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先锋·国家历史》编辑部（现代）
是谁？让漫漫黑夜跳跃希望的火苗？
是谁？让蛮荒时代沐浴文明的曙光？
是谁？甘愿触犯天条也要救人类于水火？
是谁？深受酷刑却无怨无悔？
啊！巨人，是你给人类带来火种。
送来光和热，送来人类新的纪元！
尽管上天和你蓄意为敌——
高山险峻，铁链加身。
烈日如火，暴雨如注——
但沉重的铁链只能锁住你的身躯，
却怎能锁住那颗坦荡无私的心！
难道仅仅是物质的火种吗？
不，你给予我们的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
勇敢 坚强 博爱 无私
这就是你——普罗米修斯！
30年前，中国的改革之轮启航，既有顺水行舟的浩浩荡荡，也经历了惊涛骇浪的冲击与洗礼。而今天，我们回望改革之旅，看到的不仅仅是这30年来的风风雨雨，也有一百多年来的迂回曲折。
三十年的改革，开端于1978，也是对百余年中国大变局的超越。而此“二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追溯到1860年代——从江南制造局成立开始，从曾国藩的回天无力之叹开始，从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十来个幼童开始，从上海滩的一声声叫卖声开始……
改革开放30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新的辉煌时代，其影响之深远，持续之长久，是此前的若干代人的变革努力所无可比拟的。而从另一个视野来看，正是那些百余年各时代的人们——从声名赫赫的领袖，到藉藉无名的青年——一次次前仆后继、挣扎向前，更加推动了1978年的蓄势而发。
回望这一百多年来，改革历程犹如大潮涌动，这期间既有弄潮儿的挥斥方遒，也有落伍者的唉声叹息，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这历史洪流的一部分。而这浪潮，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哀痛、呼号、呐喊、彷徨、振奋、坚韧……而一波一波，生生不息。在经历了无数的险滩与峡谷之后，有了今天改革大潮的浩浩荡荡。
1972年，邓小平
在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做出那个改变中国的重大决定之前，早在江西新建县的那条小路上，他就在思考关于路的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国家历史特约作者 徐庆全
在江西新建县的两年多中，邓小平基本上处于离群索居的状态，但他从未停止思索——那条“邓小平小路”，即被后人誉为思索之路。
在千万次地踏过这条小路的时候，邓小平在思考什么？后人可以发挥各种各样的想象，来演绎这一段历史。但历史本身的严肃性，是排除演绎和想象的。因此，要追寻身处闭塞流放地的邓小平思考的轨迹，还不如从他在1972年两次出行中的言行来得实在。
1972年9月，已经感受到“好运气”的邓小平，通过江西省委向中央提出，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11月，邓小平踏上了井冈山之行。
井冈山之行，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有详细的记载，而能够展现思考轨迹的，是他在泰和与一位原红一方面军的老红军、老战友池龙见面时的谈话。池龙是原空军的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刚刚获得解放。谈话中，池龙指着身上被打的斑斑伤痕悲愤地控诉林彪集团的暴行。邓小平说：“这帮人整人是不择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谈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都是总理保护的。”对于林彪，邓小平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接着，他又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毛毛写道：“这是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对‘文革’事物发表这样多的谈论。他谈了毛泽东，谈了周恩来，谈了林彪，谈了中央文革的‘书生’们，对‘文革’中中国政坛上的政治人物进行了评论。其实，这些想法在他心中早已形成定论，只是他为人严谨，从来不轻易议论。这次，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又在革命圣地与革命同志相遇，便将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想法说出，一吐为快。”
历史昭示的事实，远比毛毛的分析更富有新意。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对“文革”一直是抱着抵触的态度，只着眼于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整顿，实际上，他在千万次走在“邓小平小路”上的时候，已经对“文革”形成了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使他已经认识到“文革”是中国一场灾难了。而到了1975年，毛泽东对他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由他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此，他宁愿再次从政坛上沉寂下去。
由此说来，邓小平在泰和与池龙酣畅淋漓的谈话，说毛泽东、说周恩来、说林彪，实际上是在阐发自己对“文革”的思考，虽然“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但远没有改变到可以公开地臧否“文革”及仍在中央的“几个书生”的程度。但邓小平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事实上在梳理自己的思考轨迹。
1972年12月5日，再次出行，到他所熟悉的中央苏区故地。邓小平此行，实为故地重游，寻找当年的足迹而抒怀自然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但着眼于调查研究也是此行的由头。因此，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会昌的物资交流大会，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在瑞金，他参观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邓小平一路参观，显然比他上次井冈山之行多了一个内容，要对“文革”中的经济状况有一个亲身的了解。他在1973年复出后，大刀阔斧地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虽然不能从这种调查中微言大义地予以解释，但他对“文革”中经济的凋敝状况，显然早就有所了解。
在瑞金制糖厂，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邓小平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这样的言论隐含着什么？
此时，邓小平重新复出已成定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他显然认真地思考过：在毛泽东维护“文革”的前提下，他如何既能坚持自己否定“文革”的主张，又能在政坛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的答案是什么？“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是谁？让蛮荒时代沐浴文明的曙光？
是谁？甘愿触犯天条也要救人类于水火？
是谁？深受酷刑却无怨无悔？
啊！巨人，是你给人类带来火种。
送来光和热，送来人类新的纪元！
尽管上天和你蓄意为敌——
高山险峻，铁链加身。
烈日如火，暴雨如注——
但沉重的铁链只能锁住你的身躯，
却怎能锁住那颗坦荡无私的心！
难道仅仅是物质的火种吗？
不，你给予我们的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
勇敢 坚强 博爱 无私
这就是你——普罗米修斯！
30年前，中国的改革之轮启航，既有顺水行舟的浩浩荡荡，也经历了惊涛骇浪的冲击与洗礼。而今天，我们回望改革之旅，看到的不仅仅是这30年来的风风雨雨，也有一百多年来的迂回曲折。
三十年的改革，开端于1978，也是对百余年中国大变局的超越。而此“二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追溯到1860年代——从江南制造局成立开始，从曾国藩的回天无力之叹开始，从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十来个幼童开始，从上海滩的一声声叫卖声开始……
改革开放30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新的辉煌时代，其影响之深远，持续之长久，是此前的若干代人的变革努力所无可比拟的。而从另一个视野来看，正是那些百余年各时代的人们——从声名赫赫的领袖，到藉藉无名的青年——一次次前仆后继、挣扎向前，更加推动了1978年的蓄势而发。
回望这一百多年来，改革历程犹如大潮涌动，这期间既有弄潮儿的挥斥方遒，也有落伍者的唉声叹息，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这历史洪流的一部分。而这浪潮，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哀痛、呼号、呐喊、彷徨、振奋、坚韧……而一波一波，生生不息。在经历了无数的险滩与峡谷之后，有了今天改革大潮的浩浩荡荡。
1972年，邓小平
在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做出那个改变中国的重大决定之前，早在江西新建县的那条小路上，他就在思考关于路的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国家历史特约作者 徐庆全
在江西新建县的两年多中，邓小平基本上处于离群索居的状态，但他从未停止思索——那条“邓小平小路”，即被后人誉为思索之路。
在千万次地踏过这条小路的时候，邓小平在思考什么？后人可以发挥各种各样的想象，来演绎这一段历史。但历史本身的严肃性，是排除演绎和想象的。因此，要追寻身处闭塞流放地的邓小平思考的轨迹，还不如从他在1972年两次出行中的言行来得实在。
1972年9月，已经感受到“好运气”的邓小平，通过江西省委向中央提出，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11月，邓小平踏上了井冈山之行。
井冈山之行，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有详细的记载，而能够展现思考轨迹的，是他在泰和与一位原红一方面军的老红军、老战友池龙见面时的谈话。池龙是原空军的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刚刚获得解放。谈话中，池龙指着身上被打的斑斑伤痕悲愤地控诉林彪集团的暴行。邓小平说：“这帮人整人是不择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谈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都是总理保护的。”对于林彪，邓小平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接着，他又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毛毛写道：“这是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对‘文革’事物发表这样多的谈论。他谈了毛泽东，谈了周恩来，谈了林彪，谈了中央文革的‘书生’们，对‘文革’中中国政坛上的政治人物进行了评论。其实，这些想法在他心中早已形成定论，只是他为人严谨，从来不轻易议论。这次，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又在革命圣地与革命同志相遇，便将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想法说出，一吐为快。”
历史昭示的事实，远比毛毛的分析更富有新意。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对“文革”一直是抱着抵触的态度，只着眼于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整顿，实际上，他在千万次走在“邓小平小路”上的时候，已经对“文革”形成了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使他已经认识到“文革”是中国一场灾难了。而到了1975年，毛泽东对他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由他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此，他宁愿再次从政坛上沉寂下去。
由此说来，邓小平在泰和与池龙酣畅淋漓的谈话，说毛泽东、说周恩来、说林彪，实际上是在阐发自己对“文革”的思考，虽然“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但远没有改变到可以公开地臧否“文革”及仍在中央的“几个书生”的程度。但邓小平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事实上在梳理自己的思考轨迹。
1972年12月5日，再次出行，到他所熟悉的中央苏区故地。邓小平此行，实为故地重游，寻找当年的足迹而抒怀自然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但着眼于调查研究也是此行的由头。因此，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会昌的物资交流大会，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在瑞金，他参观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邓小平一路参观，显然比他上次井冈山之行多了一个内容，要对“文革”中的经济状况有一个亲身的了解。他在1973年复出后，大刀阔斧地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虽然不能从这种调查中微言大义地予以解释，但他对“文革”中经济的凋敝状况，显然早就有所了解。
在瑞金制糖厂，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邓小平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这样的言论隐含着什么？
此时，邓小平重新复出已成定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他显然认真地思考过：在毛泽东维护“文革”的前提下，他如何既能坚持自己否定“文革”的主张，又能在政坛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的答案是什么？“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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