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政治家素描
第一章 四人委员会，巴黎，1919年
在四人委员会中，克里孟梭无疑是最卓尔不群的一位，他对同僚们了如指掌，他自有见地，而且深谋远虑。在混乱不堪的环境下，他的年龄，他的性格，他的才智，还有他的相貌，都充分展示了他公正无私、态度鲜明的形象。人们无法轻视克里孟梭，也不可能厌恶他；只是，出于文明人士的天性，人们可能持有相异的观点，或者不同的看法。
克里孟梭的外表和举止，现在是公众所熟悉的。在四人委员会里，此君身穿黑色双幅厚布制成的考究的燕尾服，灰色羊皮手套裹着他的从不露出的双手，他的靴子是用厚实的黑皮做的，质量极佳，可是样式土气。令人诧异的是，他靴子前部有时不系带子，而是用扣环扣起来。在总统府的房间――四人委员会的例会即于此处举行（不同的是，他们在下面一个较狭小的房间召开私人秘密会议），他的座位是对着壁炉的一把锦缎方椅，正好处在一个半圆弧的中间位置上。西格纳・奥兰多坐在他的左首。总统挨着壁炉，首相则在克里孟梭对面壁炉的另一侧，位于克里孟梭右首。克里孟梭不带文件和公务包，也不携私人秘书，但有几位法国部长和官员陪在他身边，他们往往同眼下的特定事务有关。他的步履、他的手势以及他的嗓音，都显出精力匮乏的老者形象，尤其是在受过攻击之后，他自己很少讲话，而是由他的部长们、官员们就有关法国的问题作初始发言。他常常是闭着双眼，仰靠在椅子里，羊皮纸似的脸不露声色。简短的一句话－－或者是决策性的或者是嘲讽性的，一般就足够了。这句话可能是一个提问，也可能是一个被他的部长不小心遗漏的情况――这位部长的面子是不会被照顾的。
劳埃德・乔治在用英语发言之后，会在它被译为法语的间隙里，经过炉前地毯去总统那边，在私人交谈中来强化他的论点，或者脚搓地板以示妥协。总统的顾问们挤在他周围，一会儿之后，英国专家们凑过来，了解结果如何；接着，法国人驾到，惟恐别人正背着他们搞什么名堂；直到最后，他们两种语言的谈话声混成一片。克里孟梭，沉默地、冷淡地居于外围－－因为还未出现任何触及法国安全的问题，但却以一种讥讽的、近乎调皮的神气综观着这种场面，最后，当一切重归于寂静，人们各复其位时，会发现他已毫无踪影。
犹如佩里克莱对雅典的感觉一样，克里孟梭感到了法国独特的价值，如将其他一切国家看得无所谓，但他的政治理论是俾斯麦似的。他只有一个梦幻――法兰西；他也有一个非梦幻――人类，但至少不包括法国人和他的同僚们。他的和平原则可以被简单地表述如下。首先，就德国心理而言，他坚信，除了威迫之外，德国人是不懂妥协的，也不会妥协，他（指德国人――译者注）在谈判中没有丝毫的大度或悔恨，没有什么利益是他不想从你这里攫取的，为了利益他可以自贬身份，他谈不上什么荣誉之感、自尊之心或仁慈之情。因此，你永远不要同德国人谈判或和解；你必须命令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清楚克里孟梭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特点为德国人所独有。强权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战争或者战争的目标，没什么太新颖的东西可学；如同往日一样，英国摧毁了一个个贸易对手；德国之光荣同法国之光荣之间进行的尘世争斗，已经翻过了宏伟的一章。出于审慎，需要给予愚蠢的美国人和虚伪的英国人的“理想”以某种不实之惠；但是，认为在这世界上有容纳国际联盟的很大空间，或者任何关于自决原则（除非作为出于各自利益而安排势力均衡的天才方案）的想法，都是愚蠢的，因为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然而，这些不过是原则而已。为了追寻克里孟梭的“和平”－－他认为对法国的势力和安全而言的必要的“和平”――的实际细节，我们必须溯回到贯穿他一生的历史性起因。在法德战争前，法国和德国的人口近乎相等；但是，德国的煤炭业、钢铁业和运输业尚处于幼年阶段，而法国在财富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即使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在这两个国家的真实资源之间也没有很大差别。不过在干预时期，相对地位产生了彻底性的改变。至1914年，德国的人口几乎比法国多70％；她已变为世界上最早的制造与贸易国之一。她的技术技巧，她生产未来财富的方式方法，无可匹敌。另一方面，法国的人口却趋于停滞或减少，在财富及其生产能力上已严重落后。
这样，尽管法国在当前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得益于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但在一位认识到欧洲内战将是周期性的人看来，她未来的地位仍将是不确定的。根据这种观点，欧洲历史将是永恒的争夺战，法国虽然打赢了这个回合，可这个回合肯定不是最终的回合。基于这种看法――旧秩序并未根本改变，因为它根植于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基于随之产生的对国际联盟所代表的全部教义的怀疑态度，法国和克里孟梭的政策就显得合乎逻辑了。因为，在总统“十四点”那种思想模式所主张的宽容公平、平等相待的和平的基础上，只会产生出这样的结果：使德国的恢复期缩短，使她再一次凭人多势众和丰富的资源而对法国形成压力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所以，“担保”的必要性就产生了。所采取的每项担保，通过渐增的愤怒和随之而来的德国复仇的可能性，使更多的强制条款显得有必要了。这样，一旦这种世界观被接受而另一种世界观被抛弃，一种对迦太基式和平的需要就不可避免，并为实施它而需要最大限度的临时权力。因为，克里孟梭没有故作姿态地将自己限制于“十四点”，而往往将这类表面文章在必要时主要推给别人，以照顾总统的良心和面子。
这是一位老人的政策，他最鲜明的印象和最生动的想象系于往昔，而不是面向未来。他从法国和德国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由向新秩序奋斗的人类丈明和欧洲文明出发。这场战争，以某种同我们不同的方式震撼他的感觉，他既未预期也不希望我们处于一个新时代的门口。
然而凑巧的是，事情不仅是理想问题。迦太基式和平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产生这种想法的人，尽管对经济因素认识得很清楚，但忽视了将支配未来的更深层的经济趋势。时钟无法被拨回，不调整欧洲结构中的这些倾向，你就不可能使中欧回到1870年；释放突破边界和种族的这种人类的和精神的力量，将不仅摧毁你和你的“担保”，而且会击溃你的制度和你的社会的现存秩序。
这种政策是借助何种障眼法代替了“十四点”的？回答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它取决于性格和心理因素，也取决于环境的微妙影响，而这些是难以探究、更难以描述的。然而，如果说单独某个人曾经发生影响的话，总统的溃败就是历史上决定性的教训之一，我必须设法来解释它。
1918年11月，福什的军队和威尔逊的言辞，使我们从正吞没一切希望的处境中突然解脱出来。无论作何预测，看起来局势都是有利的。胜利是如此彻底，以致在事情的解决中毫无担心和害怕的必要。敌军信任庄严的和约而扔下了武器，和约被视为和平的证书，其条款似乎将确保解决问题的公正和宽容，确保从破碎的生活中恢复过来的合理希望。为使这一保证更为确切可靠，总统亲自前来，在他的作品上加盖印章。
当威尔逊总统离开华盛顿时，他陶醉于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遍及全世界的威望和道义影响。他大胆而审慎的言辞传给欧洲人民，盖过和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家的声音。敌方的人们相信他会贯彻他与他们的约定；协约国人民不仅把他当作一位胜利者，而且几乎把他当作一位先知来感激他。除这种道义影响之外，真实的权力也握在他手中。美国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具有优势，欧洲在食品供给上完全依赖美国；在财政上，她更是绝对地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不仅欧洲对美国的付债超出了偿还能力，而且，只有再次实施巨额援助才能把她从饥饿和破产中拯救出来。
这种幻觉之破灭是如此彻底，以致一些最为相信的人几乎不敢谈起它。这会是真的吗？他们问那些从巴黎归来的人，条约真像它看起来那么糟糕吗？
然而，起因非常普通和合乎人性。总统不是英雄或者先知，他具有其他人的很多弱点；在会议上予与取、面对面的角逐中，他缺乏支配性的智慧武装，这种智慧武装对于对付那些复杂的、危险的诱惑者是有必要的。对这种游戏，他毫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