至楚怀王时代，由楚庄王建树的霸主地位日趋削弱，国势日衰；当时北秦东齐均强于楚，且秦已显示出灭楚的战略意图。从此时国内国际形势出发，屈原主张在内政上彰明法度，举贤授能；在对外的政治军事战略上则东联齐国，西抗强秦，进而统一中国。然而楚怀王不但未采纳屈原的政治、军事主张，反而针锋相对，变联齐抗秦为拒齐亲秦。屈原的远大政治抱负未得实现。公元前299年，变联齐抗秦为拒齐亲秦的楚怀王应秦昭王之邀入秦竞被扣留，自食恶果，并在公元前296年死于秦国。这一连串的政治打击，令屈原深感痛心与愤恨。这是毛泽东所说的屈原"不得志"的主要方面。

屈原以"三闾大夫"官职掌管贵族集团，也是很棘手、很得罪人的事。楚国贵族都是拥有权势的统治者的宗族成员。屈原当年曾向贵族首领子兰及佞臣靳尚等贵族代表作过斗争。靳尚是楚怀王侍从之臣(随时跟在帝、后身边侍候、备问、进说的官)，又得怀王夫人郑袖信任；他嫉妒屈原的才能，反对屈原变法图强的主张，只知维持自我的禄位及贵族帮派的利益，因而反复以"争宠"的卑劣手段向楚怀王进说谗言，挑拨离间，使屈原见疏，并被放逐至汉北地区。楚怀王之子子兰是在顷襄王(楚怀王长子)即位后的楚国令尹大臣(掌管军政大权的高官)，他也不断指使靳尚诬害屈原，使屈原又被顷襄王放逐到江南沅、湘流域一带。这也是毛泽东所说的屈原"不得志"的重要方面。

时至公元前278年，屈原在被放逐中得知楚国郢都被秦将白起率军攻陷，同时楚国政治更加腐败；他对楚国腐朽贵族势力猖獗无能的黑暗现实愈益不满，但又深感已经无力挽救楚国钓危亡，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遂决然自投泪罗江殉死。屈原是被反动贵族的代表--贵族当权派首领子兰、靳尚和轻唐权奸谗言的昏庸帝王害死的，他在政治仕途上走的是悲剧的道路。毛泽东对他这种"不得志"的悲剧人生结局是深感痛惜的。

"高居上游"

毛泽东喜爱《楚辞》，《楚辞》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古典诗集之一，是他常带常读的典籍之一。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喜欢读《楚辞》；在革命圣地延安那艰苦的岁月中他也常读《楚辞》。在开国后日理万机的繁忙中更是常读常谈《楚辞》；他北京中南海的书房里常备有《楚辞》，外出时则常指定带《楚辞》，未带而想读时则向当地有关部门借《楚辞》。

他看重《楚辞》的历史价值。1951年7月7日，毛泽东邀请老同窗周世钊、蒋竹如在中南海里划船，他在谈话中谠到："《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他读过诸多版本的《楚辞》集及与《楚辞》有关的著述。1958年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遵照他的嘱咐收集了不同版本的《楚辞》和有关著作50余种，他先后较集中地读了它们。他不仅自己常读《楚辞》，还推荐、介绍给别人读。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毛泽东曾问他："你读过《楚辞》吗?"并向他推荐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有空看看。"他在宁静的环境中专心致志地读《楚辞》，在有敌情的环境中也专心致志地读《楚辞》。195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夜里，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立即实行灯火管制，为安全起见，卫士劝毛泽东去防空洞。毛泽东坚持不去，神色若定地让卫士拿来蜡烛点燃，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继续读《楚辞》。《楚辞》是他常要的书、必带的书、必读的书之一。1959年、1961年他两次要《楚辞》，在这期间出差外地带去的各种书籍中，有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这两本书。他还将《楚辞》作为珍贵礼品赠与外宾。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他把精印的《楚辞集注》赠送给田中角荣，希望国际友人也不妨抽空读读《楚辞》。由上述可见，毛泽东毕生都十分喜爱《楚辞》。他青年时代孜孜不倦地读，中年时代孜孜不倦地读，老年时代孜孜不倦地读；白天读，晚上读，利用闲暇读，忙中抽空读；不仅自己读，还想国内外的人也象自己一样认真地读。可以说，盼望世人都喜爱《楚辞》是他真诚的心愿之一。

"楚辞"这种句法灵活的古典诗歌样式本源于楚地"歌谣"。《诗经?魏风?园有桃》中有"我歌且谣"句，意谓我时而 "歌"，时而"谣"。可见，"歌"与"谣"在远古时代是有别的。毛传说："曲合乐日歌，徒歌日谣。""歌"是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谣"是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在屈原所处的时代，楚地民间大概很流行合乐与不合乐的歌唱。这些口头的"歌唱"便是崛起于楚国诗坛的"楚辞"的母体。在楚国，创作"楚辞"的作者不止屈原一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艺文志》记载唐勒赋目录四篇，而未载景差赋篇目；实际上唐、景赋均已亡佚。家世寒苦、仕途阻梗的宋玉写的赋不少，《汉书?艺文志》曾记载其十六篇目，但亦多亡佚；相传于诸选本的有《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言赋》等，然行家们认为它们真伪难辨，仅有借悲秋排泄失意伤感的《九辩》最可信。除楚国的宋玉、唐勒、景差等效法屈赋外，后世承袭屈赋形式者亦不少；如西汉的淮南小山(西汉淮南王刘安的部分门客共用的名称)、东方朔、王褒、刘向及东汉的王逸等，他们都是善辞赋者，都是承袭屈赋的辞赋家。"楚辞"之名最早见于西汉初期，时人称"辞"或"辞赋"。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始将屈原、宋玉等及自己的辞赋辑为《楚辞》集。清代乾隆年间费时十载编成的《四库全书》中说："刘向衷(pdu聚也，辑也)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卷。是为总集之祖。"但此《楚辞》集已亡佚。流传下来的是王逸收入自己为哀悼屈原而作的《九思》赋，并为之作注的《楚辞章句》，共17卷，成为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无论亡佚还是流传的《楚辞》集，都以屈原之作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