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心慧（现代）
很多关于法西斯时期的作品都有着非常精彩的标题，但最好的要属《外公枪毙了爸爸》，这是法布里齐奥?齐亚诺写的一本*，记录了法西斯政权后期的一些琐碎事件。他叙述的事件发生在1944年1月11日上午9点20分，当时，维罗纳城门外执行了一次处决。维罗纳是意大利的北方城市，位于德国和拉丁世界的十字路口，很多世纪以来控制着通往勃伦纳山口（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东段，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的边境上）的通道。因为背叛了法西斯意大利的伟大“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5个法西斯头领遭受了枪决。执行处决任务的是一个行刑小分队，他们都是年轻的意大利人，但另外有3个纳粹党卫军在一旁监督。在被处决的5个人当中，最著名的是科尔泰拉佐伯爵加莱亚佐?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照相机镜头旋转记录着死刑过程，齐亚诺转过身来面对着枪手，他这个最后的姿态要比他一生中大部分的行为更有价值。6个月前，盟军开始把目标指向意大利本土并迅速逼近西西里岛，法西斯防御军队士气非常低落。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7月24日至25日，齐亚诺和其他18名法西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投票反对墨索里尼继续担任意大利的作战总指挥。正是由于这种背叛行为，齐亚诺、埃米利奥?德博诺、卢恰诺?戈塔尔迪、乔瓦尼?马里内利和卡洛?帕雷斯基如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说，他们的血将被用作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的圣餐。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成立于1943年9月，继续在意大利北部实行法西斯统治。墨索里尼此刻坦率地承认，这次处决“具有政治意义”，而并非单纯的司法处决。
齐亚诺是科斯坦佐?齐亚诺的儿子，1930年4月24日，齐亚诺与墨索里尼的大女儿埃达结了婚，婚礼豪华而奢侈。科斯坦佐?齐亚诺曾担任法西斯的交通部长、海军将领，是战斗英雄、民族主义者、里窝那的管理者。他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而他的投机生意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额财富。结婚以后，加莱亚佐?齐亚诺成为法西斯最阔气的年轻人，被认为是墨索里尼的指定接班人。他曾任驻华外交官，又相继担任了法西斯文化部长和外交部长，1943年2月开始担任驻梵蒂冈大使。齐亚诺是他那个时代的雅皮士，如果他不在办公室，那就很可能在优雅的海滨胜地或是罗马阿夸桑塔高尔夫球场找到他——他正是在阿夸桑塔遇见埃达的。齐亚诺深得罗马这个永恒之城里的年轻女贵族们的青睐，据说他与她们上床的频率甚至比墨索里尼臭名远扬的性征服纪录还要高。
齐亚诺有时穿着法西斯的黑衫并配上法西斯敢死队的吓人的装束（他实际并不是敢死队的队员，加入法西斯党的时间也没那么早），也尽力让自己的演说不比别人的差（尽管受到尖嗓音的限制）。在这些场合中，他宣称自己是“法西斯革命”的仆人和真正的信仰者。1939年11月4日，他在以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维托里奥威尼托区纪念日的爱国活动（即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周年纪念庆典）之后，便前往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在那儿，他向其他法西斯头目（朱塞佩?博塔伊、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和埃托雷?穆蒂）表示，他衷心希望英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纳粹德国，并且清楚地解释道，英国值得取得胜利，因为它代表着“高尔夫球的最高水平、威士忌和舒适的生活”。
不管多么瞧不上齐亚诺的轻浮草率，博塔伊还是在1943年7月25日和他一起投了票。1944年1月以前，他一直四处躲藏，等待时机加入法国的外籍军团从而抹去自己的法西斯记录。穆蒂死了，他是在1943年8月企图躲避皇家官员逮捕时被射死的。当时，人们普遍呼吁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府设在加尔达湖附近的市镇，但是帕沃利尼却支持把它设在萨罗。据一位很富同情心的历史学家称，他做出这种选择最根本的动机是对墨索里尼的崇敬。当然，到1944年1月的时候，这位来自于佛罗伦萨、其阶级和文化背景可与齐亚诺相媲美的帕沃利尼已经转变成一个“超级法西斯主义者”，并高声宣称他的昔日旧友最终应该受到惩罚。
然而，墨索里尼试图反对这样的报复行动。齐亚诺与埃达的婚姻情况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夫妻俩的生活里或许充斥着赌博、酗酒甚至毒品。但是，在1943到1944年间的危机中，埃达证明了自己对自己的男人、两个儿子的父亲、她始终深爱着的丈夫是忠贞不渝的（她这时仍然亲切地称呼他“公鸡”）。她质问、威胁、斥责自己的父亲缺乏家庭责任感并且残酷和怯懦。面对着自己最喜爱的女儿，这位领袖低下了头，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变齐亚诺的命运。另一位来访者看到了一个看起来“疲惫沮丧”的人；这位萨罗共和国的领袖用手努力压着胃部的痛处，他想解开衣领，好像呼吸有点儿困难。
但是，埃达的歇斯底里在她的母亲拉凯莱?圭迪那儿却不怎么管用。拉凯莱始终看不起齐亚诺，在她看来，这位拥有至上特权的少爷太腐化了，居然打高尔夫球。尽管拉凯莱做了20年意大利统治者的妻子，但她很珍惜自己的国母形象。她朴素、节俭、见识广博，对丈夫忠贞。1943年，她知道有人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她的忠贞后来发展成了对上流社会的妒忌和敌意，她相信人终有一死，而那些叛逆者应该受到惩罚。作为家族中真正“坚强的人”，她要让其他人认为她是从来不哭的。那些像帕沃利尼之类的在萨罗共和政府后面摇摆不定的法西斯主义分子，不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对拉凯莱表示称赞。博洛尼亚大学校长戈弗雷多?科波拉认为，新政府表明了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他写道，新政权必须用鲜血来巩固，而不应像“犹太教教士、共济会会员和女人”那样喜欢妥协。
齐亚诺是科斯坦佐?齐亚诺的儿子，1930年4月24日，齐亚诺与墨索里尼的大女儿埃达结了婚，婚礼豪华而奢侈。科斯坦佐?齐亚诺曾担任法西斯的交通部长、海军将领，是战斗英雄、民族主义者、里窝那的管理者。他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而他的投机生意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额财富。结婚以后，加莱亚佐?齐亚诺成为法西斯最阔气的年轻人，被认为是墨索里尼的指定接班人。他曾任驻华外交官，又相继担任了法西斯文化部长和外交部长，1943年2月开始担任驻梵蒂冈大使。齐亚诺是他那个时代的雅皮士，如果他不在办公室，那就很可能在优雅的海滨胜地或是罗马阿夸桑塔高尔夫球场找到他——他正是在阿夸桑塔遇见埃达的。齐亚诺深得罗马这个永恒之城里的年轻女贵族们的青睐，据说他与她们上床的频率甚至比墨索里尼臭名远扬的性征服纪录还要高。
齐亚诺有时穿着法西斯的黑衫并配上法西斯敢死队的吓人的装束（他实际并不是敢死队的队员，加入法西斯党的时间也没那么早），也尽力让自己的演说不比别人的差（尽管受到尖嗓音的限制）。在这些场合中，他宣称自己是“法西斯革命”的仆人和真正的信仰者。1939年11月4日，他在以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维托里奥威尼托区纪念日的爱国活动（即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周年纪念庆典）之后，便前往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在那儿，他向其他法西斯头目（朱塞佩?博塔伊、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和埃托雷?穆蒂）表示，他衷心希望英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纳粹德国，并且清楚地解释道，英国值得取得胜利，因为它代表着“高尔夫球的最高水平、威士忌和舒适的生活”。
不管多么瞧不上齐亚诺的轻浮草率，博塔伊还是在1943年7月25日和他一起投了票。1944年1月以前，他一直四处躲藏，等待时机加入法国的外籍军团从而抹去自己的法西斯记录。穆蒂死了，他是在1943年8月企图躲避皇家官员逮捕时被射死的。当时，人们普遍呼吁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府设在加尔达湖附近的市镇，但是帕沃利尼却支持把它设在萨罗。据一位很富同情心的历史学家称，他做出这种选择最根本的动机是对墨索里尼的崇敬。当然，到1944年1月的时候，这位来自于佛罗伦萨、其阶级和文化背景可与齐亚诺相媲美的帕沃利尼已经转变成一个“超级法西斯主义者”，并高声宣称他的昔日旧友最终应该受到惩罚。
然而，墨索里尼试图反对这样的报复行动。齐亚诺与埃达的婚姻情况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夫妻俩的生活里或许充斥着赌博、酗酒甚至毒品。但是，在1943到1944年间的危机中，埃达证明了自己对自己的男人、两个儿子的父亲、她始终深爱着的丈夫是忠贞不渝的（她这时仍然亲切地称呼他“公鸡”）。她质问、威胁、斥责自己的父亲缺乏家庭责任感并且残酷和怯懦。面对着自己最喜爱的女儿，这位领袖低下了头，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变齐亚诺的命运。另一位来访者看到了一个看起来“疲惫沮丧”的人；这位萨罗共和国的领袖用手努力压着胃部的痛处，他想解开衣领，好像呼吸有点儿困难。
但是，埃达的歇斯底里在她的母亲拉凯莱?圭迪那儿却不怎么管用。拉凯莱始终看不起齐亚诺，在她看来，这位拥有至上特权的少爷太腐化了，居然打高尔夫球。尽管拉凯莱做了20年意大利统治者的妻子，但她很珍惜自己的国母形象。她朴素、节俭、见识广博，对丈夫忠贞。1943年，她知道有人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她的忠贞后来发展成了对上流社会的妒忌和敌意，她相信人终有一死，而那些叛逆者应该受到惩罚。作为家族中真正“坚强的人”，她要让其他人认为她是从来不哭的。那些像帕沃利尼之类的在萨罗共和政府后面摇摆不定的法西斯主义分子，不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对拉凯莱表示称赞。博洛尼亚大学校长戈弗雷多?科波拉认为，新政府表明了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他写道，新政权必须用鲜血来巩固，而不应像“犹太教教士、共济会会员和女人”那样喜欢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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