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九五二年四月初，湖北省红安县。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鲁中南军区司令员的贺健将军，回到离别二十年的故乡——华家河镇喻家畈村。

将军四十一岁，身高一米七二，体形稍瘦，肤色微黑，腰杆挺直，神态威严。他身着黄呢子军装，脚穿黑色皮鞋，手里拿着帽子，步履轻盈，走在乡间的土道上。十八岁的警卫员小李，左肩右斜挎着二十响驳壳枪，右肩左斜背着棕色牛皮公文包，腰扎牛皮子弹转带，打着绑腿，足蹬翻毛皮靴，干净利索地远远跟着首长。

四月的鄂东北地区，春寒乍暖，田里的秧苗已经泛青。将军举目向北望去，大别山①由西向东，再折向南，山脉走势和轮廓，隐隐显现。高耸入云的天台山，则躲入雾中，不露本色。阳光下，光秃秃的大别山，裸露着巨石、沟壑、山脊。将军眉头紧锁，脸色沉重。

将军知道，昔日的大别山，森林茂密、古树参天、地势险要、野草丛生，是红军打游击的藏身宝地。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四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主动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三十万蒋匪军对苏区实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山林砍光了，民房烧光了，抓住的红军家属杀光了。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后，鄂豫皖又被日本鬼子烧杀淫掠占了六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军逐鹿中原，对大别山战略要地，对峙双方，恶战不止，最终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连年战火不断，应了一句湖北方言，大别山真是“遭孽哟”。

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有一种大别山情结。贺健将军怀念大别山，更怀念牺牲在大别山下的战友们。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贺健将军参加赤卫队，打了一生中的第一仗，用鱼叉杀死了第一个敌人。带领他打关山徐家红枪会的黄麻起义领导之一，黄安县赤卫队总队长赵锡吾②同志，就牺牲在大别山下。

一九三O年七月，贺健将军参加红军，任红一军一师三团团部通信员。他的第一位首长，待他亲如兄长的团政委江竹溪③同志，也牺牲于此。

想到这些，将军归乡的喜悦之情荡然无存。将军默默地望着东北方向的鄂豫皖苏区首府，七里坪、新集、红安，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离喻家畈村尚有二里地，一位白发苍苍、身穿黑色棉布长袍的老年妇女，站在土道旁。将军走过去，一眼就认出是母亲喻吴氏。将军轻声说：“娘，我是安良，我回来了。”娘望着儿子，突然抡起胳膊，打了将军一个耳光，骂道：“你个没良心的，你还知道有个家，你还知道有个娘。”说完，一头扑入将军怀中，双手抱着将军的脖子，双肩颤抖，失声痛哭。将军望着吃苦耐劳、善良贤慧的母亲，紧咬双唇，木讷无语，眼睛却有些湿润。

半晌，母亲止住了泪水，拉着将军说：“安良，快走，县里昨天打电话，说你今天回来，乡里领导和乡亲们都等着你呢。”

母亲拽着将军迈进老家大门，院内响起鞭炮声。小小院子挤满了人，大家掌声不止，欢迎将军回到老家。母亲拨开众人，拉着将军走入东屋，操起一把做饭烧菜的铁铲，对着北墙的中腰部，狠狠敲砍起来。一时泥土飞溅，灰尘暴起，弄得大家一头雾水，不明白老太太要干什么。

外墙皮铲掉，母亲伸手从里面掏出一个书本大小，两面用硬纸板粘牢的黄板夹子，用手撕开递给将军，说：“安良，你看看。”

将军打开一看，里面夹着两张鄂豫皖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④。一张面值壹元，一张面值伍角。还有一张将军身穿便衣，剃着学生头的照片。

将军戎马一生，身经百战，从来流血流汗不流泪，是条真正的硬汉。望着完好无损，母亲保存了二十年的旧物，将军的泪水，再也止不住流下来。

将军清楚记得，一九三二年十月底，红四方面军西撤攻占郧县，部队休息了半天，准备继续西进，攻占漫川关，向陕西方向实施战略转移。贺健将军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的警卫员。他心里明白，部队冲过漫川关进入陕西，再想打回鄂豫皖，几乎是不可能了。他偷偷把身上仅有的壹元伍角边区币，一张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黄安县城第二次解放，并被命名为“红安县⑤”时照的照片，寄给家中的母亲。将军知道，在白色恐怖中，保存这些东西，母亲要担多大的风险。将军更知道，母亲用生命保存下来的两张边区纸币，其革命文物的史学价值，无法估量。

母亲对将军说：“安良，把它带走吧，好好带兵，好好打仗。”

时隔五十多年，贺健将军的秘书唐春林上校，把这个故事写成《将军母子情》，发表在《解放军报》和沈阳军区《前进报》上，贺健将军一时名动全军。

贺健将军真名叫喻安良，生于一九一O年八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将军到山西省赵城县友军工作，出于保密和便于工作的目的，经组织批准，喻安良改名为贺健。令人不解的是，将军终生不愿意把贺姓改为喻姓。将军的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加上孙子、孙女，统统姓贺，竟没有一人姓喻。

贺健是一位令人猜不透的传奇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