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余英时

能有机会为《周有光百岁口述》写序，这是我最感荣幸也最觉高兴的事。

20世纪是中国人受苦受难的世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在这样一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漫长乱世中，竟有一位百二高龄的老人将他一生的经历，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思路之清晰，判断之明确，丝毫不显衰老之象，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何况这不是普通的老人，而是世界知名的汉字改革家周有光先生！

有光先生的《汉字改革概论》不但有精审的日译本，其中重要的篇章也有德译本和英译本。今天汉字拼音已通行全世界，有光先生从1955年起便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担任拼音化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是贡献最大最多的主将。所以今天一提到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无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首先便会想到有光先生的大名。几年前，美国名作家何伟（PeterHessler）担任《纽约客》(NewYorker)驻北京记者，他为了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的前因后果，便费了好几天的工夫对有光先生进行专访。有光先生许多精辟的见解现在都已收在何伟新著《甲骨》（OracleBones，NewYork：HarperColins，2006）中了。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对于这样一位百龄老人的口述自传，我们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

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学一方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另一方面又直接读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学；两年圣约翰大学则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他在圣约翰时期已决定以经济学为专业，以后在光华大学和到日本京都大学深造，都一直没有改变。抗战时期，他进入银行界工作，以实际经验与书本知识相结合，他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当然更深入了。更难得的是他战后到美国信托银行就业，仍孜孜不息地利用业余时间在图书馆中自修经济学。他为什么如此钟情于银行、货币、国际贸易等等科目？这并不是因为他贪图银行界的高收入，如果惟此是图，他便不会在1949年冲破一切阻力回归中国了。早在大学时代，他已建立了一个坚固的信念，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他认定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最后必然要归宿到经济建设，他决心献身于这一崇高的目的。

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于"民主"和"科学"。但是他追求"现代"而不鄙弃"传统"。对于五四运动中一股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思潮，他却不表同情。此中关键便在于他自始便重视"建设"，而不肯随波逐流地走"破坏"的路向。很显然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是怎样使中国的传统逐步转化为"现代"。他从来没有相信过那种粗暴的狂想，认为只有把"传统"摧毁得一丝不剩，然后中国才能开始"现代化"。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