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比萨达姆“高明”。
60年前，当他的末日来临的时候，希特勒选择的不是东躲西藏与屈辱投降，而是在“帝国首都”柏林就地自杀。这样，他不仅逃脱了人世正义的惩罚，而且拯救了自己身后的“光辉形象”。他留给后世的不是一个蓬头垢面、可怜巴巴的“脏老头”样，而是一个“完美无损”的人世邪恶的经典象征。在历史现实中，希特勒被征服了；但他那邪恶的思想与精神却像一个幽灵一样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任意翱翔。
要征服希特勒的幽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他虽然被打败了、消灭了，但他毕竟曾经节节胜利、所向披靡，这使得他的失败与消失显得有点“偶然”，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后人看到的他的最后镜头是他在1945年4月20日，即在他56岁生日那天接见为他卖命的德国孩子的场景，虽然已经灰头土脸，但仍然令人毛骨悚然。而他10天后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十米深的地下室的自杀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与公之于众。人们在相关历史纪录片中看到的几乎只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希特勒。在那里，他仍然在咆哮着、得意着、凯旋着；德国人仍然在为他欢呼着、战斗着。希特勒似乎还“活着”。与此相比，他最终的失败与自杀的事实只是一条抽象的、似乎可以被忽略的信息。
其次，二战后，他的思想受到了大力讨伐，他的滔天罪行受到了彻底的揭露与控诉。但正因为他失败与消失了，他已经不能为其思想与行为进行辩护。而犹如针对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的判决也只有在一个公正法律与审判程序之内才能使人心服口服一样，对希特勒的思想与罪行的评判也只有在坚持公正与逻辑原则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在这里，为希特勒作“辩护”的不是对他的赞成、宽容或同情，而是我们思想中的公正与逻辑意识。只有当我们能够在不扭曲我们日常的公正与逻辑意识的前提下颠覆希特勒的思想建筑、动摇他的道德基点的时候，我们才能为对希特勒所出的严厉评判感到心安理得，才能算是在真正意义上征服了希特勒的幽灵。
能做到这一点的历史著作屈指可数。我们一般接触到的希特勒读物，或属于“远距离扫射”，或属于“近距离感染”。前者对希特勒的打击效果犹如向银幕上的希特勒开枪，而后者则已经被希特勒的幽灵所迷惑与俘虏。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的《解读希特勒》则是一部敢于接近希特勒的幽灵，而又不被它所俘虏，以平和的心态、依据公正的标准、凭借丰富的知识与严密的逻辑征服希特勒幽灵的力作，是一面让这一“魔鬼”原形毕露的“照妖镜”。
　　　　　　
二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SebastianHaffner1907—1999）是德国著名政治评论家与历史学家。１９０７年出生在柏林，原名莱蒙特•普雷策尔（RaimundPretzel）。大学期间学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在国家司法机关工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因不愿意与纳粹同流合污，自动辞去公职，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38年，因纳粹对犹太人迫害政策愈演愈烈，他与有犹太血统的未婚妻一同离开德国，移居英国，并任英《观察家报》德国方面的记者。为了保护其在德国的亲友，他选择了“塞巴斯蒂安•哈夫讷”为笔名。据其女儿萨拉回忆，这是因为他喜欢德国著名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与莫扎特（尤其是其“哈夫讷交响乐”）。1940年，哈夫讷在英国出版了《德国：杰克尔与海特》一书，向英国民众解释了德意志民族，这个“诗人与思想家民族”追随恶魔希特勒的原因。
二战后，哈夫讷于1956年以《观察家报》驻德记者的身份返回到当时的联邦德国。在向英国报道德国时事的同时，哈夫讷也经常参加联邦德国电视台每周一次的著名国际记者讨论会“国际早餐会”，逐渐介入德国新闻与舆论界。1961年8月13日，即在民主德国建造“柏林墙”的当天，当德国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的焦点的时候，哈夫讷向《观察家报》辞职，改任为联邦德国《世界报》记者，次年又改任《明星》周刊的评论员，由此完全回到了故乡的环境之中。
在50年代，哈夫讷还是一位保守的“冷战分子”。人们可以经常听到他对民主德国的猛力抨击。自1962年10月联邦德国发生了阿登纳政府打击新闻自由的“明镜事件”以后，哈夫讷的思想开始开始向左转。196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50周年纪念日与联邦德国史学界关于德国一战责任的辩论，哈夫讷推出了历史著作《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的七大致命过失》。在揭露德意志帝国的外政失策的同时，哈夫讷要求联邦德国社会吸取德意志帝国的教训，放弃复仇主义的幻想，改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后来甚至提出了承认民主德国为通常外国，放弃德国统一的主张。保守的哈夫讷成为了后来勃兰特政府的“东方政策”的开路人。（他还认为，两德的统一“连理论上的可能性都没有”。当1990年德国统一成为事实的时候，哈夫讷坦然认错：“这是我一辈子出的最大的洋相！”）1967年，哈夫讷又推出了《丘吉尔传》，受到了广泛的赞赏，进一步奠定了其历史散文作家的地位。联邦德国学生运动爆发时，哈夫讷已经年逾花甲，但他却十分理解与支持年轻一代的抗议运动，成为年轻学生难得的“忘年交”。不仅如此，哈夫讷的思想“左化”到了让社会民主党人难以忍受的地步。1968年，在德国1918年革命50周年之际，哈夫讷又出版了相关著作《背叛》，谴责当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艾伯特“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