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人世间

　　　　　　　　落叶片片

　　　　　　　　带来了

　　　　　　　　是旧恨？

　　　　　　　　是新愁？

　　　　　　　　你若是悄悄地来，

　　　　　　　　为何不悄悄地走？

　　　　　　　　　　　　　　　　　　　　　　　　——《落叶》

父母的婚姻

　　我是1925年6月23日在中国北京有名的协和医院出生的。当时的北京还称为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定都北平后，才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陈家祖籍原为福建，后经祖父陈庆云移居至广东南海。

　　祖父是商贾，年轻得志，做过中国招商局局长，在任时认识了外祖父。祖母曾氏和外祖母邱氏当时都怀着孩子，于是两人相约若是一男一女则结为亲家，若是两个男儿将让他们结为兄弟，若同是女的则结为姊妹。其后陈家得子、廖家弄瓦，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说是指腹为婚。

　　我的母亲廖香词和她的兄弟姊妹多在欧美上学，父亲陈应荣也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得了法学博士，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深受欧美文化影响。母亲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读音乐和绘画，对于欧洲有一分情缘。她对于中国的盲婚自然有莫大的反感。父亲是长子，13岁丧父即被寡母送到英国的伦敦读书，也深受英国习俗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奉父母之命”自欧洲回家，其时外祖父在古巴当公使，结果父母便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了婚。

　　外祖父母虽是西化但不脱离传统习俗，而父母年轻西化，可能都希望自由婚姻。但清末民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代，中国仍是非常封建的社会。母亲是由外祖母亲自到罗马把她带到古巴去的；父亲也奉母命自伦敦回国省亲，然后自广州到古巴。这些往事都是我的九姨亲自告诉我的。

　　外祖母邱碧桐三代都住加州，她是在加州受的教育，当然非常西化。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加州结婚后才随着外祖父回到中国，我记得外祖母为了要学习中文，还请了一名中文教师；那位标准京片子的中文教师除了教授外祖母中文之外，也跟着外祖母学习英语和法语。

　　廖家20年代在北京是大户，外祖父母又喜欢交际。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在古巴当公使（其时两国没有交换大使，公使就是全权大使），交了不少外国朋友。我的父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婚，据说婚礼举行时遇到使馆的道路都封锁了，以便客人出入。九姨、十姨当年是花童，父亲穿着大礼服，母亲梳着西式的卷发，穿着一套在巴黎特别订做的白纱通花嫁衣，非常漂亮（父母的结婚照是我在多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仅存的家庭照片之一）。

　　母亲未嫁前和三姨都在英国女校读书。又到意大利学音乐和艺术（母亲弹钢琴，画油画，三姨学音乐）。据九姨在母亲去世后告诉我，母亲在英国伦敦认识了一位英国贵族，交情颇深，对于父母的指腹为婚提出过抗议。当时父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也已在牛津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和母亲很少接触。母亲和三姨这对姊妹在欧洲过着青春少女的梦幻时光，不愿回家，但父命难违，只好乖乖地回到古巴。母亲在古巴结婚，一年后三姨和姨丈沈觐鼎在北京结婚。

　　父母亲结婚后，父亲又到美国纽约和华盛顿深造，学习新闻工作。我的大姐陈静宜就是在美京华盛顿出生的。两年后父母亲带者两岁的女儿回到北京，投靠外祖父，那是一个短暂大家庭生活的开始。

　　外祖父母家中的大宴会我还有些印象：我和姐姐在楼上偷看楼下舞厅的俊男美女闻乐起舞，并躲在门后偷听母亲弹琴、三姨唱歌。我们姊妹两人有时也不禁拍着小手助兴，直到老妈子半拉半扯地把我们送到睡房睡觉为止。

　　廖家不但排场大，而且又有几朵待字闺中的金花，当然惹来不少惨绿少年。顾维钩、叶公超和当年年轻的外交家是廖家的常客，这些故事都是后来叶公超告诉我的；当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诉我不少住事。10多年前我也从三姨丈那儿打听到一些零星后事，但这些年来他年岁大了，记忆力衰退了．所记不多。另外己故的刘锴、郑宝南也是常客。郑宝南在担任驻意大利代表时，我还带着女儿去罗马访问过他，他殷勤地招待我们，我们还在罗马的大喷水地中抛下了银市，许个希望再访罗马。那是1960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访意大利时郑宝南已退休回台北。我在台北多次见到过他，现在他也作古了。

　　当外祖父出使日本时，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散了。而父亲因为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教务长，我们也跟着搬了家。那时我们住在东城贡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宽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还记得大门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围墙，来客进入大门后须经过一条长廊，这些长廊是人力车和马车停放的地方，长廊的尽处另有一道门，两旁是听差和车夫休息的地方，通过第二道入口才入正房。我们在那儿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对这栋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了眼睛还能依稀记得那房子的结构、桂花开时的馨香、秋天梧桐叶落满地的景况，一切仿如昨日。

　　当年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务长，并兼任英文系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对于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记得每逢周末常有学生到家来向父亲讨教，有时假日也常有些教授来家串门子。父亲喜为人师，我相信这是他一生较为愉快的时光。

　　夏天我们全家到北戴河避暑，当时还没有冷气机，只有风扇，六月天北京最热，七月是暑天，到了八月就开始凉快了。

　　那时北京人口不像现在人满为患，空气也没有大污染，虽然还是烧煤球时代，但厨房和起居室隔离得很远，因此对于所谓“空气污染”这个名词还未用着。

　　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佣人、车夫、门房、厨子和听差，之外还有负责打扫、洗熨衣服的老妈子，当年还没有洗衣机，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单……，都靠老妈子的双手去洗熨；夏天有太阳，衣服可以在户外吹干、晒干，冬天的衣服常得在炉边烘干。这个习俗在中国大城市当然已由洗衣机、烘衣机取而代之，但在穷乏的乡下农村则没有多大改善，一切还得要靠老天爷。