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版序

　　胡因梦
　　“廓然无圣”是这本书真正的精髓。如果你想在此书中寻找预设的理想或标准，你可能会一再陷入失望，如同我在撰写的过程中对自己的不完美所生起的短暂窘迫一般。但你若是能毫无成见地随着我的生命历程，与我一同朝圣，解构，褪去层层的外衣，裸泳于意识的涛浪里，或许我们能认出彼此都是从“零”中降生的远古生物。

　　大陆版序

　　胡因梦
　　本书曾以《死亡与童女之舞》为名七年前在台湾发行，此后不断有内地的出版公司来邀约，希望也能够在大陆出版这本书，但我始终下不了决定。直到结识了黄明雨先生，得知新华立品图书公司已经译出克里希那穆提的多本著作，而且逐渐在读者身上产生了启蒙效用，才欣然决定与大陆读者分享这部深受克氏影响的前传。
　　在过往的七年里，我的生命经验继续在深化及精微化。透过两性与亲子关系的发展，我进一步地体认到童年经验对人的一生有多么重大的影响。此外与工作坊里的学员们共同成长了七年的时间，也更细微地观察到身心灵之间的连带关系。我发现关系的品质确实与人的健康直接相关，而健康又决定了人是否能顺利开展出心灵的成熟度，迈向更高层的意识次元。早期家庭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价值观与信念，会根深蒂固地决定一个人对生命的认知；认知若是扭曲，整个社会也会跟着颠倒。
　　七年后的台湾社会仍然陷落在“谁对谁错”的较量中，仍然不关怀个体内在世界的福祉与真相，这一点，透过各种形式的媒体便可轻易获知。因此身心灵各个层面的整合观察与研究，在中国人的社会里还有许多发展空间，甚至可能是未来最迫切需要被重视的存在面向。
　　这本传记若是能帮助读者把人生方向从外求导向内证，也就不枉费我生命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非言语能道尽的艰苦了。

　　爱的试炼

　　《梅花》和《笕桥英烈传》上演后我的知名度已经高涨，走在路上连小学生都会喊我“梅花”或要求我签名。有一天在四维路的家中接到张艾嘉打来的电话，她说Don昨天晚上在艾迪亚出现，一直打听我的电话号码，但没人肯告诉他；朋友们私自做了保护我的决定。Don曾经是她读美国学校时的老师，她说如果我想见他，可以在她母亲的杏林餐厅里会面。我一方面感谢艾嘉的热心，一方面怀着悲欢离合的心情答应赴约。
　　走进杏林餐厅，Don已经在座，他消瘦的脸颊显得更窄了。我坐定下来，两人相视无语，阔别了一年感受虽然未变，但人事早已全非。我们听着餐厅里的音乐，眼泪在千头万绪的情绪下止不住地流着。Don告诉我自从接到我的最后一封信，他的生活便开始失序，香烟啤酒无法离手，晚上经常失眠。后来他从老挝转到香港，替联合国难民组织的杂志做编辑，这份工作待遇不差，他很想存一笔钱为我们的将来打基础，他似乎有预感我很快会返回台湾。但是他在香港的生活起居仍然很不正常，过了没多久他就突然中风，全身瘫痪了一阵子，最近才恢复一些，这次过境台湾无论如何要见我最后一面。他说到处都看得见我的照片，我对他而言知名度已经太高，他消受不起了。我看着他，一边落泪，一边苦笑，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再多说任何话，只是以深幽的眸子融解了彼此的灵魂，让它流向它想去的地方。
　　一段刻骨铭心的宿缘就这样在生命的流程里滑落。多年以后我和林云二哥到华盛顿D.C.参加里根（Reagan）就职大典，我忍不住还是打了一通电话给Don。他人正在弗吉尼亚父母的家中，一个半小时后他来到二哥友人的住处和我见面。他的脸颊显得比以往更窄，头发也稀疏了一些，他说岁月在我的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们坐在玄关的长椅上相对无语，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便到达他父母的那幢林间木屋；他说小鹿夜里时常出没。我们在“秘密花园”般的庭院里散步，感受仍然和初恋一样。回到他的房里我开始强烈地渴望他的身体，他满脸严肃地看着我，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他心中的分量太重，他无法以一夜之情随意处置。他开车送我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只字片语。第二天晚上在一起吃了一顿中式晚餐，第三天我就惆怅地离开了。后来我替“新闻局”主持中华民国电视大观，前往美国二十几个城市接受媒体访问，母亲陪我同行。到达D.C.时我还是忍不住打了一通电话给Don。我告诉他我对他仍旧难以忘怀，他说他也一样。离开D.C.之后，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拨电话给他。抵达三藩市的那天我和他通电话时他告诉我说，早上他翻开报纸的占星专栏看到太阳在双鱼座的人那天会彻底了结一段旧有的恋情，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他一点都不相信占星之说。我回到台湾半年后又打了一通电话给他，他说他正在和一位外向热情的美国女记者交往。她的外向似乎能平衡他过度内向的习惯，因此关系发展得蛮好。很奇怪，我听了并没有失落的感觉，只是祝福他一切顺利，然后这段因缘就正式画上了句点。
　　Don和我的关系有一种神入的品质，不用言传便能深入于对方的心灵。如果我们能放弃自保，说不定可以两忘。然而多年来我们一直徘徊于真爱的门外，不愿接受它的鞭笞与试炼，因此我们的人生始终是纪伯伦所说的四季不分、欢笑无法全然、哭泣也不能尽兴。我们唯恐惊扰到意识底端的幽冥，唤醒了那些沉睡的鬼魅；我们宁愿压抑和闪躲，也要维持虚假的平静。当一个人无法彻底面对内心的真相时，上瘾症便逐渐形成，我日后的男友不断其实是有心病的。
　　和Don分手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我变成许多男人心目中虚拟的梦中情人，直到今日都有人告诉我当年有多么为我着迷。然而这个由我、媒体和众人共同塑造出来的假象，却成了我的亲密关系中最具破坏性的第三者。这个完美的假象太容易引发人性中深埋的占有、嫉妒、不安全、恐惧、暴力、衡量和权力斗争；这个假象曾经令餐厅的侍者用扁钻刺伤我身边的男性友人，也曾经令四名陌生男子围殴我的一位男友，“她”更是我的亲密关系中“绿帽恐惧症”的肇因。
　　我记得法国杰出女演员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曾经说过一句豪气万千的话，她说她一生交往的男友无数，她恨不得能拥有一幢上百个房间的大厦，把她曾经爱过的男人悉数豢养在里面。我虽然从未扳着手指和脚趾仔细数过我的情人们，但是我想在中国女人里面我的两性经验算是相当丰富的。然而真正影响我的成长、促使我产生转化的，严格讲起来只有三位。这三位之中最令我“感恩”的应该算是《快意恩仇录》的李伯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